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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非洲生意是怎么做的吗(二)

 susanjacky 201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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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跟安竹联系,已经是一年之后了。电话里面他说自己又离职了,想问一下我的情况。

我同两个合作伙伴刚刚创立了一家公司,在非洲销售手机。三个月前,公司在非洲的马拉维派驻了第一个员工。现在,公司雄心勃勃,想去马拉维稳固一下公司的发展,然后在赞比亚拓展业务。

我对赞比亚并不了解,更没有合适的人选去掌管这里的业务。于是,我对安竹说,加入我们吧。

我们又多买了一张安竹的机票,踏上了非洲之路。

你知道非洲生意是怎么做的吗

马拉维是赞比亚的邻国,人均GDP一年只有200多美金,现在刚刚结束总统选举,一个新的总统上台。

这是安竹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新鲜的冲击让人兴奋。他告诉我一个现象:马拉维很多当地人穿的T恤都是美国某所高中的学生校服,或者是某个组织的文化衫,有一次他竟然发现了他读过的高中的文化衫。于是,每天走在街道上,他都会偷偷拿出相机拍照,拍各种不同的文化衫。

后来,我也去拍非洲人穿的T恤,当你看到非洲人的衣服上面,有的写着“富士康”,有的写着“平安财险”时,真是非常有趣。之前,他们穿欧美的二手衣服,现在,穿中国来的二手衣服。

安竹一直保持拍照的习惯,他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在马拉维的首都利隆圭,一些国外的商人建了酒厂,制造一些非常廉价的酒精饮料,供应当地市场。为了扩大销量,他们把酒精饮料做成小包装,这真是一个灾难,因为很多孩子会去买这些廉价饮料,也导致了对酒精上瘾,一些饮料含有工业酒精,发生了多起中毒致死事件。政府虽然想制止酒厂生产小包装的饮料,但在这样的国家,法规的执行异常艰难。

安竹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后,他就去拍人们扔在地上的酒精饮料包装,相机里存有形形色色的包装照片,其中也有中国的厂商生产的,当安竹给我看照片的时候,我会有隐隐的不快。

在马拉维,也有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我们会带安竹去跟不同的中国人聚会。人们很少见到中文这么好的美国人,在餐桌上,中国人有时会对安竹讨伐美国,有时会让安竹背诵一段中文文章,他开始背诵朱自清的散文《匆匆》,第一次,他甚至能够背诵全文,后来就越来越少,有一次,在我们都等着惊叹的时候,他只背了第一段。后来,安竹就没有再进行过这种表演。

安竹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利隆圭的citycenter是当地的一个购物中心,我们会坐在那里喝啤酒,听当地艺人弹着木吉它唱歌,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艺人,二十多岁,患有白化病,人们已经完全看不出他的肤色。安竹了解到白化病人在当地的状况:这些人一般很难找到工作,不仅如此,当地人认为白化病人的器官有某种神奇的作用,因此,有的白化病人会被劫持,割掉胳膊或者腿,有的死后还会被掘走尸体。

安竹对这类问题刨根问底,有时我会把它看成发达国家国民的高傲,站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去俯视落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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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赞比亚的第一天,我们在一户当地人家吃晚餐。主妇的儿子在上海读书,是安竹的朋友,做客那天,她想借机把侄女介绍给安竹。就餐时主妇问了我一个问题:是否中国人喜欢吃狗肉?原来,几个月前有一些中国工人请当地人给死狗剥皮,大吃狗肉,此事上了当地的新闻。

赞比亚虽然落后和贫穷,却并不单一。

Great East是卢萨卡的主干道,这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时期修的水泥马路,路边移动运营商推广4G移动网的广告则让你觉得这里发展很快。路边有印度人修建的大型购物中心,出入着本地的有钱人,他们大多是公务员;这里的白人大多是一些联合国和NGO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欧洲游客;也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是一些商业机会的掘金者,或是中国企业的员工。

我们公司的发展开始并不容易,为了注册公司,一次次地跑政府机关,一次次被可笑的理由敷衍,效率低下。一天,在当地最大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就登了一则中国人行贿当地官员的新闻,标题是“中国承建商是行贿专家”。中国人在赞比亚承建很多工程,修路,建体育馆,建开发区,有利于当地发展,不幸的是,一些承建商为了得到工程项目的承包权,去行贿当地的官员,甚至中国形象因此受损。

赞比亚的团队一起聚餐 (图/刘文)赞比亚的团队一起聚餐 (图片提供/刘文)

那天去超市买食物,路上我们车开快了一些,一个北非人在车里拿出这张报纸摇着,表示对我们的抗议。后来几天,我们都不好意思出门。

各种压力下,也许我太过敏感,会被一些小的事情伤害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

一次在路边,安竹买了一个老女人的食物当早餐,我跟他讲你不要吃,这个太脏了,他回答我说,这总比中国的食品更安全一些吧。

在工作上也发生了冲突。公司需要在当地招聘一个司机,在报纸上发布了招聘启事后,前来面试的络绎不绝,我们只要一个司机,可一天来面试的有几十个,很多人都是带着亲手写的简历和求职信,换上他们最好的西装,辗转乘坐几次巴士,来我们办公室递交简历,拒绝他们非常困难,安竹一个接一个地面试,可谓精挑细选。

没有想到,安竹把一个有7个孩子、年纪58岁的老人作为首选,这让我大为光火,即使再动恻隐之心,我也无法接受一个如此年龄的老人在一个创业的公司,安竹列举了他的种种优点,例如,他不仅有很长的驾驶经验,还懂得修车,也懂得急救,他在津巴布韦的军队工作过六年。我想安竹列举的理由也许并不是他真正内心所想,这个老人总共养过14个孩子,现在还有7个孩子,亲戚养不活的孩子的都送给他了,安竹虽然职业,但是他的善良会在潜意识中左右他的决定。不管安竹如何坚持,我最后还是拒绝了。

还有一次,会计闲聊时问安竹为什么来非洲做生意,安竹讲,他是为了不同的人生体验。会计又问他,你的合作伙伴为什么来这里?安竹讲,这个我也不知道,也许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庭过更好的生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这个回答触动了我的神经,我质问安竹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明明说过,是想在非洲做一家能够带来改变的公司,不只是为了赚钱,不是养家糊口,如果仅为了家庭,我们完全不要到这种地方来。

我们一次一次地冲突,身心疲惫,不过在非洲的好处是,你在这里没有其它可以依靠的人,只能一次次的和好。某个深夜,我们照例喝着Mosi,望着非洲深邃的星空。安竹说:我们如果是同事,就不能是朋友,刘文,你总不明白这一点,看来我们难以合作很长时间,我帮你三个月吧。

那时,我觉得我不能失去安竹,我说:三个月不够,我要一年。

安竹想了想,他说:好,我做一年。

我要回到中国了,走之前,我细致地罗列了所有对安竹的要求,例如,恪守每天的日报,个人喝酒的消费公司不做报销,非休息日不能饮酒等,我写了很多,我想好好跟安竹谈一谈,但到了最后,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发现我能选择的就是两个字:宽容。

我回到了上海,安竹留在赞比亚,他自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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