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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歌
发表于 今天13:55
看到感人的电影场景，眼泪突然就从眼眶满溢；拥抱许久不见的恋人，不由自主地就傻笑起来；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便怒气翻腾地咬紧了牙关……是什么赋予了我们多样的情绪？在最近上映的皮克斯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五位性格各异“情绪特工”。 在电影主人公、11岁的小女孩莱莉脑中，活泼开朗的“乐乐”（Joy），阴郁消沉的“忧忧”（Sadness），脾气火爆的“怒怒”（anger），胆小易惊的“怕怕”（fear），和一脸嫌恶的“厌厌”（disgust）操纵着她的情绪反应。他们陪伴着莱莉成长，塑造着她的个性。
通过精致的编排和喜剧性的展现，《头脑特工队》叙述了一个动人的成长故事，并在其中融入了一些神经科学的基础原理。这使不少神经学家都撰写博客，对这部好作品进行点评。 然而，我们的大脑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熙攘的“笛卡尔剧场”——五颜六色的头脑特工，功能华丽的行为控制台，简单对应某种情绪的记忆光球，都并不是我们每时每刻面对的现实。我们对情绪的所有感受和应对，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且，我们需要处理的状况，远比乐乐、忧忧她们所经历的复杂得多。 乐忧怒怕厌？人的情绪可比这丰富多了当同伴给你递来香口胶，你抽出一条却发现上面趴着只“蟑螂”，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什么？没错，既不是喜悦恐惧，也不是愤怒悲伤或厌恶，而是惊讶。我们很容易发现，电影呈现的“脑内小剧场”是一个简化了的情绪系统。在现实中，我们的情绪更加丰富多样——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情绪”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特异性的物理感受，常被称作“情感”；二是有意识性的感觉，常简称为“感觉”。 普遍的观点认为，感觉主要由大脑新皮层（尤其是前额叶）来控制，而情感是比较原始的生理反应，往往不需要意识的主动参与，而主要由大脑新皮层之下的结构负责处理。 光看“感觉”部分，我们就能体会情绪有多么丰富多彩。基本的感觉就有8种：喜悦、接受、恐惧、惊讶、悲伤、厌恶、愤怒、期待。而这之下，惊讶和恐惧带来敬畏，惊讶和悲伤带来失望，悲伤和自我厌恶带来懊悔，愤怒和厌恶带来轻蔑，愤怒和期待带来侵略性，喜悦和期待带来乐观，喜悦和接受带来爱，恐惧和接受带来服从……
所有这些情绪，都是重要的虽然这一堆情绪“生来平等”，可就在你读到它们的名字时，你大概就已经给它们分了三六九等：开心当然好啦，失望就不太想要，惊喜挺棒的，哀愁就算了吧。 我们很自然地将它们分成“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对喜悦和快乐趋之若鹜，而面对悲伤、愤怒、恐惧、厌恶等情绪，则想要全力逃离。但事实上，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的情绪，对人们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有时候，“负性”情绪的地位更加重要。 科学界常常使用“情绪面孔”来诱发不同的情绪感受。研究者发现，快乐和悲伤的面孔常被当做“无威胁刺激”，它们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这副面孔或者面前这个人本身上。而恐惧和愤怒的面孔常常作为“威胁刺激”，通常会使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四周（确认环境中是否存在威胁因素）或者我们自己（确认我们是否成为了面前这个人的威胁）。 一些早期的研究证实，人们识别象征这威胁刺激的面孔，要远比识别非威胁刺激的面孔快得多。这些结果提示了愤怒和恐惧等情绪的重要性——它们直接关系到人类是否能够迅速探测到环境中的威胁，从而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增加生存概率。毫无疑问，在一头饥饿的狮子向己方靠近时，能迅速从同伴的恐惧表情中了解事态并做出反应的人更可能活下来。对情绪的识别和判断，是人类重要的生存技能。 悲伤也一样。在《头脑特工队》里，作为领袖的“乐乐”最终明白，在某些特殊时刻，忧忧比自己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悲伤情绪能带来另一种与团队凝聚力最为相关的情绪——共情（empathy）。 早在1988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姆·富尔茨（Jim Fultz）就在实验中发现，大学生的同情心和悲伤情绪有着强烈的关联。2011年，加拿大心理学家班德斯特拉（N. F. Bandstra）也在研究120名1-3岁的儿童观看视频的反应时发现，这些孩子会更容易对悲伤的刺激表现出沮丧情绪。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一个人在遭受痛苦或者逆境时流露出的悲伤情绪，更容易激发旁观者的同情心。我们悲伤流泪，不仅仅是对自己情感的宣泄，也是在对同伴发出一种求援信号，希望得到同伴的理解和支持。在人际纽带的建立上，分担悲伤与分享快乐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每种情绪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也有利于我们更健康地生活。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谨慎对待每一种情绪的爆发，使它们协调地建设我们的生活，而非打乱它。 管理情绪，可以从控制身体开始也许你没有上过专门的课程去学习如何当自己的“头脑特工”去协调各种情绪，但回头看看，你会发现自己在多数情况下都做得不错。尽管没有绚丽的“控制台”，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方法来控制情绪。 1884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丹麦心理学家卡尔·朗格（Carl Lange）分别独立提出了James-Lange理论，指出是物理感受（情感）催生了感觉——生气是因为我们颤抖，恐惧是因为我们战栗，伤心是因为我们哭泣。这个理论认为，如果我们停止哭泣，悲伤就会逐渐减轻。 2009年，美国研究者约书亚·戴维斯（Joshua Ian Davis）的研究似乎支持了詹姆斯的观点。在研究中，戴维斯让志愿者观看带有不同情绪的视频——呈现正性情绪的《美国搞笑家庭视频》，呈现负性情绪的《恐怖元素》，和中性的纪录片片段。研究者要求一部分志愿者在观看时尽量减少面部动作，而对另一部分志愿者不作要求。在看完视频后，研究者记录下志愿者们自主报告的情绪状态，发现被要求克制面部动作的人，感受到的情绪要显著更低，对负性情绪和中性情绪的感受尤其如此。这意味着，抑制面部表情会降低我们对情绪的体验。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的确无师自通地使用着这样的方法来克制自己情绪：利用咧嘴笑来中和满腔无奈，通过深呼吸来平复将要爆发的怒气，不胜枚举。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情绪的生理反应，我们就能够对不同的情绪收放自如。 情绪产生的前提，是人对环境的评估然而，詹姆斯的理论并不能解释情绪的全部来源。除了身体反应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了意识对情绪的作用也同样重大。 1927年，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和菲利普·巴德（Philip Bard）发现下丘脑对情绪调节的重要作用。当下丘脑损坏时，实验动物不论怎么被挑拨都不会发怒。另外，如果移除对下丘脑有抑制作用的端脑，动物便很容易进入强烈的愤怒状态——这种状态只是单纯的情绪表现，而不会引发攻击行为，因此被称为“假怒”。这提示，情绪的特征取决于下丘脑的活动形式。这些结果催生了另一种情绪理论——Cannon-Bard理论：情感和感觉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依靠某些关键脑区来进行信息整合和反馈。 到1960年，斯坦利·沙克特（Stanley Schachter）发现情绪反应会受到心理预期的干预：他事先告诉实验组的志愿者“注射肾上腺素会有包括心跳加快在内的副作用”，而对照组则不作提醒。在进行注射后，两组实验者分别进入令人厌恶的噪音环境或令人愉快的轻松环境。沙克特发现，对照组在这些环境中表现出了正常的恼怒或喜悦情绪，而实验组的情绪反应则被抑制了——因为他们将这些反应归结于药物副作用。 这些结果突出了脑对情绪的影响。沙克特认为，先入为主的意识能促进或抑制随后的情绪反应。我们首先感受到了生理性的情感变化，然后从大脑中寻找一个感觉标签去定义这个情绪——同样是感到紧张，浑身冒汗，如果此时的情景是一把枪正指着我，我会认为这情绪是恐惧；如果此时是我心仪的人正在向着我露出甜蜜微笑，我会认为这情绪是恋爱。
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提出，我们所谓的情感状态，实际上主要是大脑构建出来，用以诠释身体反应的一个“故事”。换言之，是大脑对环境的评估结果，决定了被激发的情绪是什么。 因此，改变对特定事物的看法，我们也就能够改变之相对应的情绪。那段曾让你既悲且恨的初恋，会在大脑的评估变为“释怀”后变得不再负面。某次当时因自觉占理而向友人爆发的愤怒，也可能在反思之后转为愧疚。 我们都是自己的“头脑特工”每一种情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的变化和我们的经历、知识、身体状态息息相关，塑造着我们每一个独一无二的成长经历。我们的每一次情绪爆发都受到了之前相似经历的影响，也必然会对此后的经历打上烙印。 在生活中，我们无时不刻不充当着自己的“头脑特工”，评估、感受、调整、控制着各种各样的情绪。而伴随我们成长的情绪们，也反过来体现着我们最真实的性格，成为了“我”这个词的最形象定义。善待它们，也正是善待我们自己。 （编辑：Calo） 参考资料：
文章题图：《头脑特工队》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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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特工队》中的主要人物，从左至右分别为代表恐惧的“怕怕”、代表愤怒的“怒怒”、代表快乐的“乐乐”、代表厌恶的“厌厌”，和代表悲伤的“忧忧”。图片来源：《头脑特工队》
基本感觉包括喜悦（Joy）、接受（Acceptance）、恐惧（Fear）、惊讶（Surprise）、悲伤（Sadness）、厌恶（Disgust）、愤怒（Anger）、期待（Anticipation）8种，它们的相互作用又能衍生出敬畏（Awe）、失望（Disappointment）、懊悔（Remorse）、轻蔑（Contempt），侵略性（Aggressiveness）、乐观（Optimism）、服从（Submission）和爱（Love）等等情绪。图片来源：blogspot.com
忧忧在电影里是个不太受待见的角色，但它所代表的悲伤情绪促成了主角莱莉的成长。图片来源：《头脑特工队》剧照
看着代表快乐记忆的黄色光球，乐乐反而流下了眼泪。情绪产生的前提是脑对环境的评估，同样的刺激可能得到不同的“诠释”。图片来源：《头脑特工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