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芷蘭齋听韦力谈古书之美 文｜绿茶 一 韦力的“芷蘭齋”由相邻的两套房组成，合着有600多平米。书架均高顶到天花板，书架间留不足一米的过道，过道上散堆着一些没来得及上架的书。还没从惊讶中醒来，韦力说：“先带你们参观一下。”就拐到右手单元。门口堆码着很多木盒子，是古代的书箱，上面刻有“三希堂法帖”、“袁氏家集”、“李文忠公尺牍”等字样，打开书箱，里面都是品相保持很好的古书。
然后就看到传说中的黄永年先生题的 “芷蘭齋”。从房间结构来讲，这个位置是客厅，而这里没有客厅，只有一排排书架和满满当当的古书。韦力一边逛着一边讲解着。“我的书你随便拿下来看，书就是给人看的。”我小心翼翼拿下一函明万历七年的《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慢慢翻着，被古书的这种美深深震撼。不敢多看，怕舍不得合上。 窗户边放着一张桌案，案上杂乱地堆码着一些古书，韦力平时会在这里做些编目工作，但更多时候，他都是把书拉回住家去做编目的事。“我平时不在这儿住，这里只放书。每天下班要来这里拉一些书回去，编好目后再拉回来上架。” “芷蘭齋”牌匾后面的几排书架是最整齐的，这里按经、史、子、集清晰摆放，再往几个卧室走，很多书架就没那么整齐了，估计都是还来不及整理编目的，又或者是存放时间太久了，有些书架门都打不开了。还有几个小一点的房间里，干脆很多书都还没来得及开包，捆着绳子码放在一起，不知道里边还有多少宝贝等待主人一一为他们拍打历史的尘埃。
简单把右手单元逛一圈后，韦力带我们去左手单元，这边的客厅倒是摆着待客的桌子和椅子。韦力让我坐会儿，他去烧点水来喝。我哪里坐得住，在他烧水的工夫，我自己把这个单元快速逛了一下。客厅空闲的位置是各种画册和文学、艺术类古书，看起来珍贵得不行。 但我反而被靠墙的一整排古籍工具书吸引，不敢想象关于古书有那么多知识需要了解。各种古籍善本书目，各种藏书记，各种辞典和地方志等等。“因为收藏古书，书就是我的研究对象，所以，这些工具书对我的日常工作很有帮助，摆在这里，用到时随时查阅。” 难得的是，这个单元的主卧还空着，估计过不了多久，快速增长的古书会占领这里。我真希望，跟韦力商量商量，在这里支张床，我给他做个“守书人”。 二 水开了，我们坐下来，喝茶聊书，冬日午后，阳光温暖。更多时候，是陪同我去的记者在提问，我则时不时插个嘴，然后开各种小差。 我们的聊天，自然围绕书，但这么多善本古籍，该从何说起？我们就让韦力选一本他最钟爱的书说起。他讲起了《施顾注苏诗》的故事。 这是中国书史上最有名的书之一，刻于嘉定六年（1213年），是流传至今最早的苏东坡诗集刻本。书里有历代藏书大家的收藏印，是一本大家到大家流传有序的古书。直至传到清代大藏书家翁方纲手里，他在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苏东坡生日这一天，广邀书友到家里共祭这部书，称为“祭书会”。此后，这部书的历任主人都把这一仪式效仿下来，直到民国藏书家罗振玉。也因为“祭书会”的缘故，这部书也是书跋最多的书之一。 “我买下这部书的主要原因，是着迷于其中传承的历史。”韦力讲起这部书的流传史，非常开心。 1949年，《施顾注苏诗》大部分被运至中国台湾，但有两卷被民国大藏书家陈澄中收藏，分别是《和陶诗》第四十一卷和四十二卷。陈澄中去世后，藏书由儿子和女儿继承，儿子那卷卖给了国家图书馆，女儿那卷则到了韦力手里。至今，这套书分藏两岸。 听完《施顾注苏诗》的故事，我急切地想看到这部书，让韦力拿出宝物瞻仰一下，他说这部在住家，下回有机会去那边看。
聊书间隙，我溜开去四处寻书，找到宝书就拿过来请韦力讲讲书的故事，每部书他都能讲出让人难忘的故事。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一部《唐人写经》。这部精美的手写经书是韦力从拍卖会上高价拍来的。唐人写经传世很少，像这部这样品相好的，更是少之又少。韦力让我拉开看，我有点不敢拉太长，怕不小心断了，没拉多长就卷回来了。 接着他拿出一函《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义列国志传》，“来，看看这个。”我翻开一看，哇！古代绘本。非常精美，色彩斑斓。 韦力说，这是《东周列国志》的前身，从内容上讲，为该书目前知道的最早的版本，同时也是至今已知最大部头的明内府彩绘本，研究中国小说史绕不开这部书。“很多大学文学教授带着他们的学生来我家看这部书，都惊叹古代有这样的彩绘本。我的藏书，只要能对学术研究有帮助，我都乐意提供参考。”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整个下午，我在一个个书的故事里不能自拔，而这个讲故事的人，他本身就很有故事。 三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一轮文化热。这时候的韦力，还是个懵懂的高中生。也许是偶然，又或者是必然，韦力感受到古书的魅力。1983年，中国书店举办第一届古籍书市。“海王村的古旧书市上，大卡车拉来各种线装书，堆得像小山一样，一律五毛一本。”人山人海，大家一哄而上，韦力也抢了几大捆。要从北京把这些书运回河北老家，可是费了他好大的劲儿，拎几捆放前边，再回来拎几捆，一点点往前挪……回到家肩上都已勒出深深的血印子。这印子，就印下了他的古书情结。 后来，古书越来越贵。韦力深深感到，要买书，得有钱。 也许是老天疼爱这个爱书的青年。1988年，韦力偶然的机会被领导看中，从部委机关调到一家三资企业当总经理，当时按外方的标准算，月薪3800美元。这是个天文数字，韦力笑言，他当时“一个月就可买套四居室的房子”。
就这样，韦力成了一个有钱的爱书人。 “1949年以后，私人藏书大都归了公，我们的藏书传统因此就断裂了。今天的藏书家基本上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我就是。于是，那时候像疯了一样四处搜书，恨不得把断裂的几十年藏书史衔接上，可惜我财薄力微，虽努力再三，仍然不能与传统打通。” 那时候买古书，主要渠道是古籍书店和个人。“记得有一年，在杭州古籍书店，进他们库房随便挑书，不论品相不论版本，一百元一本，我一口气挑了很多。那次我淘到两函元刻本，现在一册都要好几万。” 再就是个人，但如何发现并获知什么人手里有好书不太容易。偶然的机会，韦力认识了“退赔办”的人。“‘文革’结束后，各地都成立了‘退赔办’，对于‘文革’中抄家而来的物资，按照政策予以退赔。这里边就有大量的个人藏书。一些人家老人故去，儿孙又不感兴趣。我通过‘退赔办’找到这些后人，这种方式买到不少好东西。”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买书就难起来了。此消彼长，更多好书进入了拍卖会，拍卖会成为了最主要的购书渠道。虽然30年来，古籍价格水涨船高，成倍增长，藏书家往往要抱怨投入太高。不过，韦力觉得“付出更多的金钱，但也便利省事了很多，天下的事都是有利有弊”。 现在书价不能说在暴涨，只能说是“回归”，体现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韦力的古籍珍藏总数已达7万册，20万余卷，其中包括宋元版书70多部，明版书1200余部，名家批校本及抄校本数百部，活字本1000余部，珍贵碑帖170余种。 我很好奇韦力对他的书的未来归宿问题有何考虑。他说“我不会为了博取名声，将藏书悉数捐给公藏，因为公藏之后就不可能再流通了，那样市场上的古籍就少了一大块。也不打算像过云楼一样，打包转让。我希望将自己的藏书卖散，让其他藏家也能感受到收藏的乐趣”。韦力希望，将来有一天拿自己卖书的钱，建成一个“藏书基金会”，用这笔钱奖励今后对藏书有贡献的人。 四 几十年的藏书经历，韦力对自己的藏书志向也迷茫彷徨过，现在，韦力已经很明确自己的志向，“我不是把书的内容当作研究对象，而是把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西方和日本都有这种专门的学科“书志学”，但中国没有，我希望研究中国自己的“书志学”。 说起来，韦力著述并不多，但他的每一部著作都下了笨功夫和真功夫。自1997年起，他历时5年辗转大江南北，寻访历史上留名的藏书楼，让他想不到的是，那些曾经美名远扬的藏书楼，有一半已完全消失，另一半变成仓库或挪作他用。《书楼寻踪》就是他多年寻访的成果。让他略感欣慰的是，他有一次偶遇一队从中国台湾来的大学生，正在捧着他的《书楼寻踪》，一个个寻访书上写到的藏书楼。 而2012年出版的《芷蘭齋书跋初集》，则是藏书爱好者的必备学术书之一，书中介绍的善本古籍知识，对从事藏书和爱书的人而言非常有帮助。接下来，二集、三集会一直写下去，计划写十二集。 “我每天和时间赛跑，要做的事情太多，还有太多要读的书和要写的书。” 本质上，韦力是个爱静的人，他说自己不爱旅行，也不喜欢各种应酬和社交活动，但他又不得不“走出去”，去做他认为值得的事情。 2011年，韦力重新出发，踏上自己设定的“文化之旅”，整个计划就差不多10万字。他计划遍访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藏书史上文化名人的旧迹，如故居、坟墓、书斋等，为其留存下现在的影像，记录下自己一路的感触、经历，旨在日后通过集结的文字唤起人们对文化的兴趣。每月跑一趟，一趟10~15天，独自一人。“笨、慢、没成果”，这样的工作已经坚持了两年，大概还需要再坚持两年。
拜访完“芷蘭齋”没几天，他和安妮宝贝的对谈录《古书之美》出版。这次访谈原是安妮宝贝为《大方》杂志而做，但做完后《大方》停刊了，于是，在“访问记”之外，韦力补充了“古书收藏”和“古书谈”两篇，就有了这本很美的小书《古书之美》。 那几天，我一手抱着小茶包，一手拿着《古书之美》，想象着我也坐过的那张桌子以及安妮宝贝和韦力在午后聊天的场景，书中很多的问题，也正是我想问而没来得及问的，他们之间进行了两次深入的对话，突显了一个藏书家“痴”的一面。爱书之人都有一点“痴”，从韦力身上，我深切感受到这点。 从“芷蘭齋”出来，天已经暗了。那天还特别冷，但是，在书香中浸泡了一下午的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寒意。第二天，韦力又要进行一站“文化之旅”，去浙江南部我老家那一带，我真希望能跟着他的脚步进行一次“文化之旅”，也希望早日拜读到他的寻访成果。
|
|
|
来自： 真友书屋 > 《阅读 藏书 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