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宰相赵普
“道理最大”与“任宰相当用读书人”
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初，就经常和宰相一起探讨治国安邦的道理，他问宰相赵普：“世界上究竟什么最大？”
要是其他朝代的臣子，顺口便会逢迎主子说：“皇权最大”。但是赵普却说“道理最大”！
权力，利益，亲情，关系，这些都不小，但都不是最大的，天地间只有“道理最大”。制定政策政令，要讲道理，要有道理依据。处理政务要讲道理，收税、断案要讲道理，就是处理日常事务，判断人事是非，解决民事纠纷，也要讲道理。
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项政策或者政令，甚至某件具体事情为什么非要那样做？如此做法的理据在哪里？效果预测的根据在哪里？这样的做法对现行统治、对社会、对生民、对国家、对民族，究竟有什么好处？都得问道理。没有道理或者道理不明，就不能这样做。同样，某件事情为什么不这样做？同样需要问道理。不做没道理的事情，这是为政的最基本的起点，要是一切做法都仅仅围绕着自己的统治能否维持下去，那就是不讲道理！那就是不懂道理！小事情也一样，做与不做，一定要先问问有没有道理。因为无论权力有多大，都没有道理大！不管某种措施或者某项工程获利究竟有多大，都不如遵循道理获利更大。世界上什么事情最有利？讲明道理，遵循道理最有利！
孟子见梁惠王（资料图）
梁惠王问孟子能够给她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告诉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孟子不言利，不懂利，连司马迁都这样认为。其实孟子不是不讲利，而是不讲小利讲大利。遵循仁义，就是最大的利。遵循仁义，遵守道理，就会获得上天的眷顾，《周易》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赵匡胤由衷赞同赵普的说法，君臣同心，坚守“道理最大”的原则。在赵宋皇帝和历届朝臣一代一代地坚守之下，宋朝虽承晚唐、五代之弊，社会风气贪鄙无耻之极，人心颓废无以复加，但在几十年之间，就彻底改观，人心向善，风俗醇厚，贪鄙之习渐远渐匿，廉洁奉公的风气骤然兴起。一个崭新的社会，奇迹般的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宋孝宗曾经对大臣们说：“太祖问赵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尝三复斯言，以为祖宗时，每事必问道理。夫焉得不治？”凡事必问道理，先问道理，国家怎么会治理不好？
孝宗的话语，表明到了南宋的时代，赵匡胤的子孙们还在坚守“道理最大”的原则，按照“道理最大”的原则治理国家。凡事首先要问有没有道理，合不合道理，这就是宋代的君臣。这样的政治国家，是很难走上绝对的独裁和专制的道路上去的，也不会被天下人所遗弃，成为实际上的孤家寡人。
有了“道理最大”，并将“道理最大”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充满民主的气息，真心诚意的参政、议政，就会成为社会精英们习惯性的做法，社会生活也同样会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获得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有关“道理最大”的这段对话，被后世赞誉为明王尧、舜和贤臣契、稷之间的对话。“道理最大”，是宋代皇帝的传家之法，这个家法定下了宋代政治的基本格调。这项原则，一直被宋朝的各代皇帝和臣僚们带到了血如夕阳的宋朝之末。
“道理最大”“任宰相当用读书人”和“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使宋朝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人心拥戴。在这方面，远远超过汉代和唐代，元明清更不足以与宋朝相比。元代的许有壬说：“宋养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轶唐、汉而远过之。”说宋代在优礼士大夫，从而赢得士人真心拥戴，盛况空前，远远超过汉唐，绝非汉唐两朝所可比拟。
宋朝用“道理最大”，挽救汉、唐以来的绝对专制带来的严重社会弊端，使为官一事，不再专为拥有权力而设，不再成为谋取私利的条件和手段，使所有的各种权利的拥有者们知道：“权利不如道理大”。同时，“任宰相当用读书人”的国策，极大地鼓荡了天下人读书的热情，朝野上下风气大变。赵宋王朝就以这样的治国原则和治国方略，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质彬彬”的生民社会。而“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则有效地保护了不同政见者的合法权利，使统治集团能够不断的听到与自己的统治方略不同的声音，从而不断地修正统治的错误，不断地使自己的统治方针朝向符合社会实际的方向改进。生民的苦楚，得到了必要的伸说和倾泄，没有淤积成巨大的社会隐患。有宋一代，并没有出现像汉、唐、明、清等重大的内部祸乱，与这项国策有直接、重大的关系。
“道理最大”、“任宰相当用读书人”、“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以此三点为核心内容，构造起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大厦。君主的诚心，赢得了士人的忠心，赢得了民众的欢心。以至于宋朝在那样的内忧外患之下，面对人类历史上任何王朝都不曾遭遇过的辽、夏、金、元的强敌（就元朝之强而论，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强悍的外敌，其不可想象的野蛮和凶顽，简直就是外星人！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遇见过。凯撒、拿破仑和希特勒等，没有遇见成吉思汗，算是他们运气好），依然能够坚持那样久，而且在国家实在无力支撑之时，官僚、士大夫们纷纷挺身而出，慷慨赴死，仿佛人类的历史已经结束，甘愿与大宋王朝一同化为齑粉。这种悲壮与绚丽的风景，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断然没有第二次出现过！
顾炎武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宋代知识分子满含忠义之气，以名节为高，以廉耻相尚，“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就是说宋代“讲道理”和真正尊重知识分子的政治，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忠心，激发了他们为大宋王朝英勇效命的由衷热忱。从北宋靖康年间金兵毁掉北宋政权，直至南宋最后毁灭于元兵之手，160余年之间，宋代为国死难的忠烈之士，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前后呼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牺牲的志士，虽然舍弃了生命，但他们的精神，却像一道互相链接而成的绚丽的彩虹，永远的高挂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上空，光彩夺目，光耀千秋！
写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清代学者赵翼，在其所著的历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里也说：宋代对待士大夫的宽厚，使得他们完全不必为生计而忧烦，从而能把全部精力用在为国家的兴亡和民族文化的兴衰的考虑上。“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赴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宋代对知识分子的优礼，赢得了超常的回报，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知恩图报，平居，则严于律己，教育子侄；为官，则清正廉洁，为民请命；被贬，则思念君王，心忧天下。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奋身投入拯救，拯救无望，则以身殉国，绝不苟且存活世间。宋代为国家牺牲的烈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相提并论，为宋代而牺牲的英烈，比全部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中，为国家和君王死难的全部总和还要多出不知多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宋朝统治者不以手中握有的绝对统治权力欺凌人，不以自己掌控的强大武力的威慑恐吓人，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实施对文化思想的钳制去恶心人。
在皇帝带头倡导，朝廷大臣以身作则，天下文人、士大夫踊跃投身之下，宋代文化昌明，人心醇厚，社会风气正大刚健。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明清时期，有人指责宋代的士大夫和理学家们，说他们“平居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说他们平常没事的时候，抱个膀儿在那里谈论心性问题，等到国家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没有好的拯救方案，只是一死了事。这种所谓的批评，除了缺乏对实际情况的客观全面的了解之外，还表现为：小视壮烈牺牲的豪迈，蔑视为国捐躯的勇烈，无视为正义而慷慨赴死的感天动地！
“道理最大”，还奠定了宋朝文化繁荣，理学昌明的重要政治统治方略基础。因为只有“道理”最大，“道”才最大，“理”才最大，“道学”和“理学”才被看重，道学宗主和理学开山祖师才会有地位、有影响力。周敦颐能够“被做大”，正是宋代统治者崇高的政治理想的需要使然，也是宋代知识分子“参赞”圣德的积极努力的最大成效之一！同时，又是在讲道理的宋代社会的大趋势和大风俗的背景的烘托与陪衬下，必然产生的客观结果。
《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皇城
只因知道“道理最大”，宋代才是真正的大宋王朝。其余如唐朝、汉朝和明朝、清朝等，都没有资格被称为“大唐”、“大明”、“大汉”和“大清”，因为这些王朝都不知道天底下究竟什么最大，他们或者以为利益最大，或者以为权力最大，就是不知道“道理最大”。换句话说，就是他们都不懂道理，更不懂“道理最大”。连天底下什么最大都不知道，怎么能够叫做“大汉”、“大唐”、“大明”、“大清”呢？如果一定要这样称呼，意义也只能限于武力强大、利益最大、疆域辽阔和自以为是等的虚妄称谓。其实也只是臃肿肥大而已，用民间话语说，就是“虚胖”，需要“减肥”才行。只有宋朝，才可以叫做“大宋”。因为“大宋”的“大”，不是疆域、权利、武力和财力大的意思，而是“伟大”的大。只有知道“道理最大”的王朝，才是真正伟大的王朝。
（本文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先生授权凤凰国学独家发布，节选自其专著《理学开山周敦颐》，岳麓书社出版，略有删节。转载请注明出处。）
延伸阅读：《宋史·周敦颐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