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给香港特区的高级警官上课，一位学员在课间休息的时候问了我一个问题：“刘老师，你相信共产主义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相信啊！”她大吃一惊：“你真的相信共产主义有一天会实现？”我笑了：“那倒不是这么说的。”她被我搞糊涂了：“那你为什么要相信？”看她认真了，我也认真起来，反问她：“你是基督徒吧？”她回答：“是的。”我又问：“你相信上帝吗？”她回答：“我相信啊！”我再问：“那你真的相信上帝有一天会出现在你面前？”她回答：“哦，那倒不是这么说的。”我笑了：“那你为什么要相信上帝？” 这位学员一下子就愣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你知道什么是信仰吗？信仰，就是不以实现为前提的相信。”以能否实现为前提来决定自己是否相信的是理性，不是信仰。理性停止的地方就是信仰的开始。我有点不明白的是，既然共产党人从来都宣称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人总是用理性的标准来衡量它呢？你可以“因信称义”，他可以“心诚则灵”，为什么轮到我就不可以了呢？“你有你的天堂，我有我的天堂，如果上帝是基督徒的天堂，那么共产主义就是无神论者的天堂”，我看着那位学员，微笑地说，“难道你不觉得，当每个有信仰的人都为自己的信仰而努力奉献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吗？” 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居然被我说服了。不知道是因为我的理性发挥了作用，还是因为我的信仰发挥了作用，抑或兼而有之？我没有机缘生长在一个藏传佛教家庭，也没有机缘生长在一个牧师家庭。我的机缘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从小看多了母亲为我操劳，为我祈祷，是从小读多了杨家将、岳家军为国战死沙场，因此满脑子都是“家国情怀”。我知道自己的生命终将逝去，但是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还将继续活着。如果你问我，最想给孩子们留下什么礼物？那么我回答，我希望这个礼物是一个好社会，在那里，孩子们可以永远相亲相爱，永远免于杀戮和恐惧。我当然知道这样的好社会距离我们十分遥远，遥远到注定终我一生依然望尘莫及。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不断地填平路上的深渊，相信我们的孩子就一定会不断地接近理想的目标。 那么，应该怎样描绘这个理想中的好社会呢？10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00多年前的《礼记》则是这样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多么相象的图景！多么接近的描绘！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简直可以说，原来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它只是扎根中国土壤数千年之久的“天下大同”理想的现代翻版！ 没错，天下大同，中国人数千年蕴藏于心的终极理想。《大学》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的人格世界里，一直有着四个同心圆式的命运共同体——“修身”指向的是生命，“家国”是对生命的超越，而在“家国”之上，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天下”。原来，早在认知这个星球的本象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将一个全观的人类社会放进了自己的内心。从过去的“小天下”，到如今的“大天下”，中国人改变的是对外延的认知，不变的是对内涵的执着；从过去的知识分子，到如今的共产党人，建设一个“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好社会，我们一直在路上。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室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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