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起航运粮忙

扬帆起航运粮忙

 

西门庆归后边月娘房里来。月娘告诉：“今日林太太与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欢，坐到那咱晚才去了。酒席上再三谢我说，蒙老爹扶持，但得好处，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攒粮运去也。”

 

——《金瓶梅》第七十九回

 

运输问题一直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制约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运输，只有陆路和水路两条，而水路则是其中最快的一条。隋炀帝虽然是个昏君，但是他开凿运河确实是个不小的功绩。隋朝以后的朝代都受到运河带来的好处，明朝也不例外。自从大运河开通，水路运输的作用日益突显。

 

《金瓶梅》多次提到了河运货物的情景。如引文中，往“淮上”催粮，这里的“淮上”就是指淮河，大运河有一段通过这里。河运发展到明朝，已是一件普通事情。

 

大运河的开通应该在隋代开始，以后的朝代逐渐修建。隋代先后修通四段运道:

 

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达扬子（今江苏仪征县治东南）入长江。

 

通济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阳西）引谷、洛水达黄河，又从板渚（今河南汜县县治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实际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广济渠)。

 

永济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黄河。

 

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

 

隋唐大运河纵向沟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

 

大运河开通以后，使江南地区的物产、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北方的物资也送到了南方，南北双方互通有无，为南北经济沟通架起一座桥梁。

 

元朝时期，运河因北宋末年战乱及黄河“夺淮入海”而失效，故大运河中段改南北取直，东移山东。同时，海运兴通，漕运进入新阶段。

 

元初漕运大致循唐宋大运河旧道入大都，但因旧运河失修，只能采取水陆联运形式。至元十八年(1281年)修凿济州河，引汶、泗水经济州（今山东济宁）西北至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南来运舟由徐州经济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属今山东）入海，海运至直沽，再水陆联运至大都。至元二十六和二十八年会通河（须城安山至临清）与通惠河（通州至大都）凿成，元代大运河全线沟通。此外，至元十八年凿成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联运路线：运舟从江苏淮安顺黄河（黄河“夺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东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胶莱河，再经海道至直沽。

 

元朝完整的漕运，给明朝留下非常好的基础。明初已有漕粮转运北方，有海船与内河浅船两种北向运输。至永乐十三年罢海运，则漕粮全部由浅船承担运输。

 

明代漕运因为政治上的海禁，转而给内河航运带来发展的新阶段。这时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漕粮又按供应地区的不同区分为南粮和北粮。其数额大小不一，到了成化八年(1472年)开始有了一个定数，规定每年运输四百万石。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粮为京、边（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漕运有专门人负责管理。最初，明廷设置了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管理全部事情。景泰二年(1451年)，把漕运使废除，开始设置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共同管理漕政。漕府领卫军总共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另遮洋总（海军）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初仍然沿袭元朝制度，前期的漕运还是以海运为主，河运、陆运兼运为辅。一路由江入海，经直沽口至通州，或径往辽东；另一路由江入淮、黄河，自阳武县陆运至卫辉府，再由卫河运至蓟州（今河北蓟县）。江南漕运，则由江、淮运至京师南京。以承运者而言，海运为军运，余皆民运。永乐年间因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艰阻，遂整治大运河，即从杭州湾通往北京的漕河，疏浚会通河,造漕船三千余只，以资转运；并在运河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建置漕粮仓库，亦称水次仓。

为维持漕运，国家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严格限制漕粮改折。只许在重灾、缺船或漕运受阻等严重情况下才实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时正、耗各项合计在内。漕运的费用由粮户承担，包括运费、运军行粮及修船费等，均按正粮加耗派征。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为苛重，通常为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运者无论民运或军运，都是繁重的徭役。农民被■点应役，荒时废业，艰苦万状，又遭风涛漂没，官吏勒索，势必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纷纷逃亡和反抗斗争。一般运军下层,亦遭受同样的苦累及长官的克扣，不断出现逃亡现象。

 

万历四十七年，直隶巡按毛一鹭在奏折中称：早年加以允许附带的土宜最多不过五六百石，乃今个总船无不容千石者，其中江（西）、（湖）广粮船体式愈大，令人骇目。以多装私货，沿途贩卖，谋取厚利。

 

这份奏折所能表达出来的意思，万历初年尚有人称应当效仿湖广江西改造大船，但到万历末年大船却已经成了“祸害”一般。在需转运漕粮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之下，可见各地为了能多带私货牟取暴利采用的方式是私自扩大船体容量，同时可以看出，即使到了万历末年，漕运的运转仍然在继续，而且总量尚未变更。

 

自1415年起，明朝规定漕运全部经由内河，停止海运。此后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变。因此，在明、清两代，大运河的运输量远远超过元代。直到近代海运和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以前，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的3/4。

 

张居正最突出的改革成就是在经济方面，首先他积极支持治黄治淮。万历六年，任命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驯督修黄河。七年,河工告成,黄河不再南流入淮，漕船也可直达北京。

 

运输畅通，使南北互通有无，商品市场扩大。棉花、生丝、蔗糖、绸缎、纸张、铁器、瓷器以及各种手工艺品，大部分已成为商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有的行销到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远销日本、南洋、南美洲等地。由于农业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很多地区对粮食的需要和依赖也日益增加。如苏州嘉定（今上海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北京“九门一闭则煤米不通，一日无煤米则烟火即绝”，而“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粮食更多地成为流通的商品，有力地排斥了自然经济，逐渐突破封建地方性所造成的封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