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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说明：2012年3月，布莱恩·史蒂文森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发表“TED演讲”《我们需要谈谈不公》。在演讲结束后，听众向平等司法倡议组织捐款100万美元。 作者于霄，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原题：莫待折翅空悲鸣——《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译者序。法律读库投稿邮箱：1751490@qq.com。 故事要从一起谋杀案说起。《杀死一只知更鸟》发生在阿拉巴马州门罗维尔，《正义的慈悲》的作者布莱恩·史蒂文森律师所要讲述的真实发生的主线故事沃尔特案也发生在这里。 1986年11月1日，年轻漂亮的白人女孩隆达·莫里森被发现死在一家洗衣店的地板上。谋杀在这个小城非常罕见，而在繁华街区明目张胆地杀死一个白人更是史无前例。在案发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警察用尽了他们的全力，也很快用尽了手头所有的线索——但一无所获。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没有凶手，甚至没有嫌疑人，令警察不安的窃窃私语在门罗维尔街头巷尾蔓延开来。时间流逝，整整7个月过去了，整个社会淹没在恐惧与愤怒之中。他们需要一个凶手。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批评，对当地警察、警长和检察官的指责在当地报纸和广播上喷发。 沃尔特·麦克米利安是一个黑人，已婚，但与白人女子卡伦·凯利关系暧昧。在当时，跨种族婚姻或性关系会给黑人男性带来生命威胁。偏见、对立与仇恨飘荡在门罗维尔，从未消散。沃尔特是个完美的嫌疑人。 根据撒谎成性的拉尔夫·迈尔斯编编造的情节，地区检察官决定先把麦克米利安抓起来。一个警察诱导迈尔斯指控沃尔特性侵。这种说法既刺激又劲爆，于是，检察官可以用鸡奸罪作为逮捕沃尔特的理由。沃尔特被彻底妖魔化，并被关进了看守所，监狱告密者随后粉墨登场。黑人青年胡克斯指认沃尔特的卡车就是他6个月之前在洗衣店外看到的那辆。检察官终于可以以枪杀莫里森的罪名起诉沃尔特了。 面对几乎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和具有种族偏见的白人法官，尽管两位辩护律师说明了迈尔斯的证词多么荒诞无稽，也提供了沃尔特不在场的证据，但还是改变不了结局。沃尔特·麦克米利安被陪审团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
布莱恩·史蒂文森律师出生于1959年，他在特拉华州德尔马瓦半岛东海岸一个贫穷的农村长大。那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地区，种族歧视的历史在那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史蒂文森本科学习的是哲学，毕业后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他感觉到，自己未来的事业一定要与穷苦人的生活、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历史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公平的竞争有某种关联。而那时哈佛大学法学院有着咄咄逼人的气质——直接、连续和对抗性的提问，让没有准备的学生感到无地自容。课程晦涩难懂，并且看起来与种族和贫困问题毫无关系。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政策课程也是一样，它关注的核心是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却不太关心到底获得的是什么利益，而付出的是什么成本。 1983年，史蒂文森参加了哈佛法学院关于种族和穷人诉讼的集中课程，并在毕业后选择留在了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全职工作。1989年，史蒂文森创建了平等司法倡议组织，致力于为死刑犯、穷人和少数族裔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沃尔特成了平等司法倡议组织帮助的对象，史蒂文森代理他提起了上诉。如预想的一样，第一次上诉被驳回，史蒂文森决定根据《阿拉巴马州刑事诉讼规则》第32条提出申请。第32条申请要求申请人提出一审及上诉中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主张。如果一审因律师无能、州政府未能披露证据而定罪，或一审后发现了无罪的新证据，这一申请为推翻定罪提供了渠道。但申请也被驳回，仅有三页的裁决书甚至没有援引任何一个判例。 申请虽然失败，但听证会上提交的证据受到了媒体关注。媒体开始报道案件的真相。听证会后不久，检察官也正式要求阿拉巴马州调查局对谋杀案进行补充侦查。与此同时，史蒂文森向刑事上诉法院提交了上诉。1993年2月23日，刑事上诉法院作出判决：案件发回重审。 根据法官判决和调查结果，史蒂文森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动议，撤销对沃尔特的全部指控。检察官也复核了动议，所以最后的听证仅仅持续了几分钟。史蒂文森在最终陈辞时说：“法官大人，在休庭之前，我只有一点想说。我们对这个无辜的人定罪太过容易，我们把他送进死囚区也太过容易，而他证明自己无罪，获得自由却难上加难。我们这个州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我们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 此时距沃尔特被捕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在他获释后，史蒂文森为他争取到了不多的赔偿金。用这些钱，沃尔特又重启了木材生意，但他后来在工作中严重受伤，健康每况愈下。他在2013年9月11日悄然离世。
2015年4月3日，我按照往常的习惯打开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音员在新闻概要中说，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死刑犯在前一天被证明无罪而获释。我心中暗想，这该不会与史蒂文森有什么关系吧。没想到几分钟后，一个笑容灿烂的黑人律师就闪现在了新闻主人公安东尼·雷·欣顿身后，我认得他，他就是布莱恩·史蒂文森。 欣顿在1980年代因两起谋杀案被错误指控，他在沃尔特到达的时候就已经在死囚区了，但直到2015年4月2日才重获自由。那时，我的译稿还没有完成。 沃尔特和欣顿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幸运的人们感觉不到大规模监禁、儿童犯、死刑和冤狱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再“幸运”一些的人可以像门罗维尔的白人一样将自己的恐惧、愤怒与仇恨发泄到有罪或无罪者身上。史蒂文森在2012年3月的“TED演讲”《我们需要谈谈不公》中曾说，“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优待富有而有罪的人，敌视贫穷但无罪的人”。在幸运者的狂欢中，受害的总是社会中最脆弱无助的人。 当我们在谈论朋友、邻居、同事的苦难的时候，并不比看到美国黑人无辜被杀更加切近。就像在医院里看到大面积烧伤的病人，远不如一滴开水落在自己手背带来的痛苦真切。人类从来就不能从同胞身上感受到痛苦，也从来不能从别人的痛苦中学习到避免痛苦的方法，直到自己成为那个受苦的人。 我不能理解战争，不能理解屠杀，更不能理解集中营。我不能理解白人警察在黑人埃里克·加纳不断重复“我不能呼吸”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为他提供必要的救治；也不能理解后来多次发生在美国的白人警察被枪击事件。而将所有一切联系起来，我明白了：人类从同胞的苦难中感觉到的是兴奋，而非痛苦；人类从自己的苦难中学习到的不是同情，而是仇恨。 人类历史便是在这苦难与复仇中经历着循环，不管多少同胞倒在血泊中，也并不影响站起来的那些少数人重拾刀枪，走向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屠杀。所以，我重述沃尔特的故事并不是想去炒美国新闻的冷饭，而是想强调故事的一个细节：沃尔特在获释后，即使受到了严重的心灵创伤，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还是宽恕了伤害他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和镇上的白人。他重拾了自己的生意，虽然并不成功，但也没有更多抱怨。他的后半生并不幸福，却没有将自己的苦难转化为满腔怒火。 知更鸟代表了无害而脆弱的灵魂，我们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知更鸟。如果每个受难者在强势时都奋起报复，没有人可以幸免。正如史蒂文森所理解的那样，真正的宽恕是宽恕那些不值得宽恕的人。慈悲不是简单的施舍，而是体会别人心中的痛苦。所以，正义不仅存于“以眼还眼”和冰冷的法律，更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仁慈和悲悯。只有正义的慈悲才能使人类社会真正少些愤怒与仇恨，每个人在其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
于霄 2015年5月18日于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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