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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潘委员“连续三次上书”的原因 中国的税负高不高？在长期的争吵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一个规律：主张中国税负低的，总是财政部官员或财政系统内学者，认为中国税负高的，往往是张三、李四等个体的公民或企业主。就像这次的潘委员，他本身不就是面粉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嘛。 实际上，不必死抠中国税制体系下一连串模糊的数字，因为“税负的痛苦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不是税率”。即是说，无论政府收了多少税，高或不高，关键看政府把这些钱用到哪里了。 这正是潘委员们崩溃的地方——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他们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对较少。但中国正相反，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 即便每个馒头都因为税收而变贵了，如果真能保证馒头的安全、营养，也就罢了。可“馒头税”如同之前曾经出现过的“馒头办”一样，只管收钱，不管服务。怎能让人甘心交税？…[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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