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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袭击是被动的，无力抵抗的。但东京大空袭，更多反映了战时日本的狼狈一面。加上战后同美国的微妙关系，以及被害者范围过于庞大，淡化甚至抹除这部分记忆自然成了官方的最佳选择，而这些都给建立纪念碑或纪念场馆设立了重重障碍。 山本的父亲也是大空袭的亲历者，在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会跟自己讲起当时逃到庙里避难的经历，父亲会说起饥饿、恐惧，会说起死亡的话题。出于对家史的兴趣，山本后来做了二战史的研究工作。 在一些公益团体的支持下，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馆成立，通过收集证人证言，被害者遗物，以及相关艺术作品，一个民间的小型纪念场馆初具规模。 战灾资料馆内，有一张特殊的轰炸地图，这张地图除了记录美军对东京及周边数次轰炸的具体路线之外，也记录了日军在同一时间对中国重庆等地区实施的轰炸。 飞机炸弹之下，都是束手无策的血肉之躯。山本希望借此告知国人，在记住自身经历的悲惨的同时，也要明白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身份，明白日本为什么会经历70年前悲惨。 “战争，全人类的敌人” 少年时期也是军国小少年的星野弘在经历东京大轰炸之后彻底明白了战争的可怕，16岁开始，他就开始参与相关的运动，呼吁政府关注东京大轰炸的死伤者，给予他们相应的补偿或帮助。 他和工作人员——都是大轰炸的亲历者或他们的后代，用几十年的时间统计，大轰炸中的死难者的年龄、性别分布。 44%是小孩子。然后他们拿着数据告诉年轻的父母，如果再有战争，你的孩子可能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 借助这些工作，星野弘希望日本民众懂得，战争的恐怖及和平的珍贵。 他联络日本全境受到空袭的受害者或他们的遗属，成立东京空袭牺牲者遗族会，并以集体的名义对政府提起诉讼。 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他，“那是战争，你们就忍了吧。” 但星野弘说，除了对因空袭致残致伤者要求的补偿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记住东京大轰炸中，平民的悲惨遭遇。 因为诉讼的关系，星野弘和许多中国的和平团体成了朋友。他才开始想到，自己少年时期在兵工厂制造的子弹可能就会伤害到遥远而无辜的中国人。 “战争不可原谅，是全人类的敌人。”星野弘说，穷尽一生自己都希望把这个信念传达出去。 在民间的努力下，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东京大轰炸死难者的遗骨——200人的骨灰装在一个罐子里——陆续被迁到为1922年关东大地震死难者建立的东京都慰灵堂中，这个场馆也成为众多死难者遗属祭拜亲人的场所。 虽然对把天灾和人祸制造的亡灵挤在一起不满，但他也常去祭奠，二十几年中每年的3月10日，星野弘只因生病缺席过一次。 即将85岁的他，说话已经需要顿上很久才能想到下句，腿脚自去年开始也明显的不利索。 但他觉得，在自己倒下之前，为对抗这座城市的失忆而努力，是对那些烈火中丧命的人，能做的，最好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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