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木桩拔出森森庄北宋古墓群，三块墓志讲述泰州城豪门往事，对姜堰地名来源研究也提供了想象空间——
“富甲东南”的姜氏家族
1953年，泰州城西北郊森森庄的一条小河边，村民们在拔除一根木桩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墓葬。谁也不曾想到，这次不经意的发现，引出了一处北宋泰州豪族、东南巨富姜氏古墓群。
墓主人都是谁？墓葬中的墓志、金镯、木俑、编钟、雕龙的木构件……这一切都在无声地宣说这墓主人曾经的显赫。
如今，姜氏古墓群中的出土文物静静地躺在泰州博物馆的展柜中，跨越千年惊现在人们面前。让我们穿越时光，带着故事和悬疑，重归那段北宋泰州的传奇历史——
四次发现 前后跨度120多年
森森庄，一处位于泰州西北郊、新通扬河南侧的千年古村，这里距离泰州古城中心只有1里多的路程。明代以前，人们称这里为小纪村。明末清初更名为生村庄，因这里森林茂密，后又改名为森森村。
1953年冬的一天，森森庄前的小河边聚满了看热闹的人，一则“河边挖到一座古墓”的消息不胫而走。
据当时参加挖墓的农民回忆，很多年前，村头小河边就有根大木桩，妨碍着船只停靠，于是大家商量：趁冬天枯水季节，拔掉这根“烦人”的木桩。河水抽干后，大家挖着挖着，木桩下面一个黑漆漆的棺材露了出来。打开棺木，古铜钱、金手镯、锡编钟、古瓷碗等“金银财宝”让大伙惊呆了，引起一阵哄抢。有的金手镯甚至被折成几段大家平分，彩绘的棺椁与随葬的其他器物多数被破坏。直到有关部门到场进行收缴，才追回了“殁故马氏四娘子墓地记”木地券等部分墓中出土的遗物。
无独有偶，第二年即1954年的夏天，在一场大雨过后，这座墓葬东边的河坎又被雨水冲刷出一些砖头，几个胆大的农民下到河边，顺着砖砌墓道，发现了一块《宋故姜司马墓志铭》石碑，以及几尊彩绘木俑等。由于当时墓葬未经科学发掘，两座墓葬的墓式及随葬器物分布已无法得知。
庆幸的是，后来这两批出土文物有不少都被1958年成立的泰州市博物馆征集、收藏了起来。而1958年的那一次泰州文物普查中，人们意外又在这附近发现了另一块墓志石碑《宋故天水郡姜氏墓志》，墓志主人为宋故司马姜仁惠之女姜氏。
其实，村庄地下有古墓的传说，一直在森森庄村民的祖祖辈辈中流传着。
早在清道光初年，村里在修建城隍庙时，有人从地下发现了一块石碑。庙里住持也没在意，更不知道石碑的价值，随手就放在庙里。清道光十一年（1831）十月，泰州地方文史学者夏荃听说此事，遂前往抄拓碑文。正好庙里僧人因为水灾绝粮，见夏荃对石碑很感兴趣，主动提出售卖，夏荃就把石碑买了下来。这就是他后来收入书中的《宋故将仕郎试作监主簿姜谔墓志铭》，该墓志的主人为姜仁惠之子姜谔。
夏荃一生都致力于撰写编辑乡邦文献。他嗜好金石，凡是州内的碑志石刻，莫不想尽办法搜集、拓印。姜谔墓志铭的发现，在当时很是轰动。夏荃视之为珍宝，他将墓志拓印千份，遍赠州内同好，并汇集27人的相关诗作，编成一卷《宋姜谔墓志题咏》，同时他还将自己的书斋取名“宋石斋”。从此，泰州文献从未有过记载的姜仁惠、姜谔父子的名字，第一次被后人知晓。
不过，让森森庄村民绝对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偶然发现那两处墓葬和那块《姜氏墓志》，与清道光初年发现的这块姜谔墓志，实际都同属北宋年间泰州一户望族——“豪甲东南”的姜仁惠家族。
一波三折 墓主锁定城内姜家
63年之前，森森庄村民用铁锹惊醒了沉睡千年的姜氏古墓群后，许多文物工作者就一直关注并致力于这批文物的整理和研究。随着研究深入，这几处墓葬主人的身份也逐渐清晰起来，姜仁惠家族的发展史也逐渐展现在人们眼前。
从埋在森森庄地下的这处古墓群及周边，共发现有三块墓志，墓主人为姜仁惠、其子姜谔、其女姜氏。
其中，姜仁惠的墓志铭最为完整，墓志盖用六书、籀文、小篆等书体篆刻而成。
据姜仁惠墓志铭记载，姜仁惠，字公济，安家海陵。其“因贷亲友间缗钱，贸迁道途，垂二十年，委粟藏镪，卒数十万，豪夸闾里。”表明了这位从未见史书记载的北宋泰州名人，是靠亲友的借款，从事商业贩运、经商发家。他“临事有断，善择人以使之，未曾出里门而坐获四方利”。可见他善于经营，仅20年工夫，就成了一个“以富声闻东南”的豪族大家。这对后人了解北宋中后期泰州地区豪族地主的形成很有帮助。
墓志上还有“皇祐初，诏郡国得以入赀赐爵，君能劝激，出其和以佐官用，授本州司马”及“子谔以赀授试将作主簿”的记述。这反映了姜氏父子二人还用钱买了两个官，这是宋代卖官鬻爵的真实写照。
宋朝的官僚机构十分庞大，或以科举取士，或由恩荫授官。此外还有多种授官法，遇有灾荒，地主如肯开仓出粮，按出粮多少授官。当时的朝廷还公开卖官，出钱六千贯可给予簿尉官，万贯可给殿直官。因姜家父子的官职是花钱买来的，这种官并无实际意义，仅仅是“乡人荣之”。所以，史书、州志均无姜仁惠父子的传略，也说明他们有名无实，只属于豪绅地主之列。
三块墓志石碑中，姜谔的那一块志石现已散失，但好在那块志石的铭文早已拓印下来了。根据姜谔墓志（《民国泰州志稿》卷二十九《金石》收录）记载，姜谔，生于公元1025年，卒于公元1058年，此人重儒雅，乐善好施，在其父亲去世的第3年就离开人世，年仅34岁。
从这些墓志文字可知，姜谔的墓志是由乡贡进士史原撰文的。撰写者史原，应是姜谔妻子史氏的亲属。姜仁惠的女儿姜氏则嫁给了进士於惟吉。而姜氏之长女嫁给了进士史历为妻，史历与史原可能为兄弟。
除墓志外，从出土的“马氏四娘子墓地记”记载的时间推算，那位马氏四娘子应当是姜谔之子姜安祖或是姜氏之子於锐和於镇3人中某一人的妻子，即姜仁惠孙媳或外孙媳。
木俑编钟 见证姜家辉煌显赫
由于诸多原因，人们对北宋时期泰州的繁华富庶程度仍知之不多。森森庄古墓群的陆续发现，不仅见证了当年姜氏家族的辉煌和显赫，也让人们对北宋泰州文化历史了解变得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
除三块墓志和一方墓地记之外，墓群中的陪葬物品还有：木俑7件、锡编钟14只、锡飞鱼2件、四角亭屋等木质明器60多件，以及宋代古钱等其他随葬物品。这在江浙一带的宋代墓葬中并不多见。
7件木俑中有5件人俑、2只猪俑。人俑又分武士俑与侍从俑。其中，武士俑高26厘米，头戴盔，肩披袍，胸束带，上身穿对襟紧身袄，下身着长褶裙，面带微笑。手腕部有圆孔，手上原来似应持兵器等物，已失。
而几只侍从俑的高度在24厘米左右不等，有的上身穿紧身袄，下着裙，腰束垂带，长袖不露手，神态安详；有的着圆领宽袖长袍，围宽腰带，拱手而立；有的面部微侧，似若有所思。一只女侍从俑，通高18厘米，高发髻，着圆领棉长袍，双手持物于胸前，原物已失，扁圆脸，眼下视、塌鼻、厚唇，神色呆板，站在小台座上。
此外，还有两只长12.5厘米、高5.5厘米的木猪俑，尖嘴、大耳，抬头站立，前肢较短，后肢略长，体型瘦长，非常传神。
专家认为，宋墓陪葬多为陶俑、瓷俑，还有石俑。泰州森森庄北宋墓出土的木俑雕刻比较考究。尤其是人物俑服饰各不相同，表情各异，体型丰满，颇有一些唐人以胖为美的遗风，可称得上宋代木俑的杰作，对研究俑的陪葬及宋代服饰都有一定的作用。
编钟是一种古代乐器，锡编钟则是用作陪葬的一种明器（又叫冥器）。在森森庄出土的14只锡编钟中，有7只较完好，其形状与宋代的铜钟相似，钟身呈上小下大的圆筒形，上面的花纹有莲瓣与方格，和现暂存在光孝寺的原钟楼上古铜钟差不多。
这批编钟通高7.3厘米，外形、图案相同，然厚薄不均，重量不等。在较好的7只中，轻的25克，重的50克，余为25至50克，表明这是仿铜编钟制作的。这组锡编钟，与四川涪陵出土的错金编钟、洛阳出土的骉羌编钟、信阳长台出土的编钟数量完全相同。由于在过去宋墓葬中很少发现有锡制编钟，也没有陪葬编钟的例子，这组锡编钟显得非常珍贵。
根据村民回忆，当时马氏四娘子的棺椁被挖掘出土时，棺椁内外有精细的彩绘，可惜未能得到保护。棺内保存有１只木质的四角攒尖亭屋顶，屋面平缓，还有斗拱零件。这些出土的木构件，都带有明显的北方官式建筑的特征，有些木构件还有透雕有佛教的“卍”字和连枝图案，有些还有浮雕的龙形图案，只是过于零碎，无法复原。如果当时能得到保护，那些珍贵的宋代建筑模型，则是当时建筑风格的最美标本，价值当极为宝贵。
地券墓志 历史研究新添佐证
姜氏家族显赫的身世没有在史料上留下一丝丝痕迹。但千年之后，其墓葬中的墓志和买地券，却为研究泰州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98年，编志者在新编的《泰州志》上，第一次为他立了一篇传记。
姜仁惠的墓志中写道：他喜崇佛教，出资“建佛殿一十座，廊庑数百楹，又印置佛书两大藏，一置润州金山龙游寺（为惊涛骇浪中行船的人祈祷），一置本州新开禅院。”他扩建寺庙，又印制了许多经书供奉在庙中。明道年间（1032—1033），泰州发生严重灾荒加瘟疫，他开仓赈灾，为数百名死者买棺安葬，冬天给灾民送去数千件寒衣。他关心地方学子，“尝游乡校……又出钱数百缗，得全监书，以备览阅”。
墓志的最后部分也很有意思，写的是姜仁惠去世的前二年，他得了疾病，家人为他准备后事。他醒来后对旁边的人说，刚才梦见有神告诉他，说他一生积善将会给他增加寿命，果然不久病愈。又过两年，他沐浴更衣后无疾而终。为此，墓志结尾写道：“五福是均”。五福指“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由此可见，“善终”作为五福中的一福，在宋代的民间已家喻户晓。
值得一提的是，马氏四娘子墓中出土那块墓地记，长42.5厘米、宽33.5厘米、厚1厘米，正面是墨书有“殁故马氏四娘子墓地记”，内容大意为：宋元丰八年（1086），马氏57岁死后安葬在泰州海陵县招贤乡小纪村，用钱买到一块土地。这块地的四周边界划分，及其所有权归属死者等，反面用墨笔画有八卦符号。
墓地记又称买地券，是当时人世间土地所有权在人死后到所谓另一个世界的反映。意思是这块地方从此属于死者所有，以前或以后，如果再有人葬在这里，发生土地纠纷时，这份买地券可作为死者拥有这方土地的法律文书。买地券在文物考古工作中常有出土，质地有玉、铁、铅、石、砖等，而在木板上用墨笔写的则很少发现。马氏四娘子墓中的这方木质买地券上的字迹，是千年前宋人写下的。在现今宋人墨迹十分稀少的情况下，这方买地券显出了较高的文物价值，非常珍贵。
一直以来，宋代泰州城的范围缺乏详细描述和记载。“州城自南唐升元元年升海陵县为泰州，以褚仁规为刺史，筑罗城二十五里。”这是关于泰州较早的城墙建筑记载。从森森庄姜氏家族墓葬群的所处位置及墓志、买地券上记载，连同在今凤城河外围的多处宋明两代墓葬的地理位置来看，可推断宋代的泰州城市已初具规模，但其范围很小，出了今天的护城河即为偏僻的乡村。这些都为研究宋代泰州城市布局、历史文化、墓葬习俗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姜仁惠及其子女的三方墓志，对姜堰地名来源也为今人提供一定想象空间。
姜堰构筑的时间在北宋嘉祐二年前，与姜氏一家生活的年代非常接近。以“富声闻东南”的姜氏一家，为家乡百姓投资建设一座水利工程，非常符合墓志中说他们父子二人乐善好施的记载。因此，早在民国期间，泰县图书馆的夏兆麐就在他的《吴陵野纪》中推测认为：姜堰是北宋泰州地方豪富姜氏出钱出力，先后两次率领民众筑堰抗洪所筑。姜堰，姜字出现在堰前，解释为姜氏出资建堰不无道理，与宋代泰州有座宝塔，传为周氏所建，称为周公塔相类似，也并无不可。
姜堰的历史由来，是否果真如此？若今后能得到更多文献文物佐证，则必定是一段关于姜氏家族的历史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