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察布买卖字号

乌兰察布买卖字号-支援过抗战的德元永杂货铺

发布时间：2013-06-13 18:46     作者：文化促进会     浏览次数： 68

       抗日战争时期，当郎忽洞出现了当地唯一的一家杂货铺——德元永。它的创建人是由丰镇县隆盛庄来的小买卖人，我的表姐夫魏旺。我当时追随表姐夫在德元永当学徒，目睹了它的兴衰始末。虽然它从创建到散伙只有短短五年，但是它的开张不仅给了当地人许多方便，更主要的是为八路军提供了安全保障，捐赠了不少物资，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少贡献，在当时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的察哈尔正红、正黄旗一带，属于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建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统治的地区。他们仿效外蒙古，采用了六百多年前的元朝纪年方法，对某一年称成吉思汗××年。
       成吉思汗570年也就是公元1939年的春天，我跟着表姐夫魏旺从老家丰镇县隆盛庄来到了后草地当郎忽洞，在他开设的杂货铺德元永做“住地方”的，也就是当学徒。因我一生下来没满月母亲就去世了，所以我是由姑姑魏旺的丈母娘一手扶养长大的。这一年我已经14岁，一家人谋划着让我跟表姐夫出外见见世面，学点本事好谋生计。我也很用心，在铺子里提茶倒水，打里照外，很得表姐夫的赏识。
       魏旺在开德元永前是个肩挑货物走街串巷的小货郎。那时家穷，为了养家糊口，他同几个朋友挑着货物走草地来到了当郎忽洞一带，同这里的蒙古人进行交易。因为他们经常来，因而逐渐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节，熟悉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摸清了他们的性格脾气，在当地混得很熟，并且和几个有头脸的人交上了朋友。魏旺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发现这一带，汉人住得也很多，有钱人家不少，但有钱买不到东西，买东西得跑很远的路，去老土牧尔台（现新建村）或陶林县城（现察右中旗科布尔），很不方便，于是他就中逐渐萌生了开设商铺的想法。回到隆盛庄后，他向朋友亲戚筹集资金，就地办货，雇了两辆轿车（就是骡马拉的大车上装一个拱型车篷，形似一座轿子）于1939年春天，把货拉到了当郎忽洞。他租下了格日喇嘛的西房做铺面（原址在现当郎忽洞供销社院内，至今尚存），略做装修后于搬去的第六天就挂出了德元永招牌，正式开张了。
       魏旺开设的德元永属集股经营，只他一人垫资，属财股，也就是德元永的大财东。另外招聘两名直接经营、管理业务的掌柜，大掌柜叫李喜顺，二掌柜叫寿丰年，还有我和张根和、石润和三个小伙计。我们五人不垫资金，以工作和劳动入股，属身股。至于两个掌柜有多少股我就不太清楚了，只记得石润和比我大，掌柜的让他跑外顶股二厘五。
       刚开张的一年里，我和张根和是“闲住的”，也叫“住地方的”，实际上就是试用的。那时想当学徒也很难，必须是掌柜的或当地有一定地位的头面人物介绍，才能进入，那时叫“举保”。“举保”主要负责进店和辞退的事。“住地方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掌柜们认为各方面都很好的就留下来，转为正式徒工，如果不守铺规，工作消极懒惰，掌柜直接找到“举保”予以辞退。掌柜对员工的考察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重视经济方面的问题，有时候故意把钱丢放在哪里，试探员工品行。一旦发现某人贪财偷拿等劣行，就会毫不原谅地立即辞退。店里人员如果因经济问题被辞退，很快十里八乡就会传遍，要想在此地立足就很难了，“举保”也会很没面子。
       大财东魏旺住在甲力汗营九顷地，他把德元永的业务都托付给了两个掌柜的，除了重大事情和两位掌柜的商量外，一般情况都由两位掌柜说了算。掌柜的一年四季和我们“住地方的”一样住在铺上，同吃一锅饭。我的工钱不多，一年七块，包吃包住，不管穿衣。到了年终，进行评资，往往能额外得到奖励，我第一年就得到了十三元的“奖金”，以后逐年增多。这种年终评资奖励的方法能极大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铺子里的业务分工很明确，客人一到，掌柜的谈价格，论赊欠，而我们“住地方的”主要就是点烟倒茶，准备货物，伺候掌柜。
德元永主要经营农牧民生产生活日用品，如布匹、煤油、麻绳、纸张、糖果、马具等，只要是当地人用得着的应有尽有。
       头一年买卖比较顺利，人们有赊欠货物的，到了秋后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粮给牲畜，实在给不了的就那么欠着，魏旺和掌柜的也从不硬逼。那时掌柜和赊欠客户建立了用货“折子”，全年用货都记在折子上，年底结算，这种常来常往的赊销方法，概不计息。
       1939年，这一带比较平安。因为距当郎忽洞20里的堂地住着蒙古军第五师，当郎忽洞的苏章盖也有一些兵，所以土匪“赖小子”不敢来这一带骚扰。第二年刚过春节，就听人们说八路军过来了，那时候岁数小不知道八路军是什么，大人们神秘兮兮地暗地里谈论着也不给解释，我心里很是好奇。又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听掌柜们互相说：“昨晚‘八柜’（那时买卖人对八路军的称呼叫八柜）上的下来啦，是从南山上下来的”，慢慢的这叫“八柜”的就露面了。有一天夜里，我们正要休息时，德元永来了俩位客人，以前从来未见过面，他们进来后就和掌柜们说话，说些什么听不懂也弄不清楚。因为那么晚来德元永的客人很少，所以对这两个陌生的客人多注意一下。俩人的个子高低差不多，一个脸白净净的，人长的很俊，说话略带有一点外乡口音，口才很好，自进门后就见他说得最多，另一个脸略有些黑，人才也不错，说话口音是当地人，但自进门到走最多没超出十句话，他们穿衣打扮和当地老百姓没有两样。等客人走了以后听二掌柜和大掌柜的说：“这两个‘八柜’上的说话真客气，但句句都在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刚才来的俩位客人就是“八柜”。
       从那以后这俩人就经常来德元永，不过每次来都是晚上。由于这俩人经常来，慢慢地我也和他们混熟了，才知道原来“八柜”和八路军是一回事，都是老百姓的队伍。那个脸白的叫杨发，脸黑的和叫郝恩科，都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员，来敌后搞地下工作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大部队收集抗日经费和物资，向广大人民宣传抗日，建立和扩大抗日游击队。
       杨发和郝恩科来只是和掌柜们说话，在一次谈话中偶尔提到了大部队缺战马。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等他们走后，掌柜李喜顺和寿丰年就主动和魏旺商量，以德元永的名义给八路买了一匹大红马，后来又了解到八路军要做鞋和军装，魏旺和两个掌柜又主动支援了八路军一批布匹和一些针线，都是由杨发和郝恩科转交上去的。后来杨发他们要给钱，但被魏旺和两个掌柜的给谢绝了，他们说人人都应该为抗日尽一份力。以上是德元永规模比较大的两次捐赠，再以后陆陆续续地又支援了八路军许多物资。
       再往后，我们德元永实际上就成了八路军游击队在当郎忽洞的一个驿站，只要他们下山活动，总要进来打个尖，一般都在晚上人静时，但不过夜。那时候的侯区长也常来我们德元永。
       也不知是保密不好，还是被特务、汉奸跟踪上了，住在堂地的日伪军就在白天经常来我们德元永，一来就问八路军来过没有。我们那时学得也乖巧，掌柜的安顿一回就都记住了，只要问，我们都回答不知道。那时日伪军一来，我们就得出去给人家遛马，有时候从早上一直遛到晚上八、九点钟，只要不说停就得一直遛下去。这些日伪军们来了，我们最想听的一个字就是“停”，只要那些家伙一说“停”，我们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将马拴在马桩上，然后一溜烟的就没了踪影，躲出去直到那些家伙们走了再回来。我们躲出去后，家里就由大掌柜的和二掌柜的伺候。那些日伪军是不好伺候的，抽大烟的人不少，来了就向掌柜的要洋烟，拿不出烟就得拿钱出去买，买不回来就得挨打。货铺里的东西他们随便拿，买卖越来越不好做了。
       第三年和第四年就有些紧了，日本鬼子和蒙古军第五师的兵经常到当郎忽洞一带进行扫荡。那时这一带八路军的活动少得多了，所以来德元永的次数也比较少了。但五师的兵一来就殴打掌柜们，说掌柜窝藏了八路军，要掌柜们交出来，交不出来就拿货要钱。记不清是那月那日从山上来了一个叫“大连珠”的八路军工作员（他过去跟侯区长来过，所以也就认识），在德元永住了20来天，白天就躲在库房里，晚上出来搞工作。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大连珠”住在德元永，伪五师的兵不知是怎么知道的，他们白天来了搜查过后，晚上又来搜查，并且毒打掌柜们，逼着交出八路军。掌柜们硬挺着没有说出真相，后来，“大连珠”看看实在住不下去了，就离开了德元永，不知去向。
       硬熬到了第五年的春天，德元永的掌柜们看看生意实难再做下去了，魏旺大财东将货物搬到九顷地的魏王村，把当郎忽洞的房子也退了，德元永的掌柜和伙计们也都解散了。散伙时魏旺给李喜顺大约也就三、五头牛，十来只羊，算是散伙的工钱。对寿丰年、石润和、张根和，魏旺也给了一些东西和钱。当时魏旺在魏王村五堡子地买了一些土地雇人耕种，他看我也长成个大后生了，就给了我五十亩地，我一个人耕种来养活我年迈多病的父亲。
       德元永散伙时，魏旺拿出这五年来外欠款的“折子”（卖买多年的呆死账）对着大伙的面投入火中烧掉了。这些呆死账主要是一些家里的确穷得无法偿还或刚能填饱肚子一时缓不开的。魏旺边烧边对大伙说：“这些人，家里的确穷，我看也别逼着要钱啦，咱当年也过过穷日子。”
       解放后当地政府找到了魏旺谈话，魏旺主动从隆盛庄来到当郎忽洞将自己的全部牛羊及土地交公分给了贫下中农，自己没留一点。后来定成份时当地政府考虑其在旧社会没有真正剥削压迫过劳苦大众，同时在抗战中，为保护八路军游击队员及敌后工作人员做了好多工作，没少挨打受气，同时他也没少支援八路军抗战物资，所以政府给他定一个“好地主”的成份。李喜顺、寿丰年后来在家务了农，石润和参加了公私合营社，张根和去向不明，我就留在家中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