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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环境的不同造成了文化认知的变迁，文学研究中的“界线”也悄然出现。现代的文学研究随着学科分工细化而走入“千沟万壑”的局面。如何跨越这些天然与人为的研究“界线”？这是文学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此，记者对相关学者进行了采访。 跨越多重界限开展实证研究
事实上，文学研究者们正在做着“跨界”研究的积极尝试，这里所说的“跨界”，包括了跨学科、跨文化和跨文本等多重含义。他们希望立足于自己所熟悉的领域，打破壁垒、拓宽视野，为文学研究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孙逊向记者表示，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文学领域的对话也亟须扩展视野。
中国古代文学经历了长期的流传过程，很多作品如西游故事、八仙故事都经历了民间的参与和创作，流传下来很多文字文本和图像文本。包括一些中国古典文学所创造的意象，也流传到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正在从事东亚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的孙逊举例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绘画中经常表现的“潇湘”意象，在韩国和越南汉文小说中同样有大量的相关描写。如果我们把研究对象从本土文本跨越至域外文本，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和充实本土文学研究，而且可以具体感受到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学与文化交流。
类似这样的个案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孙逊认为，“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并有丰富的文献文本材料作为支撑，进行实证性而非空泛的个案研究。” 在历史与当代的结合中考量文学
“实际上，在阅读古代经史典籍时，现代人已经有了很大的时代隔膜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黎湘萍认为，研究者在检视古代文学文本时，不能单从文学作品或历史记录的角度来思索和讨论，阅读与研究需要参考作者当时引用的其他文本，考量历史文化环境与当代语境的结合，才能够发掘一个文本深层次的内容。
黎湘萍以《诗经》为例分析时认为，如果研究者仅仅从文学观念来解读，只注重“国风”，而不注重“雅”和“颂”的部分，《诗经》“经”的意义就会淡化甚至消失。其实，不仅“六经皆史”、“六经皆文”，而且“六经皆教”，我们今天不应仅从文章修辞、史料分析的层面去理解古代经典作品，还要从教化层面，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层面去理解，将其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因为在现代学科分工之前，古代的经史典籍是不分家的。
多年从事鲁迅研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不仅古代文学领域需要进行“跨界”思考，现当代文学也需要与古代文学全力对话。事实上，鲁迅的白话文创作有着极深的古代文学背景。但由于学科分化，鲁迅文学研究被划归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研究者的古文功底越来越薄，从而使今天的鲁迅文学研究局限于现当代文学的范围内，这是值得学界反思的一个问题。 回归人文关怀的初衷
“学科分割过细也造成了当前文学研究的某些弊病：研究视角过于狭窄、研究对象太过琐碎、研究内容重复单一、与文学研究人文关怀的初衷有所偏离。提倡文学的‘跨界’研究，正是希望和期待文学研究回归人文关怀的初衷。”孙逊如是说。
郜元宝也认为，无论古往今来还是学科内外，文学研究“跨界”的根本立场应当是《文心雕龙》所讲的“披情入文”，即人在创造文学、文化作品时，有着具体的个人内心情感和社会文化语境，只有体悟这种情感、想象这种语境，才能真正进入艺术作品存在的本源。如果文学研究对“情”没有把握，对“人”没有关怀体贴，文学研究就成为有学识的“无情”与“无趣”。
当然，也要辩证地看待文学的“跨界”研究。孙逊认为，文学的“跨界”研究是为了从界外更好地回看文学与文本，而不是离开文学和文本到其他领域随意“天马行空”。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研究者跨到界外回看原来所从事的领域，或许就能发现在原来狭窄的视角下被遮蔽的某些东西。因此，提倡文学的“跨界”研究，和坚守原来的学科“根据地”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把“根据地”建设得更加坚实和美好。
郜元宝认同孙逊的观点，他认为在目前研究者独自研究、彼此间缺乏联系的背景下，文学研究对象本身往往涉及多个领域，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迫使研究者必须进行“跨界”研究。例如要研究鲁迅文学，不熟悉古代文学是不可能深入的，因为鲁迅的作品随处都体现着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浸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是无处不在、必不可少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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