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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本文转自“见贤思齐”新浪博客。 学界一般认为：章太炎、黄侃反对利用甲骨、青铜及金石文献，特别是在语言文字的考证研究中，更是注重《说文》等传世字书、辞书，排斥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大批出土材料。对比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章黄的学术态度未免有些落后，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没有“预流”。 章黄反对利用出土文献的论述，确实很容易找到。在章太炎《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论》之《理惑论》中，章氏全面阐述了自己对金石及甲骨青铜等出土文献的看法。章氏认为：《说文》收集篆文九千多，却是不能涵盖小篆之前的古形体。利用各种早起古文字材料来补充《说文》形体，是探求汉字演变发展的正确路径。但对学界普遍重视的青铜彝器，章氏表示了极大地怀疑。其疑一为：时代愈后，国家大兴土木之事愈少，而彝器发现却多于汉魏。其疑二为：宋代以来，彝器发现的具体时间、地点等情况多不得其详。其疑三为：古人制作多求简略，晚近获取彝器多制作精美，不合于古之礼仪。其疑四为：按照古代等级制度，钟鼎等礼器等使用有严格限制，而兵器等的使用场合更多。但出土发现的情况恰好相反。其疑五为：青铜器皿重量不同，大型器皿因其重量大，应该埋藏在地层深处，获取更加不易，而出土实物却并不能符合这一地层关系。金石文献的著录，虽有明文，然真伪莫辨，利用中亦应特别注意。近代出土的甲骨，章氏极疑其伪，以为乃“欺世豫贾之徒”所为。对于研治小学的正确方法，章氏提出“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不在信好异文，广征形体”。 1935年，黄侃去世，其门生弟子集录黄氏生平著述，在中央大学出版的《文艺丛刊》特为编印《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收录其著作19种。章太炎为弟子遗著作序，又一次阐述了类似《国故论衡》的观点。其言曰：“若夫文字之学，以十口相授，非依据前闻不可得；清儒妄为彝器释文，自用其私，以与字书相竞，其谬与马头长、人持十无异。” 以上论述，多被学界摘引，也成为章黄反对甲骨青铜文字的“铁证”。但对以上材料的理解，还是应该努力挖掘其背后含义。近日读陆昕《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有助于对以上章黄论述的重新理解。今抄录如下： 又言思治古文字学以赞《说文》，亦望勉力为之。然当分二类。一则宋以前古文之学，自《说文》所载外，如《周礼》故书，《仪礼》古文，《三体石经》及《字林》（古文官书），《一切经音义》所称古文，悉为董理。一则宋以后迄于今兹号为古文字学，先就欧阳、赵、吕、薛、三王、洪氏指数细为审諟，然后治清世阮、二吴三书，参以孙君之见，次及龟甲，亦从孙氏入门。………前属求河南关君（罗叔言门人）《殷墟文字存真》，务望致之，虽价昂不惜。（1932年5月7日致陆宗达信） 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洪、二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骨甲指学耳。足下宜精研《说文》，凡文字必以六书之例检核，疑于笔意者以笔势求之，宁拘毋肆，宁阙毋妄。次则推寻文义，比核众形，非焯箸明显不变更师说，必能确见宋来说字形者种种逞意妄解之缪、不谙文例之失，不晓通假之弊。（1932年6月9日致陆宗达信） 以上两段论述，可见黄侃对《说文》之前的古文字，并不完全排斥，而是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既意识到《说文》在文字形体探求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不讳言甲骨青铜对《说文》的有力补充。比较乃师章太炎，虽然强调重视《说文》的本意没有变化，但对甲骨彝器的态度，明显有所缓和。根据某些个别论述，一味指责章黄无视古文字，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章黄文学学理论本意，更没有准确把握章黄研究文字的基本方法。从学术发展的层面来看，章黄和后来以及当今古文字研究确有不同，主要差异在出发点上。章黄以《说文》为根据，通过对《说文》各种字体形体的比核贯通，以求对汉字形体演变的了解。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甲骨青铜等古文字，是补充，目的在印证《说文》。而后来的汉字研究，路径与章黄正好相反，《说文》沦为甲骨青铜文字的补充。章黄对《说文》的“佞信”，当然有清代以来学者的影响。但更应看到，面对时代潮流，守住传统，是章黄学术的精神价值。 清末民初，经历“二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学术在欧风美雨的冲蚀下，逐渐呈现不可逆转的下降。如何重新振作中国传统文史，延续中华文化命脉，学术界在进行艰难的探索。方向略有差异，取径各有不同，归结起来，大概是沿着两条路。一是向西方学术寻求援助，二是努力开掘固有传统。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写卷、大内档案，被王国维誉为二十世纪初“四大发现”。学术史的发展证明：这些材料为中国传统文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地下之实物，与书面文献相互印证，这一研究取向，后来被誉为“二重证据法”。二十世纪以来，这一方法因为罗王陈等大师的身体力行，已经成为了传统文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由于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二重证据法使用的场合和频率更显频繁。一时间，似乎文史研究，除了二重证据法，已经没有其他更可行、更有效的研究方法了。当然，利用二重证据法，解决学术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成果，其价值不容抹杀。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群体年龄及治学背景的变化，二重证据法在使用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来自研究主体的学术积累。解放后成长的学者，特别是文革后崛起的一代，大多没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累，许多文史知识都是靠补课形成的。对传统文献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体认，早已经没有了罗王当年的深切。方法没有变化，材料甚至更丰富，但学术成果的重量并不一定越来越沉。章黄对出土文献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他们压在纸背后面的忧虑，今天在一定场合得到应验。反对使用出土文献是章黄论述的正面，也是显示最清晰的一面。强调对传统文献的深入研究和理解，是章黄论述的背面，因为有掩盖，似乎没有那么凸显。但从时代和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一面应该更有意义。其中有对传统的恋恋不舍，更有对未来的一丝迷茫和担忧。 【墨香中华编辑：王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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