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化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就为自己做了一份通用的谢绝书：“对您的来函表示感谢，但十分遗憾，他不能应您的盛情邀请而给您签名，赠送相片，接受采访，发表广播讲话，在电视中露面，赴宴和讲话，充当证人，阅读您的文稿，作一次报告，参加会议，担任主席，充当编辑，接受名誉学位，等等。”克里克不无智慧的谢绝，虽然少了“人情味”，却省去了许多无意义的社交应酬，节约了大量宝贵时间。
与克里克相反，作家茅盾是个温和厚道的人，他的谢绝很客气，带有商量的味道。茅盾在给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写信时说：“现在写一点我个人的规划，可是规划是订下来了，能不能完成，要看有没有时间。这就希望领导的帮助。一、帮助我解除文化部长的兼职和政协常委的兼职；二、帮助我解除《中国文学》和《译文》的两个兼职；三、帮助我今年没有出国任务。如果照上面所说，一面挂名兼职这么多，一面又不得不把每星期五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开会、酒会、晚会三种‘会’上，那么我就只能不写小说了……”正是因为他的谢绝不够决绝，在他后半生的三十年里，他没有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问世。
大概名人、成功人士都会遇到类似麻烦，都需要拿出谢绝的勇气与智慧。既要语言委婉，合乎情理，又要坚决而不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