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Lingjie 摄影— Jonas Lindstroem 供图— Assemble 特纳奖被誉为世界上最权威,也是最富争议的视觉艺术奖项之一。这一奖项被授予50岁以下,在英国出生、生活或工作的艺术家,作为对其过去一年中卓越创作的嘉奖,但也常常不负众望地触犯众怒,或是在主流媒体引发了一场“何为艺术”的哀号。从Damien Hirst惊世骇俗的鲨鱼玻璃柜,到Chris Ofili的大象粪便油画,无一例外。 昨晚,2015年特纳奖在格拉斯哥Tramway艺术空间揭晓,这也是特纳奖首次在苏格兰举办。奖项一经揭晓便再次引发了众议,因为在特纳奖30年的历史上,这一艺术界最高荣誉和25000欧元的高额奖金,首次被授予了一个非(传统)艺术领域的组织。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自称为Assemble的松散组织,是一个建筑设计团体,有着18位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作为一个团体,他们也没有共同的宣言。但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对人造环境及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有点兴趣。 Assemble的18位成员 “被提名确实让我们有点吃惊。我觉得它让许多人吃了一惊,是不是?”接受我采访的Assemble成员之一James Binning笑着说。事实上,当泰特美术馆总监打来电话,恭喜他们被第32届特纳奖提名时,接电话的人问道:“是哪个特纳奖?”但事后看来,虽然对于Assemble来说,特纳奖提名的消息有点出乎意料,获奖更是如此。但整个过程却有一些预示性迹象。例如,评委之一的Alistair Hudson曾拜访Assemble并共进午餐。但Binning的解释是, 他们的工作室往往有来自欧洲各地的团队前来参观,出乎意料的客人和拜访并不奇怪,“有人想过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没有什么不正常。”
Assemble在2010年建造了一座名为“The Cineroleum”的临时电影院。在此之前,这个被称作Assemble的团体并不存在。在“The Cineroleum”项目中,他们与伦敦遗产开发公司达成协议,为该地区设计一座公共电影院,并借此交换一个工作室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工作室越来越大,容纳的成员人数也越来越多。他们的周围慢慢聚集起一个创意人群网络,每个人都互相帮助,协作工作。这种自力更生的DIY精神是他们最初的卖点。
由于Assemble的大多数项目为临时建筑,在项目完成后,他们要着手为志同道合的年轻创意工作者和艺术家寻找新的廉价工作空间。现在的工作室位于Hackney Wick错落的仓库中间,一条坑坑洼洼的车道通往目的地。这栋名为Yardhouse的临时建筑有着粉彩色的梦幻墙板,由回收材料制成。Binning表示,这个地方已经成为Instagram达人游客的非官方热门景点,常常会有奇怪的组合出现在这里,还有一些自认为特立独行的时尚摄影团队在此取景。“低成本工作室空间在伦敦越来越稀有, 像Hackney Wick这样的地方被买下来,变成楼房,因为这更有利可图。”和Assemble的大多数临时建筑一样,Yardhouse将在18 个月后拆除。
为Assemble获得2015年特纳奖的项目名为Granby Four Streets,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并不那么友好,常常与不良名声联系起来的社区。但是Assemble试图探讨这些偏见。正如Binning所言,“这一偏见是当地居民坚定反抗不公开发造成的。”在利物浦甚至英国全境,“有控制的衰落”是一种地方特色——对社区生态造成了破坏性打击。25年来,Granby居民固执地坚守自己社区的现状,拒绝外部力量干预。他们自己组织收集垃圾,建造种植园,挖掘前院,铺设街道,并组织集市,证明了令人难以置信的DIY态度。 利物浦Granby Four Streets新的街区轴测图 Assemble为Granby社区设计的冬日暖房,用来种植植物 Assemble 成功获得了Granby居民的信任。因为比起在那里屡屡碰壁、束手无策的开发商,他们显然更年轻,也更愿意倾听,部分是因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没有经验的时候聆听是重要的;你不能告诉人们解决办法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知道。这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不是一件艺术品,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的谦逊态度,有助于更为开放地探讨怎样推进项目才是较好的方式,而这一过程也比很多人预想的更耗费金钱和情感能量。理解当地居民的所思所虑非常必要。
当被问及他们如何知道自己的项目成功与否时,Binning谦虚地回答:“这很微妙也见仁见智,是不是?”成功是一个很难衡量的标准。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期待,一些在某种情境下行之有效的程序和决定,在另一种情境下也许就不可行了。“假如我们在利物浦做得不错,那么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启示。但是,解决方案如此独特而具有地方性,在一个项目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项目,而我们甚至不知道它现在是否奏效。”Binning表示,他们的工作本质上不在于存续时间的长短,而更多的在于过程中就它所服务的居民需求的探讨。
“对我们来说,把事情做成比担心能不能拿到足够的费用更重要。”Binning补充道。他们把一系列项目描述为工作室的延伸,就像一所建筑学院中的项目雏形或测试版。他们的测试本身有其实践意义。
当被问及他们如何知道自己的Granby项目成功与否时,Binning谦虚地回答道:“这很微妙也见仁见智是不是?”成功是一个很难衡量的标准。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期待,一些在某种情境下行之有效的程序和决定,在另一种情境下也许就不可行了。 “假如我们在利物浦做得不错,那么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启示,并且帮助我们探讨该对这些房屋做些什么。但是解决方案如此独特而具有地方性。在一个项目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项目,而我们甚至不知道它现在是否奏效。”Binning暗指的是他们的工作本质上不在于存续时间或者从开始到结束是否是个成功,而更多在于正在进行中的关于它服务的居民需求的探讨。 衍生阅读 因为对于建筑工地作为民主空间的概念感兴趣,Assemble的其他一些临时项目选择运用戏剧元素改良现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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