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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远导读] 冷战结束后不久，面对新的国际环境，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理论在新的国际背景下是否依然有效？文明的冲突是否还是当前及未来国际冲突的驱动力所在？面对奥巴马“美国还要在未来继续领导世界”的豪言壮语，美国应该如何部署缩进军费开支后的军事力量？本文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思考。文章编译如下： 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2014年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说：“美国还要在未来继续领导世界。如果我们不行，别的国家更不行。”这一言论一出，引发了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在国防军费开支、美军削减军力后的规模等问题上更为激烈的辩论。人们十分关注美国国防部面对潜在的未来冲突会如何有效运用削减后的军事力量进行备战。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奥巴马总统今夏将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以进一步阐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用他自己的话说：“新的政策文件是2010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修订版，会明确本届政府在剩余执政期内外交政策的重点。”然而，即便是这类政策性文件，也需要一定形式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以便在描述未来国际环境时自己首先能够更好地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所在。冷战结束后不久，面对新的国际环境，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理论在新的国际背景下是否依然有效？文明的冲突是否还是当前及未来国际冲突的驱动力所在？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论点是，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根源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由于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vs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vs美国）或是经济（国家配置vs市场调节）上的差异所导致。而且，这里所说的文化差异不单局限于西方文明内部，而且包括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在内的所有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合和最广泛层次上的文化特性，人类以此与其它种类相区分。文明是通过共同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宗教、风俗、制度等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所界定。亨廷顿界定了五种文明以及它们的亚文明，其中包括：西方文明、拉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非洲文明、日本文明以及儒家文明等。然而，在这样的文明分类中，也存在着例外情况。比如，有些个体生活在一种文明中却与该文明保持不同的信仰体系（比如生活在巴基斯坦的基督徒，或是西班牙的穆斯林等）。亨廷顿在文中（指《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在1993年夏季号《外交》季刊）提出六条论据来论证“文明的不同将导致国际冲突”的观点，分别是：（1）文明间的差异不仅存在，而且是根本的；（2）世界变得越来越小；（3）全世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进化进程正通过存在已久的地方特性把人们区分开来；（4）西方的双重作用促进人类文明意识的增强；（5）文化差异和特质较之政治、经济差异和特质的稳定性；（6）经济区域的增长。 前两条论据在强调文明的全球覆盖性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增加等方面是类似的。亨廷顿强调，自从人类开始有了不同文明之日起，文化的冲突就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文明冲突的现代演变的重要标志是《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订，它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开始。该条约按照新的国界线划分欧洲版图，不同国家也被烙上不同文化特质的烙印。从文化意义上讲，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可能，一个萎缩的全球空间和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通过社会经济而不是宗教生活给世界领导国带来和平。当然，这种日益紧密的联系并未完全消除文化上的差异，以至于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最终成为导致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温床。这种观点有部分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而批评者认为，从文明意义上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是从公元5世纪匈奴铁骑纵横欧亚大陆时开始。是跨国公司在一个微型世界里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不拘一格使用各种类型人才，才促使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融合，让世界看起来越来越小。 亨廷顿的第三条论据认为战后的国际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经济、意识形态和世俗化压力。这种由压力而导致的冲突不再是有民族国家边界引起，而是根源于文化差异。这种经济、文化上的压力见证了导致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爆炸性发展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而事实是，经济上的发展又在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了文明的冲突，如前两年在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然而，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反的是，这场运动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和世俗现实的相同历史文化间的内部冲突。亨廷顿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强调了导致冲突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断裂线”，但是人们从“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看到，冲突实际上更多的发生在同一文明内部而不是不同文明之间。尽管亨廷顿的理论听起来很有说服性，但是他却错判了冲突发生的地方。 亨廷顿所提出的最后两条论据看起来也是充满矛盾：关于文化特性的稳定性与经济区域主义的增长。他在此试图同时说服读者们，使他们相信“你是什么？”这一问题是无法改变的前提，对这一问题的错误回答将置自己于死地。然而在同一方向，亨廷顿又提出经济区域化增长正逐渐成为一个不同文明的文化信仰在世界范围内（嵌套于经济实体中）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助推剂。这种论据其实更容易在同一文明内部而不是不同文明之间得到证实。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会增加文化考量，并在周围寻找拥有“共同文化”的邻居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只有扎根于共同的文化背景才可能成功。那么，亨廷顿关于“文化或文明是未来国际冲突的一致因素”这样的论点似乎能够被理解为是不成立的。 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威胁源自于由于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和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而定义的文明之间的“断裂线”。宗教冲突既可能发生在同一文明内部，也可能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他援引了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作为例证，这一冲突至今已经延续了1300多年。作者对宗教冲突的内在审视，特别是关于天主教内部（拉丁派与东正派）以及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的分析很有现实意义。人们最近经常在北爱尔兰地区可以看到类似的冲突。一些学者指出，北爱尔兰地区年轻人之间的暴力冲突集中在男子气概的参与者间，那种男子气概蕴含着与恐怖主义、政治和宗教信仰有关的副主题。然而宗教信仰不同的界限并不是导致暴力发生的最重要的因素，导致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男子气概的不同认知，而这正是性别（男性）、宗教（天主教）和经济（贫穷）等因素交织汇合而导致潜在文明冲突的爆发地。 笔者认为，文明仅仅是一种战斗口号，而冲突的根源更具现实性，比如经济或宗教因素。亨廷顿以海湾战争为例，来说明伊斯兰领导人如伊朗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以文明为借口来与美国对抗，但事实起因却是美国向波斯湾地区派出大量军队来保卫阿拉伯文明中的一些国家来对抗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类似的冲突还发生伊斯兰与犹太—基督文明的“断裂线”上，比如在高加索地区爆发的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及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冲突，都是以文明作为冲突的借口而掩盖真实的冲突根源，比如民主、经济等因素。这些冲突都以文明来标榜，但如果给予进一步审视的话，宗教因素才是原始驱动力。 个人有机会去辨别那些处于“断裂线”的文化，并能够沿着丰富的文明成果去寻找文明共同体。这些对美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亨廷顿认为，同视西方文明比如美国为校园恶霸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军事合作对美国来说是一大挑战，而且这两个文明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建立起对抗西方霸权的军事和经济合作。这就要求如今逐步降低军费开支的西方文明国家仍需对儒家—伊斯兰文明之间日益加深的合作保持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 文明冲突论更加适合解释在世界领导舞台上反西方霸权的冲突。然而，同样的冲突却仍可以看做是机会。土耳其在伊斯兰文明中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亨廷顿将之与墨西哥一同看做是跨越文明“断裂线”的自我分裂的国家。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可以为土耳其提供支持以使其顺利跨越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的“断裂线”并在保留伊斯兰文化特性的情况下向其灌输西方的自由、社会经济价值观。可以利用现存的非文化的超越国界的政治机构，比如欧盟，让土耳其公开参与其中。土耳其的欧盟之路就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用以克服可能导致冲突的文明“断裂线”的弥合剂。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关于文明的定义包含着很多变量，比如经济、区域、伦理等特性，而这些特性并不能从个体或群体层面对国际冲突进行契合性解释，它们中一个或者几个甚至同时作用引发国际冲突，并需要用外交、军事行动等不同手段去解决。 使用亨廷顿的文明“断裂线”理论作为参考，美军就应该在可能引发全面战争或游击战的“断裂线”沿线地区展开部署。正如亨廷顿在1993年所提到的，如今已被证明的墨西哥和土耳其仍是处于分裂的状况。美国应该加大对墨西哥政府的支持力度，帮助他们清理控制墨西哥北部的贩毒集团，特别是新莱昂州和奇瓦瓦州的索诺拉省等地区。这种合作可以有效降低墨西哥政府的经济压力，而正是这种压力增加了墨西哥向美国非法移民的风险。允许土耳其像加入北约那样加入欧盟可以进一步密切美土两国关系，并进一步增加美国在伊斯兰文明国家保持军事力量存在的合法性。此外，美国还可以出兵监控在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度—伊斯兰冲突动向。然而这种介入也会遇到一种困境，即人们可能认为相比巴基斯坦来说，美国更亲近印度。 根据文明冲突论而展开的军事力量前瞻性部署需要进一步考虑潜在的未来冲突的起因。亨廷顿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中描述了这类对手的性质：他们可能是一个国家或者非政府组织，甚至两者兼而有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敌人，冲突的性质还是要为争取人民、控制领土而战争。此前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却表明了占领领土、赢得人民所要面对的复杂性。东道国的忠诚度高低也增加了这种复杂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个体”意义上才能被更好地诠释和理解。阿富汗政府军的士兵到底是将什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国家？意识形态？宗教？还是伦理？文明的真正冲突就在此体现。 （艾玛编译自美国 《小规模战争杂志》2014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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