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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以写诗歌和散文为主的八位文学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人。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其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原毁》
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必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待他人宽容而简约。对自己严格全面，就不会发生懈怠。对别人宽容简约，别人都乐意做好事善事。 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 ——《原毁》 肯定对方的一个长处而不苛求再有第二个,注重对方的现在的表现而不追究其过去的行为。
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原毁》 事业成功了，就会有人来诽谤你；德行高尚了，就会有人来毁坏你的荣誉。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进学解》 学业由于勤奋而专精，由于玩乐而荒废；德行由于独立思考而有所成就，由于因循随俗而败坏。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进学解》 读一部书,要善于把握各部分的内在逻辑,从而提出纲要,钩出精义。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进学解》 读书贪图多读多得,细节和大体都不放过。夜间点上灯接着白天,长久如此延续了一生。
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 ——《送李愿归盘谷序》 人们称为大丈夫的人,我是了解的。他们把利益恩惠施给别人,名声显扬于当世。
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 ——《送李愿归盘谷序》 与其有人称赞在事前,不如没有人批评在事后.与其得到快活在身体上,哪如没有忧愁事在心里。
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祭十二郎文》 这正是所谓天意实在难以揣测,而神意实在难以明白呀!所谓事理不可推究,而寿命不可知道。
士穷乃见节义。 ——《柳子厚墓志铭》 读书人在困境中才能看出节操来。 韩愈与大颠
韩愈因上《谏迎佛骨表》忤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来到潮州，听说大颠禅僧是境内有名的僧人，心想自己既因排佛遭贬，对佛门的有名人物还是见识一下为妙，遂至灵山造访大颠。他来到大颠的僧舍，噼头便问∶“禅师，如何是道？”大颠正在坐禅，听到韩愈动问，从定中醒来，但好久也没想起要回答韩愈的问题。这时，大颠的侍者正好在场，他便举手勐击禅床三下。咚、咚、咚，三声响起，大颠与韩愈俱是一愣。 大颠问道∶“你干什么？”侍者回答∶“先以定修，后以慧拨。”韩愈一听大喜，对大颠说∶“和尚的门风真是高峻啊，我在你的侍者那儿就找到了修道的门路了。”原来，待者的回答是绝顶聪明的双关语。韩愈初问大颠如何是道？大颠不答，正与侍者的“先以定修”一句相应；而侍者击床三下，则与“后以慧拨”一句相印，所答言词与动静相依，与情景交融，相互照应，别有趣味，难怪韩愈一听之后便欣喜若狂了。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妒人之能,幸人之失。 ——《骂尸虫文》 有些人妒忌别人的才华,看到别人的失败又幸灾乐祸。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马退山茅亭记》 美是在人对事物的领悟之上得以体现,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人的领悟,也就无所谓美。
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文士以德行为修养成根本,而在德行中真诚摆在首位。
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状，去来之不可常。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大凡人们的话都是这样说的:盛衰祸福都是互相依存、来去不定的。 柳宗元和刘禹锡 柳宗元和刘禹锡是诗文方面互相欣赏的好朋友。唐代顺宗永贞年间，二人共同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后来革新运动失败，柳宗元被贬职到邵州任刺史，赴任时还没走完一半路程，又被贬职到永州任司马。 元和十年，柳宗元又被调职任柳州刺史，刘禹锡则再次被贬谪到播州。柳宗元知道播州是个荒蛮偏远之地，条件极为艰苦，于是他上书给皇帝说：播州条件恶劣，不是人所能住的地方，而刘禹锡尚有老母亲在世，需要他供养，我实在不再忍心让他忍受这样的困顿，这没法向他母亲交待，如果我不代替他去播州，那么刘禹锡母子就再也见不到面了。因而，我恳请陛下批准让我和他交换，我去播州，他去柳州。 这种患难真情感动了朝中许多大臣，于是有人站出来为刘禹锡求情。后来皇上虽然没有批准柳宗 元的奏请，但最终还是对刘禹锡罔开一面，让他改去联州上任。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朋党论》 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 ——《朋党论》 君子所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伶官传序》 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此自然之理也。 ——《伶官传序》 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伶官传序》 人做事常常因为不注意细节而失败，聪明勇敢的人大多被他所溺爱的人或事物逼到困境。
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 ——《泷冈阡表》 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最重要的是孝敬;利益虽然不能遍施于所有的人,重在仁爱之心。
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 我平生所作的文章,大多在“三上”完成:就是马背上、枕头上、厕所里。 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 有很多人都去拜访欧阳修，请他指点诗文。有个能做几首诗的公子哥儿，不服气。他逢人便说：欧阳修也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有什么了不起！我非跟他比个高低不可。这天，他去找欧阳修。在路上，他碰见一个中年人，他问：老兄，你是去找欧阳修的吗？中年人点点头说：是呀！;于是俩人就一路同行。公子哥儿把自己去找欧阳修的事向他说了一遍。中年人说：看来你很有学问，做一首诗如何？公子哥儿看见前边有一棵枯树，就随口吟道：前边一枯树，分成两个杈。中年人接下去说，春至苔为叶，冬来雪作花。公子哥儿一听乐了。行啊，老兄。有了你，我就更不怕欧阳修了。 二人走着走着，看见一群鹅跳到河里。公子哥儿又来劲儿：对面一群鹅，扑通跳下河。中年人又接了下去：毛浮绿波动，颈曲作清歌。公子哥儿上上下下打量了中年人一番，说：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走，上船。过了河，就离欧阳修家不远了。他们上了船，公子哥儿还在卖弄：你我一只舟，去找欧阳修。中年人微微一笑，又接了两句：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
苏洵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
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触焉而得,故其言易。 ——《太玄论上》 焉：代词，相当于“之”。得：体会。这几句大意是：经过探入思考而有所体会，所说的话就深刻；有了亲身感受而有所体会，所说的话就贴切；有了实际接触而有所体会，所说的话就平易。～几句告诉我们：说话或发表议论，不可凭空玄想，胡说妄道；必须经过思考，经过感受，经过实际接触,才能一语中的,易于为人们接受，否则必然不切实际，甚或谬之千里。可用于说明发言必须谨慎,必须深思熟虑，有感而出；如果夸夸其淡，信口开河，必将贻笑大方。
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心术》 “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出自宋代苏洵的《心术》，意思是：情感是洪流，理智是防堤。感情冲动时，用理智控制它，忍一忍就可以抵御急躁和鲁莽；沉着冷静，就可以控制冲动。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太山覆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待敌。 ——《心术》 作大将要明白这个道理，先制伏自己的内心。泰山在自己眼前倾覆也不会恐惧变色，迷路从左边跳过，自己也不看一眼，这样以后才能迎战敌人。
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 ——《用间》 这几句大意是：把心思用在公正上，振臂一呼犹如纲举日张一样，响应甚多；把心思用在欺诈上，作事好像是补了一百处漏洞，而又出现上千处漏洞一样，防不胜肪。
君子慎始而无后忧。 ——《上文丞相书》 有道德的人一开始就小心谨慎,因而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忧虑。 苏洵教子故事启示 北宋大散文家苏洵的两个孩子苏轼和苏辙自小十分顽皮，在多次说服教育不见成效的情况下，苏洵决定改变教育方法。从此，每当孩子玩耍时，他就有意躲在角落里读书，孩子一来，便故意将书“藏”起来。苏轼和苏辙好生奇怪，以为父亲一定瞒着他们看什么好书。两人出于强烈的好奇心，趁父亲不在家时，把书“偷”出并认真地读起来，从此逐渐养成读书的习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读书的无穷乐趣，终成一代名家。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留侯论》 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气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决斗，这可谈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称“大勇”的人，当突然面临意外时不惊慌失措，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的抱负很大，而他们的志向又很远。
易以理服，难以力胜。——苏轼《两浙转运副使孙昌龄可秘阁校理知福州》 易于用道理使其服从，难以用暴力去战胜。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晁错论》 意思是说自古以来能够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仅仅要有超凡出众的才能,还一定要有敢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名重则于实难副，论高则与世常疏。——苏轼《谢馆职启》。
名重：名望过大。于实：于事物的实际。副：符合。论：议论。疏：疏远，不为所容。这两句大意是：个人名望过大，难于与实际符合；非凡超俗的议论，常为世人所不容。 针锋相对 苏轼被贬黄州后，一居数年。一天傍晚，他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正举杯畅饮间，苏东坡忽然用手往江岸一指，笑而不语。佛印顺势望去，只见一条黄狗正在啃骨头，顿有所悟，随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扇子抛入水中。两人面面相觑，不禁大笑起来。
原来，这是一副哑联。苏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 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尸(东坡诗)。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宋史》称：苏辙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他的高超大致和苏轼相近。
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远者。 ——《上皇帝书》 意思是人在做事情的时候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认为文章是气形成的,然而文章不可能学习就掌握,气则可以通过涵养而得到。这是从孟子的“养气”说发展而来的。苏辙直接说，文章就是作者气的有形体现，所以把气养好了，文章自然就成了。
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以不息之文，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 ——《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怀着极大真诚又勤勉地撰写文章，就可以感天动地，使金石般坚固的东西也发生变化。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游褒禅山记》
世上奇异雄伟、珍奇怪异的不平常的景象，常在险峻遥远、人迹所绝少到达的地方，因此，不是有志气的人是不能到那里，不能观赏到那奇特的景象的。
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 ——《祭欧阳文忠公文》 在胸中积累的知识才华，就像蓄积的江河里的水一样；写出来的文章、或者说出的话就像日月那样有光辉。 王安石的糗事 王安石的相貌与他的性格很相符，人说他“牛耳虎目。”黄庭坚还观察发现，王安石的眼睛总是不停地转，说明此人心府不静。
王安石的脸很黑，原先人们以为他有什么病。后来才知道，他这个人非常邋遢，最不喜欢洗脸，洗澡，换衣服。叶梦得在他的《石林燕语》中写道“王棘公不善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看到这一段，我一直怀疑，王安石难道常年不洗澡，衣服又脏又破也不更换，这样懒惰的人怎么还能当上宰相之位?后来又读了其他史料，才知道他入仕后，有几位朋友，象吴冲卿呀，韩琦呀都同他关系不错，每次去洗澡就将他死拉活拽地拖了去，然后再给他准备上需要换的新衣服，多少改了他一点不讲卫生的习惯。
曾巩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战国策目录序》 “盖”是语气词，在这里没有实际意思，前半句是说，所谓法律，是适应实际情况而不断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道”在这里是一种个人或社会的人生观或价值观的意思，更强调道德规范的要求，古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里面的“道”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后半说是说，而道德，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是不可以改变的。
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 ——《赠黎安二生序》 只知道相信古人,却不懂得迎合当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贤之道,却不懂得随同世俗。 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知州可是地方上的一把手，曾巩深知责任重于泰山。自古以来，齐鲁便以民风强悍著称，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齐鲁多勇猛响马之帮”。黄巢起义、宋江落草，乃至清末义和团，皆发端于齐鲁大地。曾巩所任职的齐州，就被评价为：“野有群行之盗，里多武断之家”，是个有名的难治之乡，豪强地霸比比皆是。所以，曾巩这个知州，绝对不好当。他清醒地认识到其难治之处，决定重拳出击，打击豪强，树立威信。 当时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百姓敢怒不敢言。曾巩初来乍到，便以此为突破口，搜集证据，迅速将周高法办，百姓拍手称快。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一举端掉了这个犯罪团伙，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盗、劫等犯罪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儒风大家原创，转载须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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