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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勾引女人，少爷诱奸丫头，朝三暮四，过河拆桥，这是一个烂俗的情节模式。古代小说《莺莺传》开“始乱终弃”之先河。对于痴情的莺莺小姐，张生不仅“始乱之，终弃之”，还要来一番义正词严的自我辩护，说什么女人乃“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为自己作道德上的开脱和美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判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实在是太宽容了。这哪里仅只是“恶趣”，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根本就是猥琐和无耻。 现代话剧《雷雨》，是一个现代版的“诱惑”故事。周朴园对鲁侍萍，先乱后弃，又心存愧疚，有心补偿，又深恐妨碍眼前的生活与地位；其子周萍对四凤，既占有，又别恋，脚踩两只船，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遗弃”。 英国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也是此类题材中的佼佼者。小说写农村姑娘苔丝的悲惨命运。苔丝的悲苦命运也肇始于少爷亚雷·德伯的诱奸，是亚雷改变了苔丝的人生面貌。最后，苔丝在愤怒与压抑中杀死了诱奸他的少爷，自己也被处以绞刑。哈代的小说就像他笔下的威塞克斯的荒漠一样，始终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悲剧气息，让人感到抑郁和伤感。 由于时代与文化的差异，“诱奸题材”中的男女所承载的道德色彩与伦理内涵差异很大。《莺莺传》里的张生轻狂寡情，竟以“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为例，证明女人乃“祸红颜水”；玩弄了人家的感情，还庆幸自己终究远离了“祸水”，薄幸无耻至极，却被小说所赞赏。小说中的莺莺，爱的时候一片痴心，被遗弃后也甚少怨言，甚至主动表态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这是一个呼应了生命的冲动最终还是落入礼教桎梏的糊涂懦弱的女子。在这个故事中，负心汉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被遗弃的女人只能自怨自艾，怪自己红颜薄命。张生与莺莺的故事，折射了传统男权文化、礼教文化的不人道与反人性。 相比之下，《德伯家的苔丝》和《雷雨》对不幸的妇女都抱着深深的同情，而对“诱奸者”则给予了道义上的谴责。但这两部堪称经典的作品，对诱奸者都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漫画式的人物刻画上，而是深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将人物内心的复杂性表现了出来。亚雷和周朴园既有自私冷酷的一面，也有人性真情的流露。 《复活》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很老套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对男女：聂赫留朵夫和玛丝诺娃。这两个人，一个出身贵族，一个出身农民；一个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个是听人使唤的使女兼使女；一个是公爵，是禁卫军军官，一个则是妓女，是罪犯。故事情节上，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离奇之处：公子哥诱惑了小使女，始乱终弃，各奔东西。尔后，男人生活顺遂，飞黄腾达，而女人却命运乖谬，处境惨淡。西方的《德伯家的苔丝》是这样，中国的《雷雨》也是这样。这个情节模式说明，在男尊女卑的男权世界，女性一旦遭遇了遗弃，她们的境遇总是比男性更悲摧。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念大学三年级那年的夏天。当时，他住在姑妈家，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小说这样描写： 那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里感到身上充满活力，心情舒畅。一个青年人，第一次不按照人家的指点，亲身体会到生活的美丽和庄严，领悟到人类活动的全部意义，看到人的心灵和整个世界都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他对此不仅抱着希望，而且充满信心。那年聂赫留朵夫在大学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特别是由于他本身是个大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有，但母亲有一万俄亩光景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荒谬，而他又十分看重道德，认为因道德而自我牺牲是最高的精神享受，因此决定放弃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赠送给农民。 此时的聂赫留朵夫，单纯，诚实，热情，富有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他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信徒。他为斯宾塞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观点而感动，也赞成美国学者亨利·乔治反对土地私有的观点，从心理上厌恶土地私有制，基于“因道德而自我牺牲是最高的精神享受”的认识，他决定放弃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赠送给农民。对于男女之事，纯洁的聂赫留朵夫认为，“只有妻子才是女人。凡是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少年的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一位天性纯洁和善良的人。 卡秋莎是一个女农奴的女儿。她母亲有许多私生子，父亲则各不相同。卡秋莎的父亲是个吉普赛人。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她的东家，也就是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来到佣人的房间，看到了这个漂亮的婴儿，动了恻隐之心，就做了她的教母。从此，卡秋莎就有了个有钱的教母，长大后，进了老处女的内室，做了贴身丫头。她的地位就处在佣人和养女之间。这种身份使她生出一种虚荣心，她习惯了过好日子。她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菜，磨咖啡豆，煮咖啡，洗零星衣物，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读书解解闷。就这样，既是佣人又是养女，一直生活到十六岁。 这两个老处女，就是聂赫留朵夫的姑妈。 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在青春萌动的季节相遇，这预示了他们之间一定会有一些事儿要发生。果然，在一次游戏中，这一对少男少女的手握在了一起。就在那一瞬间，他们懵懂的心突然苏醒，爱情的火花被点燃了。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了，那是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同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相互吸引的特殊关系。 聂赫留朵夫象一切纯洁的人谈恋爱那样，不仅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可能同她发生这样的关系，就心惊胆战，羞怯万分。热情洋溢的卡秋莎，也像一切少女一样，在爱情的梦想与憧憬中，忘记了她卑微的身份——她是一个农奴的女儿。 初恋总是美好的，它朦胧，单纯，但却能穿透人的一生，穿透人的灵魂。初恋的颤栗伴随着生命的记忆，是生命中最亮丽的一抹霞光。当聂赫留朵夫离开姑妈家的时候，他们已是恋恋不舍。看着远去的聂赫留朵夫，卡秋莎的眼里满是爱的泪光。 重逢是在三年之后。 三年，在人生的旅途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在成长的关键阶段，三年却能决定一生。三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这三年，是聂赫留朵夫离开学校、走向军队、走向社会、走向成人的三年，也是他走向享乐、走向邪恶、走向堕落的三年。 聂赫留朵夫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他迷恋酒色，穷奢极欲，享乐成癖，却全不自知。三年前，他热衷读书思考，在精神上与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打交道，他思考的是如何实现人类的平等；而现在，他沉溺在各种交际和应酬之中，他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与女人的纠缠之中。神秘而迷人的女人在他看来，只是个玩物，除了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女人是他领略过的最好的玩乐用具”。偶尔想起以前思考过的上帝、真理、财富、贫穷、土地等问题，他会觉得自己很可笑。特别是做了军官之后，聂赫留朵夫加速了堕落的步伐： 军官生活本来就容易使人堕落。一个人一旦进入军界，就终日无所事事，脱离了合理的有益劳动，逃避了人们共同的义务，换来的则是军队、军服、军旗的荣誉。再有，一方面是颐指气使，对别人享有无限权力；另一方面，在长官面前却又奴颜婢膝，唯命是从。 他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做，他们认为正当和重要的，就是到军官俱乐部或者豪华的饭店里去吃吃喝喝，纵情挥霍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金钱；然后就是剧场，舞会，女人，然后又是骑马，舞刀，奔驰，然后又是挥金如土，喝酒，打牌，玩女人。 时光改变了一个人，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再次见面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只剩下一个徒有其表的躯壳。他们旧情复燃，但这燃烧的激情中已经夹杂了焦狂的肉欲，弥散着一股下流的气息。虽然在复活节的那个早晨，聂赫留朵夫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既没有自觉和理性的成分，也没有肉欲的成分”的爱情，但转眼间，他又陷入野兽般的肉欲的狂想。 就在复活节的第二天，聂赫留朵夫终于走出了堕落的一步，他诱奸了卡秋莎。 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一个陷入欲望的迷狂而不能自拔的年轻人的心理活动。聂赫留朵夫在过道上追上卡秋莎，紧紧搂住她的腰，立即被卡秋莎坚强有力的手推开，小说这样描写聂赫留朵夫的矛盾心情： “一时间他不但觉着心慌，羞愧，而且厌恶自己。这时候他原该相信自己，他原该明白，心慌和羞愧是由他那要求解放的灵魂的最美好的感情所引起的,可是他偏偏认为这纯粹是他笨，认为他应当照别人的榜样做才对。” “别人的榜样”给了他厚颜无耻的勇气。他又顺着过道追上他，搂住她的腰，吻了吻她的脖子。这个吻，跟过去的吻，跟复活节早晨在教堂院子里的吻很不相同。这是一种可怕的吻，不仅卡秋莎，就连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感到了。 整个傍晚，他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一会儿走进姑姑的房间，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走到门廊上，时刻盘算着怎样才能跟卡秋莎单独在一块。他明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对,可是“那种新奇的、下流的、动物性的兴奋，却已经摆脱旧日对卡秋莎的一切真实爱情，专横独霸，不容别的感情存在了。”此时此刘,他身上“充满了一种煎熬着他的、没有得到满足的欲念”，终于在夜间诱奸了卡秋莎。 这就是聂赫留朵夫的堕落。 托尔斯泰对人性有自己的看法，他写道： 聂赫留朵夫也象所有的人那样，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是那种对人对已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为了个人幸福不惜牺牲全人类的幸福。在目前这个时期，彼得堡生活和部队生活唤起的利己主义在他身上恶性发作，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了上风，把精神的人完全压倒了。 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隐藏在每个人的身上。一个人究竟走向何方，一取决于自身的选择，二取决于环境的影响。但在不同的阶段和情况下，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当一个人还缺乏独立选择的能力时，环境的影响显然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在聂赫留朵夫的成长过程中，环境的影响显然是托尔斯泰更为强调的。小说写道： 他身上发生各种可怕的变化，只是由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太不好过。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处理一切事情就不利于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我，而总会同它抵触。相信别人的理论，就根本无须处理什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总是同精神的我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此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谴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 小说列举了几个例子，譬如当聂赫留朵夫阅读书籍，思索社会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不合时宜，他就遭到取笑，戏称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相反，若他看爱情小说，讲淫秽笑话，到法国剧院看轻松喜剧，并且津津乐道，大家就称赞他，鼓励他。他省吃俭用，穿旧大衣，不喝酒，大家就觉得他脾气古怪，有意标新立异；若他赌博挥霍，花天酒地，花钱如流水，大家就吹捧他风雅脱俗，还送给他贵重礼品。他原来童贞无瑕，并且想保持到结婚，但他的亲人为他担忧，以为他有病，后来他母亲知道他从同事手里抢夺了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高兴。 同样，聂赫留朵夫成年以后，把一块面积不大的地产分赠给农民，他认为地主拥有土地是不合理的。不料却遭到母亲和亲戚们的责备。更让他沮丧的是，那些获得土地的农民不仅没有发财，反而更穷了，因为他们开了三家小酒店，索性不干农活了。 聂赫留朵夫起初作过反抗，他争辩过，还是屈服了。最后，彻底屈服了。他开始向他的同僚学习，像他们一样挥霍、放纵和胡闹。 堕落是个慢性病。 此后的聂赫留朵夫，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行为很卑鄙、恶劣、残酷。一想到这事，他不仅无权责备别人，而且不敢正眼看人，更不要说象原来那样自认为是个高尚、纯洁、慷慨的青年了。但他必须保持原来那种对自己的看法，才能快快活活地满怀信心活下去。” 聂赫留朵夫公爵过着慵懒、闲散、高贵、富足的日子。他继续挥霍，继续游戏爱情，继续玩弄女人。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与卡秋莎的重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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