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轶事
△蔡元培早年在商务印书馆著译图书时，曾因说“四书五经不合教育体裁”而受到清朝重臣张之洞的指责。后来出书时为免清廷干涉，蔡曾借夫人黄世振之“振”字，署名为“绍兴蔡振”。
△1900年，蔡元培33岁，他的原配夫人去世了。由于他是清朝有名的翰林，不少人想通过为他说媒而讨好他，都被他一一拒绝。出人意料的是蔡先生却提出了择偶的五项条件：一、女子须不裹足者；二、女子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合者，可离婚。这种规约在封建意识弥漫全社会的晚清，大为卫道之士所侧目。一年后，他访得江西的黄仲玉女士既不缠足，又识字，还善书能画。两人情投意合，于是就订了婚。后来他俩的婚礼也一改旧俗，举行婚礼演说会，来宾以“妇女解放”为题发言演说，革除了闹洞房的陋俗。
△蔡元培在1903年创办了《俄事警闻》，1904年创办了《警钟日报》(由在提篮桥监狱里的邹容撰写报头)。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畅谈国事，多出自蔡的手笔。1904年慈禧生日，蔡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蔡元培说明读书方法的重要，很风趣，他说：“吕洞宾用手指点石成金送给穷人，但这穷人不要。问他为什么不要金子，他说要吕洞宾的指头，因为可点出无数金子。这种想法从道德上来说，固然要不得；但就求学而言，却是最不可少的。”
△蔡元培第一天到北大上任，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有次他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作答。好一会，才有一学生率直地说：“5加5等于10。”蔡笑着说：“对!对!”并鼓励说：“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
△蔡元培曾骑驴游北京西郊，并口占诗一首云：“驴背安闲胜似车，远山丛树望中赊。秋容黯淡已如此，几处新开荞麦花。”
△北京大学曾有一名叫张鉴的毕业生，善以指头作书。蔡元培还特意为之写了一份《介绍指头书法家张鉴启事》：“张鉴，字镜波，一字智通，江苏高邮人。善书，尤工指书。爰代为介绍，并酌定润格如下：……”
△伦敦举行中国名画展，组委会派人去南京和上海监督选取博物院的名画，蔡元培与林语堂都参与其事。法国汉学家伯系和自认是中国通，在巡行观览时滔滔不绝地向蔡元培介绍画作的真假以及墨色、印章等等。蔡元培只是客气地低声说：“是的，是的。”一脸平淡冷静的样子。后来伯希和若有所悟，闭口不言，面有惧色，大概从蔡元培的表情和举止上他担心自己说错了什么，出了丑自己还不知道呢！
△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克复福建，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相见。顾问当即送上其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了笑道：“原来是本家。”
△1930年2月9日，蔡元培70岁生日这天，上海各界人士欢聚在国际饭店为他设宴祝寿。他在致答谢辞时笑着对大家说道：“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多做几年事。我活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做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啦。”此语一出，顿时哄堂大笑，整个宴会便充满了轻松愉悦的气氛。
△北大同学会曩在京中，每逢五月四日必盛宴同学而捧蔡元培为上座，年年如此。蔡元培颇惫苦之，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当时，全座哑然。蔡元培看问题和做事情如此“到位”，吃“五四饭”一语刺中了吃纪念饭者的“软肋”。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有志节、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他一生“有所不为、无所不包”，留下了数不清的趣闻逸事。
△ 蔡元培毕生勤于治学，小时已初见端倪。一次，他在楼上读书，家中忽然遭火，举家惶恐，家人急呼其下楼。不想，他仍读书自若，态度极为镇定。还有一次，蔡元培随女佣下楼，由于他年龄小加之楼梯又高，所以必须让人抱着下。女佣先抱另一孩子下楼，令他坐在楼梯上等候。这时因有其它事情打岔，女佣一急竟然忘了上楼。蔡元培便端坐楼口数小时，不移位置，亦不呼其他家人，其举止安详如此，实令人诧异。
蔡元培36岁时，住在徐家汇南洋公学，每天早晨步行到土山湾从马相伯先生学习拉丁文，往返有十里之遥。蔡元培早年左脚生病，曾动过手术，步行不大方便。为了不迟到，他早早出发，风尘仆仆，结果五点就到了，天尚未明，他就等候。马相伯叫他八点后再来，他便按时再来，面无难色。
1917年初，蔡元培到北大。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一躬让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这一躬也揭开了北大新的一页。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五千名学生游行示威，三十名学生被铺，关在北河沿，其中北大学生二十名。事发后，蔡元培立即以北大校长的名义，并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几天后，这些学生一个个从监狱里走出，当大队群众伴着他们走进汉花园广场时，人们看到蔡元培目光沉毅、表情慈祥，眼里含着泪水。那一刻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蔡元培。
蔡元培在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时，房间为一内外间套房。他居里间，外间为某公所住。一日蔡元培早起正欲洗漱，忽发现某君犹在外间酣睡。他怕惊动此君，遂回到自己的房子一声不响地看书，直到某君起身方才盥洗。
蔡元培担任中研院院长后，应酬较繁，开销亦大。他的部属眼见他的薪水是入不敷出，就在他原来的薪水之外，多加了二百元。蔡元培领薪水时发现多了二百元，就问主管发薪的人。对方说明情况后，蔡元培当场将多发的钱退了回去，并告诉发薪的人，一切要按规定办理。他说，生活苦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即使如此他仍不忘周济别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此人早年投身革命，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妻女以织履为生，家无隔夜之粮。廖平子非常敬慕蔡元培的为人，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蔡元培。蔡元培知道廖平子生活清贫，所以每逢廖平子送诗册，即赠廖法币拾元，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殁于香港九龙。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其清廉几乎叫人落泪。出殡时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北大学生许地山找来十面锣，在出殡的队伍前敲打，很多香港人闻声出来看热闹，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