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五千言，流传二千五百年之久，历朝历代都有诸多的学者进行过研究，但是至今却没有能够揭示出它内部隐含的奥秘——人类最早形成的认识论规律即完整形态的认识论模型。这个问题值得人们反思。 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学者头脑中的价值理念紧密相关。中国古代哲人形成了“求真务实”的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价值理念。因为“求真和务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和认识道路。“求真”追寻的是思维和存在要绝对同一，不允许二者之间出现丝毫的裂痕。在“求真”理念的指导下，古代哲人得到了系统形式的真理观，也就是说，理性环节的真理不是独断论的形式，而是通过河图中心的五个白圆圈排列的格式展现出来，它体现出两个层次、两种形式。四分法——四者同一律的思维规则。 这就是中国古代哲人在“求真”理念指导下得到的真理结构。然而，受到思维和存在属性不同的制约作用，语言文字并不能将真实的存在表述出来，于是古代哲人创新出图像法、正位法、爻变法，从而把握变化的规律。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上传12章）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孔子说：“文字不能写尽言语（所能表达的意思），言语不能表达尽心意（所想到的意境）。”那么，圣人的心意就不可见了吗？孔子说：“圣人创立卦象以穷尽所要表达的心意，设置卦爻以穷尽所要表达的真伪，用文辞以穷尽所要表达的言语，变动（阴阳爻）使之通达，以穷尽天下之利，鼓动起舞（而行蓍）以穷尽其神妙。” 这里明确指出：文字、语言不能将真实形态描绘出来，需要借助图像的帮助和对图像的 如果我们将古代的道用归纳法表述出来，可以呈现这样的形态： 1、太一虚极说——两仪四象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道，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传5章） 解说：一阴一阳（互变）叫做道，秉受（其道）的，为善；顺成（其道）的，为性。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传11章） 解说：所以《周易》中有太极，（由太极）生成两仪，两仪生成四象，四象生成八卦，八卦推断吉凶，吉凶成就大业。太极相当于最高的理念，两仪喻指格式，四象喻指形式，八卦喻指结构。 将八卦用结构表述，其理论根据是《系辞》的注解：“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系辞·下传1章）。 解说：八卦布列（成位），卦象就包含在其中了；又将八卦相重，六爻亦包含在其中了；阴阳刚柔爻画相互推移，变动也包含在其中了；系上文辞而明示，爻动就包含在其中了。 成列即《易》的排列次序、位置，用哲学概念表述，就是正位法、结构法。 2、叁天两地说——五行八卦说 杂物撰德，此见于互体者也，一生水而成六，二生火而成七，三生木而成八，四生金而成九，五生土而成十。生于阳者成于阴，三天两地也，生于阴者成于阳，两地而三天也，天以三兼二地，以二兼三五位相得合而为五十…… 3、八卦六爻九宫——动态同一说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系辞·下传1章）——这就是中国古代创新出来的正位法、演绎法、结构法。 4、静态三易之法，动态六爻演绎法 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七八者连山，归藏也六九者，周易也经实备之策，三变而成爻…… 注释：五行强调相生相克的矛盾法，六爻强调变与不变的演绎法、七为连山《老子》用玄览表述，内涵是模式法，八卦正名、正位属于结构法。九为归藏，体现出逻辑理念“三三见九、九九归一”的逻辑法。10是虚极，即转化质变的抱一法。由此构成中国古代形成的逻辑思维方法。 图表形式为：
六爻演绎法：爻六变而成位，变者以不变为体，不变者以变者为用。四象並行，八卦交错，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其在系辞曰，爻象动乎內吉凶见乎外，又曰：道有变动…… 5、真理结构法——四者同一律 凡此五者之变自一二三四言之谓之数，自有形无形言之谓之象，自推考象数言之，谓之占圣人无不该也。 这里，有形无形谓之象，用哲学术语表示，则为形式变化，从形式变化中把握本质属性——规律性、必然性，这是哲学逻辑思维的功能。可见，《周易》八卦和《老子》大道，二者共同的属性是哲学逻辑，区别在于，《周易》八卦是认识逻辑，《老子》大道是语言逻辑。 认识逻辑发生在人和对象之间，语言逻辑发生在表述的字词联系和句子结构、文章结构之间。认识逻辑的属性是不断深化的过程，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语言逻辑的属性是环环相套的关系网模式，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区别。如果借用西方的逻辑分类概念，认识逻辑相当于西方的形式逻辑，语言逻辑相当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当然，这种比喻只是从逻辑属性上说的，它与具体的形态并不一致。原因是东西方两种逻辑理念具有本质的区别。 西方的逻辑学建立在理性思辨的概念基础上，汉语的逻辑学建立在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关系上，这就是中国古代“道”的特点：研究的对象是思维如何把握真实的存在，而不是对宇宙中的万物进行科学的分类。把握变化的规律，构成了《周易》之道和《老子》大道二者共同具有的特点，区别在于，《周易》之道建立在阴阳两极对立的关系中，《老子》大道建立在矛盾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关系中。由此构成动态的认识逻辑和转化质变的语言逻辑在思辨深度上的不同。 研究变化规律，逻辑推演事物的发展变化，这是《周易》之道具有的鲜明特征。逻辑推演认识的结构和模式，这是《老子》大道具有的鲜明特征。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认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形式不同，属性都是把握变化的规则。这就是《易经》的含义：“易”的内涵是变化、转化；“经”的内涵是经络、路线、规则。正是因为中国古代哲人把关注的对象放在变化规律上，所以才能揭示出认识论的规律。而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强调表述规则和分类规则，没有探讨发展变化的规律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理念中，本体是关注的重点，关系是次要的形式。而在中国古代哲人的眼里，关系是重点，关系才是变化的本体。由此构成西方古代哲学的对象是本体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对象是认识论，包括宇宙论和逻辑学的因素，它们之间是以三位一体的混沌形式出现，没有抽象的理性思辨，总是强调万物为本，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把握认识论的规律。 这就是西方哲学、逻辑学至今也没有进到揭示认识论规律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的哲学理论、逻辑学理论都局限在理性思辨环节，离开了真实的、动态的存在模式。而认识论的规律、整体模型就隐含在中国古代的道，包括《河图》、《周易》、《老子》的经典论述中。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老学研究者始终不能破解《河图》、《周易》、《老子》里面蕴涵的认识论规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逻辑理念中包含的“务实”属性上。“求真”是《河图》、《周易》、《老子》共同追求的逻辑理念。然而，自从《周易》之道添加了卦名、卦符和提出了“六爻”演绎法之后，人们便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将它运用在起名、测字，算卦、占卜、看风水等各种场所，后来的研究者都是站在观点道理、方法手段的角度解析古代的道，没有人继续从逻辑学的角度研究它们。这样一来，由于学者们的认识能力降低了，不能上升到理性思辨的高度，揭示卦符之间的本质联系，所以，中国古代哲人创新出来的逻辑结构、逻辑规则只能借助西方哲人的思辨能力挖掘出来，这就是莱布尼茨从八卦卦符形式中创新出二进制的数理逻辑，黑格尔从《老子》大道中创新出动态的辩证逻辑。 可见，受到思辨能力的影响，《老子》之后的学者大多数都没有“入道”，“求真”的价值理念被追求名利的“务实”理念取而代之，这种取代关系在现实中就发生在王弼注的“玄学”之后，由于“玄学”被称作伪科学，因此一直被“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所压制，这样一来，“求真务实”的理念中，“务实”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中国的学术理论创新精神便消失在孔孟之道的阴影里，遇事都要回到老祖宗那里找现成的答案，或者翻阅古籍经典，从朝代更迭的经验教训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这一治国方略成为二千多年来执政者坚守不变的原则。 可见，意识形态中价值理念的错位构成了当代中国不能成为世界强国、不能创新科学理论的根本原因。现实中“务实”必“短视”，追求名利必将会压制创新精神。 这种“务实”的价值导向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具有良知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幻想借助西方的学术理论、方法道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目，这就是辛亥革命产生的根源。 然而，学者们引进了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之后，却没有能够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只是扩大了知识面，没有在思维方法环节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依然采取老祖宗留下的治学模式。于是，头脑中至今也没有建立起康德给出的认识论模型——三角形模式和菱形结构法。也没有形成黑格尔所说的大小圆圈环环相套的动态结构。思辨能力局限的认识论环节，将知识直接作为力量看待起来。其实，知识是僵死的，方法、技能才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单纯引进西方的各种知识理论，没有方法、技能的提高，这些知识只能让人们开阔眼界，不能改变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思维方式。 |
|
|
来自： johnney908 > 《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