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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接秦而来，历史上盛称汉承秦制。尽管有学者认为汉代是中国的第一个平民政权，但除了皇帝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层出身的地痞无赖以外，实际上很多最重要的措施，都是效法秦朝并在秦朝的基础上稍加改制而来。也就是说，汉朝实行的不是平民政治，依然是“敲剥”平民的秦政治。 刘邦乘秦末之乱而起，以孑然一身猎获天子之位，心惊胆颤，惟恐主宰大权得而复失。从登上大位之初，就形成了对功臣们的猜忌。汉代的功臣，大多没有好的结局，尤其是汉初的功臣，结局多半凄惨得令人目不忍睹。
萧 何 萧何：第一功臣竟因这等小事几乎丧命 在汉初的功臣中，丞相萧何算是幸运的，没有被处死。虽然没有被处死，但也是几入死局。 相国何以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稾，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之请吾苑以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王，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资治通鉴》卷12） 怿读如义，是愉快、高兴的意思。 萧何因为长安地方狭小，耕地不足，就请求刘邦把皇家苑囿开放给百姓种植，反正空闲在那里也没用。刘邦大怒，就诬称萧何私受商人贿赂，把他关进了牢狱，而且还动了刑罚。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出来给萧何说话。几天之后，有一个姓王的卫尉忍不住问刘邦说：“萧相国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受到这样的粗暴待遇？”刘邦回答说：“我听说李斯给秦始皇做宰相，有好的事情都记在始皇帝身上，有坏的地方都记在自己名头上。他可倒好，收受商贾的贿赂，又跑到我这里堂而皇之让我开放上林苑，讨好老百姓，我必须惩治他。”这位姓王的卫尉还真是不同凡响，竟敢面对刘邦这样的暴君直陈胸臆：“如果确实有利于百姓，向皇帝请求，这是宰相的责任哪！陛下为什么因此怀疑萧相国接受了开发商的贿赂呢？（笑声）那时没有这种名目，其实就是开发商。王卫尉接着说：当年形势那样紧张的时候，如果萧相国一动，那么恐怕关东已经不属于陛下了，萧相国不在那个时候下手，反倒在一切都安定了的时候收取商人的钱财，来败坏陛下的声誉，这可能吗？李斯作宰相欺上瞒下，秦始皇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所以才导致了国家灭亡。李斯阿谀皇帝，隐瞒过失，太过分了，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您这样怀疑萧相国，太小看萧相国了吧？”刘邦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但是回头细想，已经杀了那么多功臣名将了，再这样做下去，恐怕没有人肯为自己效力了。于是就把萧何放出来了。萧何一向恭谨庄重，这一次竟然光着脚谢恩。可见在他心中，这次没有被杀，实在太侥幸了。他太了解刘邦了，这个无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里会考虑合不合适，应不应该呀！刘邦却又就此大耍手腕，说：“相国不用谢我，您没有什么过错。我之所以把您关进大牢，实在是想让老百姓知道您是贤相，我是昏君哪！”他关押萧何反倒成了为萧何争取民心了！真正是杀人魔王和阴谋高手哇！ 刘邦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功臣和宰相？很简单，怕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不允许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可能的挑战！刘邦原本就是个流氓，诬陷别人是他的家常便饭，他根本不会因此感到内疚和不安。占据绝对权力的快感，使得像他一样的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们全都异化成了权力的奴隶。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已经摇身化为权力本身。权力已经把他们变成了魔鬼，无端的坑害别人，正是魔鬼的习惯性做法，一点都没有什么奇怪。 虽然刘邦在即位之初的公元前202年夏天，招集群臣论说灭楚的原因时表现得仿佛很大度： 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资治通鉴》卷11） 这里的“填”字，是措置、安排的意思。刘邦自己觉得他比项羽能容人，比项羽会用人。所以才能最后战胜项羽。但是实际上他一直就把臣下当狗一样使用，与其说是会用人，不如说是会养狗。各位请看下面一段话语： 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资治通鉴》卷11） 刘邦在开始分封功臣的时候，因为封给萧何的稍多，武将们都有很大的意见，说他们自己披坚执锐，大小数百战、数十战不等，萧何没有一丝功劳，只是写个文件，发表个意见，怎么反倒比他们得到的封赏都多、都重。他们要向刘邦讨个说法。刘邦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各位都懂得打猎吧？”在打猎的过程中，追杀兔子等猎物的是狗，而指挥狗到什么地方去抓猎物，什么时候去抓的是人。你们这些家伙只能抓住兔子，只不过是狗而已，而萧何却是指挥你们去抓兔子的人。这个比喻虽然为萧何多得封赏找到了似乎合理的理由，但却不小心流露了刘邦在内心里对各位军事将领的看法。他真的以为这些人就是他豢养的猎狗。那么现在狩猎已经结束，还要这些猎狗干什么用呢？这也就是韩信、彭越、黥布等的下场和结局。实际上萧何一样是刘邦的狗，在刘邦的心里，他只不过是他豢养的狗群的统帅而已。否则萧何便不会因为一个不小心的请求，就身系大狱，几乎丧命。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个词语，就是“剖符”，什么叫做“剖符”？古代帝王在分封功臣和诸侯的时候，拿一个竹符作信物，竹符就是竹片，因为用来表示信义，所以叫竹符，符就是守信的证据。把一块竹筒从中间剖开，分成两半，每半都写上相同的文字，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封某某人为某某侯或某某官，帝王和被封赏的人各自拿一半，保存起来，表示信义，怕忘记了。就像今天的合同一样，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自保存以为凭证。剖符就是分封功臣。 那么汉高祖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功臣？各位可以先自己想一想。（稍停之后）其实很简单，他怕江山丢失，前面我已经说了。但是背后还有原因。各位试想一下，自秦朝统一，而后世帝王均以统一天下为法式，不论有德无德、有才无才、有能无能，都想统一全国。而中国古代的历史，其实不仅中国，人类古代的历史，多半都是用武力实现统一的。武力统一的结果，将帅携众兵以成功，在军队中威望高、影响大、地位也显赫。如此则新君登基，自然有后顾之忧，这是历史上的将帅身遭厄运的不可摆脱的原因。惟一的保身之法就是解除兵权，告老还乡。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这样做，更多的将军们都牢牢握住兵权不放手，他们以为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富贵和安全，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正是在走向深渊，走向毁灭。武将除了能征惯战以外，对社会生活特别缺少见识，他们以为自己曾经立过战功，曾经被君主所仰仗。但却忘记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另外，国家既然已经统一，君主自然不会保留那么多手握重兵的将军，统一的意志不允许有任何对于统一本身的要求相违背的事实存在。所以，尽管汉高祖残忍了一些，但是换了别人，也未必不这样做。如果汉高祖不这样大杀这些缺乏自知的功臣，那么刚刚统一的天下很快可能就会再度分崩离析。所以刘邦的做法虽然卑鄙和残毒了一些，但是这样的做法似乎也没有更多可指责的地方，我们只能就其解除对于统一国家的潜在威胁的做法，也就是方法加以分析甚至批判。但是，战争结束以后，手握兵权的武将问题一定是要解决的，这是国家安全、稳定的客观要求，尽管它被夹在君王独断专行的个人欲望里面，好像就是他自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才这样做的一样。
张 良 智者张良：放得下才能保得住 在汉初的功臣当中，张良是最幸运的，刘邦统一天下以后，他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穀，杜门不出，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资治通鉴》卷11） 张良本来身体多病，这倒成了他逃避危险的绝好理由。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哇！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张良就开始深居简出，在家里学习呼吸吐纳之法，练习辟谷之术。这些都是后来道教的修炼方法，所以东汉末年的张陵，在创立五斗米道教派别的时候，自称是张良的七世孙，可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至于他是否真是张良的七世孙，谁也没有办法考证出来了。张陵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的孙子诸位应该熟悉，就是《三国演义》中占据汉中一带的五斗米道的教主张鲁，人称“米贼”。张鲁后来投降了曹操。 张良说自己作为韩国的后人，只是替被秦灭掉的韩国报仇。现在秦已灭亡，自己又封侯万户，没有什么要求了。唯一的愿望就是不再参与世事，落得一份清闲，跟赤松子一起，像神仙一样的游来荡去，哪该多么舒适呀！ 这里有两个名词，需要给大家略加解释。一个是“道引”，其实就是“导引”，是用调节呼吸并与身体运动相协调的方式，进行体育锻炼，这是后来道教的养生术之一。“不食谷”，后来叫做“辟谷”。就是不吃饭，不吃五谷，不吃粮食，那不饿死了？可以吃水果和蔬菜。（笑）这也是道教的养生之术。这样看来，道教实际的产生时间可能不像后世所说的在东汉晚期，大约还可以要提前战国中期或者再前一点时间。因为这些养生术被张良所采用时，显然已经很成熟，张良绝不会是初试者。而且赤松子也是道教的神仙之类的人物，如此说来，道教在战国末期就已经较为成熟了，只是没有形成教团，没有明确的教规、教义而已。 张良后来还给刘邦出过谋略，在分封功臣的关键时刻，又帮刘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馀人，其馀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平生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趋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资治通鉴》卷11） 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准备按功劳逐次分封，但是刚刚封了二十几个大功臣，其他人就迫不及待的日夜争功。刘邦看到这些人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他们在说些什么？张良说：“您还不知道？他们这是要谋反。”刘邦问天下已经安定了，怎么又要谋反？张良就说：“陛下是依靠这些人得到的天下，可是到现在为止，您所分封的都是自己的亲戚和身边的人，您所憎恨的人，非但没得到分封，反而被您诛杀了。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您最亲近的，但很多却与您有仇怨，所以要相聚谋反了。”刘邦问张良怎么办，张良回答说：“这里面有没有您平生最恨的人，大家又都知道您恨他的人？”刘邦说有，就是雍齿。张良就说，那您就先分封雍齿，这样，那些功臣就会以为连雍齿都封赏了，我们还怕什么呢！于是刘邦就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都说：“连雍齿都封赏了，我们还怕什么！”这里面的“坐沙中语”就是诸将在一起发怨言，还骂骂咧咧的。 张良这一招，可不是单纯为刘邦考虑，也是在有限的可能性范围内，救助这些曾经的功臣。张良只是不好明说，他把刘邦想要杀尽所有功臣的真实心理，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从这一点看来，在汉初的全部功臣中，只有张良是真正的智者，而且怀有仁心。张良确实值得后人尊重。 张良后来在刘邦出兵征讨黥布时，身染重病，但还是强起送行，还给刘邦出了个计策：“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争锋！”刘邦以张良重病在身，留任少傅，以教太子。 有关张良这个人，司马光评价说： 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资治通鉴》卷11） 司马光的意思是，以张良的智慧，不会不知道生死对于人生，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谁也逃脱不掉。但他却愿从赤松子游，显然不是为了长生不死，而是摆脱世事的困扰，躲避人间的是非，这是他的真智慧。正因为这样，汉初三杰中淮阴侯韩信被杀，丞相萧何身陷囹圄，只有张良得以安然度过劫难。正是张良把功名利禄看成是身外之物，世间的荣辱也不在他考虑的视野之内，他才得以避免了祸患。这是明哲保身智慧的成功体现。 实际上张良虽然智深，但是他的退隐式的自我处置方式，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明哲保身式的逃避，因为他开始就是为了替韩国报仇，既然目的已经实现，那就自然可以退身出局，功名利禄原本就不是他的目标，这是他与萧何，尤其是韩信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是这种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做法的不同，同时也最终造成了结局的不同。所以，只要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来，肯定不会遭遇因为追求功名利禄所导致的难堪的结局。“张良现象”，我姑且使用这样一个名词，是对世间一切功名利禄之徒的最显著的警示，只可惜那些功名利禄之徒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或许根本就不想看见。虽然嘴里说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帝业竟谋臣亡”的话语，心理并不真知这句话的要害，只是发发牢骚，表达怨憎情绪，为自己的狼狈而悲惨的结局，做做说辞而已。他们根本就不懂，在专制主义的王朝里，臣下的功绩，就是自己的墓地。当大功和盛名到来的时候，也就是死期到了的时候。既然不是在深处盛名时，悟出这个道理，从而主动放弃功名利禄，那就只有等待被强行剥夺的难堪，也就逃避不了遭受杀戮的结局了。 这些人在没有面临危险的时候，都会认为张良是个傻瓜；但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才知道张良是个智者。但是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张良不仅是个智者，而且宅心仁厚，正是张良的居心纯正，才不会被功名利禄所迷惑，才没有掉进贪功逐利的陷阱中，从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刘邦在开国之初，面对群臣夸耀自己比项羽厉害的时候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资治通鉴》卷11） 汉初三杰之中，韩信被杀灭族，萧何系狱遭辱，只有张良一人全身、全节而退。萧何没死，实属侥幸；张良无恙，却是因为自己不恋名利、地位、官职、财货，适时退出权力中心的智慧选择，能做出这种选择，并不完全出于形势判断，更重要的是因为张良心怀善良，心里一直能够保持安然和恬淡。权力中心，是最大的利欲场，也是最危险的生死场。舍不得利欲，就出不了生死场，如此说来，汉初的功臣们的悲惨命运，尽管是刘邦的凶残所导致，但也是他们眷恋功名利禄，为利欲所驱使而造成。正应了那句民间俗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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