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小考及题铜镜诗四首

《铜镜小考及题铜镜诗四首》   

    伴香斋赵建峰兄雅好金石拓片，收藏甚富，蔚然大观。我深知其好，且兄喜迁新居在即，故数日前持鉴斋冯宝麟师书铁线篆对联相赠，文曰：“五鳯磚長命富贵；雙鱼鑑和合吉祥”。与此联意相近者有三，分别为：

名磚珎五鳯

古洗寶雙鱼

五鳯磚長命富贵

雙鱼鑑和合吉祥

漢五鳯磚長命富贵

唐雙鱼鑑和合吉祥

    赵兄礼尚往来，赠我其宝藏多时的五凤砖、双鱼洗、汉铭文铜镜等拓片，于是有了监、鉴、鑑、镜、洗等字意之争论，赵兄治学严谨我亦当仁不让，故颇考据一番，记叙如下：

    “监”，《说文解字》释为“监，临下也”，段注曰：“监，视也，监，临下也，监与鉴互相假”。由此可见，“监”是一种往下看的动作。郭沫若先生在《三门峡出土铜器二三事》中提到：“古人以水为监。即以盆盛水而照容，此种水盆既称为监，以铜为之则为鉴。而鑑是鉴的的另外一种写法，从字形看都是青铜器出现后才形成文字的。监字即象一人立于水盆旁俯视之形。 ”同时《说文》中又说“监”是大盆的意思，“监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 ”在三代之初，监都是用瓦制成的，所以古代的监字是没有金字旁的。到商代初年的时候，开始铸造铜鉴，后来鉴字也有了金字偏旁。“镜”《说文》释为“镜，景也”，段注曰：“景，光也。金有光可以照物谓之镜。此以迭韵为训也。镜亦曰鉴，双声字也。”《释名》曰：“镜，景也，言有光景也。”如朱熹曾有诗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即此意。《广雅》云“鉴谓之镜”，可见“镜”本为一后起形声字，与“监”、“鉴”可以互相借用，但略有区别。而水盆发展到唐宋时期出现了铜、瓷等材质，并且功用从鉴人转化为浴洗，故有了洗的概念。所以以上几个字均是从监字而来，因材质功用发生了变化，故用字也变多了，即古字少而义赅，今字多而义别。

    铜镜产生之初是巫觋作法的道具，是巫祝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因镜可鉴影，故在古人意识中铜镜就具有了某种通灵的功能。于是逐渐就有人用镜殉葬，世代沿袭成为风气，因此古代的镜大多入土。

    随着原始社会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冶铜业发达起来。统治阶级把铜质的生活器物转化为礼器，以显示自家族系和官职的高贵，并利用政权和宗教的力量把祖先神话。铜制器物成为他们的传家宝，铜器铭文中也多有“子子孙孙永宝用”和“子孙永宝用勿坠”之类的字迹。原始巫祝文化衰落与礼乐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扩大了宗法的范围，美仑美奂的古代宫庭贵族文化应运而生。礼器发展成为权利及氏族等级地位的标识，礼乐变为氏族贵族专有，并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器以礼藏”、“政之大节”，礼器是王公贵族地位与权力的象征。商代的大型青铜器是商王和奴隶主贵族用来举行宴会、祭祀等重大仪式的器物，这类器物便称为“礼器”，标志奴隶主的身份、等级和权利的特殊意义，是礼制的具体体现。礼器是青铜器中最大量、最复杂、最豪华者。铜镜作为礼器的一种，主要用于祭祀和殉葬。在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了四面铜镜，圆形，背面有半环形钮，周围有一圈乳钉纹，饰叶脉纹或弦纹兼密布的竖直短道。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可知，周礼中有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八佾舞队，诸侯舞队应该为六佾，大夫的舞队用四佾，四佾才是季氏家庙庭中应有的乐舞队列。这种礼乐制度直接为加强宗法等级而服务，为使君臣父子各就其位。用鼎等礼器随葬的规定在文献记载中最为清楚，周礼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士大夫五鼎，元士三鼎。铜镜并未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大量出现，“物以稀为贵”，可以推测，铜镜也作为礼器被贵族所独有，像鼎一样成为礼制的物质形式。“器以藏礼”在这一时期表现的最为显著。

    历史发展到被孔老夫子斥为“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遭到破坏。楚庄王问鼎中原，欲取周王室而代之，诸侯卿“僭越”，用鼎数目逐步升级，出现“九鼎诸侯”。战国时铜镜得到广泛地制造和应用，特别是南方楚国更为普及。战国铜镜的特征是：通体质薄，北面中间有小桥形或三弦纹钮，边缘上卷或窄平。纹饰，除素面外，多流行蟠螭纹、钩连雷纹、菱形纹、山字纹、羽状纹、四叶纹。纹饰的布局，有的用一种或一种以上的不同花纹，运用细线条做稠密的布置；有的用一种花纹，作四分法或环绕式布置。此外还有错金银和镶嵌松绿石的铜镜。这一时期，作为铜镜最本质的“照面”功能才初步被较多的人运用起来，其社会功能呈现多样化。据西晋葛洪所著《西京杂记》记载：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进驻秦朝都城咸阳，在皇宫里，他看到无数珍宝奇物，大开眼界。其中有一块方镜，长四尺，宽六尺，明艳异常。人若照镜子，里面就出现倒着的人影；用手按着心，就会看见人的五脏六腑；如果有疾病，就能看到生病的部位。秦始皇常用这块镜子照手下的大臣和宫里的宫女太监。后来，公堂上高悬起“秦镜高悬”的匾额，逐渐的演变为“明镜高悬”，比喻官吏精明机智，善于断案。《封神演义》中终南山云中子的照妖镜一使，就立即可以看到狐兔犬豕的原型，许仲林这一创作灵感估计来源于此。

    汉代经过高祖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及文景二帝的轻徭薄赋，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铜镜制造特别发达，制作精巧、纹饰丰富，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汉镜畅销国外，在日本、朝鲜、及俄罗斯境内的匈奴墓葬中都有发现。汉镜质地厚实，纹饰精致，镜面多呈微凸的弧面，可以摄取更多的景象，有的有纪年，有的还有制作地点和技师的姓名，这些是断定墓葬时代的重要依据。汉初镜铭多为三字一句，如“长相思，勿相忘，常富贵，乐未央”。宣帝时的日光镜铭文增为四字“见日之光，长勿相忘”。这些词句分明是青年男女爱情心迹的表白。与早期的“子孙永宝用勿坠”相比，汉代铜镜铭文的生活气息更浓，也可以体现出铜镜所谓的“器以礼藏”功能几乎消失殆尽，铜镜已走出祭坛，脱离神权统治，摘掉神秘而又尊贵的面纱，走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铜镜因其能“照面”被历代传承下来。隋唐时期，铜镜制造业在魏晋南北朝中衰之后又兴盛起来，在形式、花纹和铭文等方面都与汉式镜不同，呈现全新的面貌。浑厚富丽而不失精巧玲珑，除圆形外，多有方形、葵花形、菱花形、荷花形，偶尔也有钟形、盾形，并开始出现有柄铜镜，这是铜镜在形状方面的一次大变化。镜上花纹多样，主要有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贴金贴银镜，精致的唐镜常采用这类特种工艺。“器以藏礼”已然彻底消失，铜镜除了照面，另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装饰。然而，到宋元明末，铜镜制造业江河日下，逐渐被实用又制作简单的玻璃镜取代。

    现在，铜镜或作为装饰品被收藏或被当作文物供金石家研究，尽管又被少数人拥有，但已不是“藏礼”而是一种爱好或投资。铜镜的神韵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因其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有了以上说明，相信大家对铜镜有了很系统，有脉络的了解。赵君所赠铜镜拓片，均为汉镜，根据铭文来看应为西汉文、宣时期的制作，工艺细腻，菱花清晰，字体规整、刚劲有力，体现了西汉国力的强盛和手工艺的蓬勃发展。根据铭文内容，以闺声做诗四首，虽初次涉此题材却亦倍感自得，似颇有汉民歌之风。现录之如下，望方家教正。

妾作菱花镜，相思明月光。

妆成颜色好，白首莫相忘。

郎情同妾意，铭刻越千年。

濡纸传其愿，相思付枕边。

持照菱花镜，侬颜映日鲜。

郎情如解意，容易亦相怜。

妾意同郎意，相思日日欢。

此情何处达，铭识托青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