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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按： 2015年即将过去，我们都很怀念它。 为此“雅理读书“公号组织了我们即将陆续推送的”2015年荐书“专题。在此专题中，我们邀请了许多位”雅理之友“，他们中，有资深的教授，有年富力强的学者，也有正读书破万卷的博士研究生，请他们用一段话或一句话的推荐语来为我们推荐2015年读过的好书。让我们在这一年度专题中，送走2015，迎来2016。 在此要特别提醒各位读者，如果您读后觉得有所收获，不妨在文末为我们的作者打赏，感谢我们作者的原创，小编将会把后台收到的打赏用红包形式转给我们的作者。 祝您在2016年幸福、快乐、安康！ 本期嘉宾 邢承吉 历史学（世界史方向）硕士，研究兴趣：美国早期史。本科论文《镜像中的自我：一八三五年版<论美国的民主>在美国的反响》（2013年）曾获爱尔兰本科生论文特别推荐奖、“长三角‘世界史’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一等奖；硕士论文《被边缘化的激进主义：托马斯·潘恩与跨国史视野下的美国革命》（2015年）以跨国视角，重新梳理了“常识之父”潘恩在英国、法国、美国的经历，以及他在美国革命以后被边缘化的处境。  万国之林、常识之父、面朝东方 《万国之林：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 （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托马斯·本德前些年出版的《万国之林》一书，将全球史视角下美国历史叙事的讨论推向一轮新的高潮。全书分为六个章节，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延续到进步主义时代，横贯美国历史的数个重大主题，随处可见本德以全球视角对美国历史所作的匠心独运之新解。 例如，在本德看来，从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初，美国历史就深嵌于全球历史的脉络之中。以往对殖民时代的叙事总是围绕新五月花号与英格兰移民在新大陆的经历，却忽略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如何带动了北美种植园经济、并养成了殖民地人的种族观念。本德对美国革命的诠释同样令人耳目一新。在他看来，七年战争中失利的法国一心想要与崛起中的英国争个高下，而美国革命不过是英法帝国在全球争夺霸权的局部延续，若放在当时欧洲的战略局势中考量，北美殖民地远非英法之争的主战场，既不重要也不“例外”。 而将视角拉伸到整个大西洋世界，同样使本德对美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也做出了截然不同于贝林和伍德等人的评估。本德认为，尽管《独立宣言》和《常识》等美国革命时期的经典文本在大西洋两岸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相较于法国革命和海地革命而言，后人不能不对美国革命的激进性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的种植园主对法属圣多明戈发生的奴隶起义闻之而变色，也因此对巴黎“危险的思想”敬而远之；这种对奴隶暴乱的惊惶不安，反倒使北美的精英同欧洲的贵族达成了精神上的联盟。圣多明戈成了美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也使得心有余悸的美国南部奴隶主加强了对奴隶的控制。托马斯·本德对内战与重建，以及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历史的讨论，同样不失新意。本德试图跳出美国例外论的框架，挖掘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联性，在全球史的框架中重塑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此书涵盖面极广，论点中也多含阅史之新解，对有志于以跨国（或全球）视角研究美国历史的学人而言，这是一本值得不时翻阅的佳作。 《革命时代的潘恩与杰斐逊》 （Simon P. Newman and Peter S. Onuf eds., Paine and Jeffers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3） 这本论文集是戈登·伍德在内的一批美国学者参加纪念潘恩去世两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产物。会议由位于弗吉尼亚蒙蒂塞洛的杰斐逊中心牵头，在伦敦举办，论题即为“潘恩与杰斐逊”。将美国革命时期两位大名鼎鼎的“汤姆”并置，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讨论。在潘恩的“参照系”下，这些讨论无疑丰富了我们对杰斐逊的思想和经历的复杂性的了解；反之亦然。例如，伍德指出，虽然两位汤姆的出身和际遇截然不同，可两人却在政治立场、对人性的预设、未来的主张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在伍德看来，杰斐逊无疑与潘恩一样，怀有激进的思想。而美国人之所以铭记杰斐逊而冷落潘恩，主要因为杰斐逊担任了总统一职，并且“打心底里是一个深深热爱自己国家的弗吉尼亚人”。
可是，为何潘恩在美国革命后日益遭遇边缘化，而与之拥有同样激进思想的杰斐逊地位却越来越高？相比于伍德对潘恩和杰斐逊不同命运的较为简单化的评论，其他学者如弗朗西斯·康格里亚诺（Francis D. Cogliano）和西蒙·纽曼（Simon P. Newman）也在各自的论文中做了精彩的探讨。康格里亚诺指出，潘恩与杰斐逊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而其差异反映出的是美国革命时期费城与弗吉尼亚地方政治语境的差异；纽曼则认为，美国革命以后，潘恩日益跌落美国革命的神殿，遭人遗忘，这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美国政治和外交局势变化的结果。当美国与法国的外交陷入僵局，许多以往推崇“常识先生”的联邦党人开始对潘恩闭口不提，而在祝酒词中频繁赞颂《独立宣言》的执笔人杰斐逊，并日益开始将这位民主共和党的新领袖等同于美国革命和“1776年精神”的象征。随着潘恩《理性时代》的问世，以及他对华盛顿总统的公开指责，美国的政党更是将这位卷入法国革命之中的建国之父日益推向被边缘化的境地；“从1776年到1809年，潘恩基本没怎么变”，纽曼总结道，“但是美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致使潘恩的想法对民主共和党人而言显得愈发危险、激进”，而潘恩也日益从美国主流的政治文化中消失。  （Daniel K. Richter, 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许多年前，里希特从他所寓居的圣路易斯酒店窗口朝东方望去，他看到的不仅是象征西进运动标志的圣路易斯大拱门、或者是同拱门相映成辉的、坦尼大法官曾经审判斯科特一案的密苏里州绿皮老法院；作为美国早期史学者，他放眼望去，还看到了印第安人曾经面对的复杂的政治与历史地图。“历史是想象的产物，”里希特提醒我们，倘若站到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印第安人的肩膀背后，像他们一样面朝东方，我们将看到截然不同于欧洲中心论叙事中的美国早期历史画面。美国历史的叙事通常“面朝西方”，或强调欧洲对美国文明的深刻影响，亦或是强调开拓西部对美国精神塑造的关键性意义。然而换一个角度，面朝东方，聆听风间逝去的声音，印第安人在密西西比河两岸繁荣的经济中心与文化腹地、横贯整个北美大陆的水渠与通讯网络，两百万的人口以及沟通不同部落之间的部落贸易通商，这些被美国历史叙事所忽略的画面却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
《贤妻、悍妇和咄咄逼人的家长制：论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性别，族裔与权力》 （Kathleen M. 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and Anxious Patriarchs: Gender, Race and Power in Colonial Virginia,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这是一部以概念化的分析见长、研究笃实、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书。女性历史学家凯瑟琳·布朗从性别话语的分析入手，窥察弗吉尼亚殖民地无处不在的父权式的家长制，并将族裔、性别与阶层视为相互交织、彼此渗透的社会类别。贤妻理当安静乖巧、对身为一家之主的丈夫言听计从，这既是宇宙自然的秩序安排，也是由男女天性差异所决定的；即便是位高权重的伊丽莎白女王，也要为塑造自己如圣母玛利亚般“永恒不变(semper eadam)”的贞洁形象而终身不嫁。这一性别话语为核心的伦理秩序在家家户户的实践，使得国家自上而下家长制的等级秩序和得到了保证。在布朗看来，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的话语基调与其种族观念的养成，都同十七世纪英国社会这种性别话语相互纠缠、彼此影响，共同塑造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等级秩序的方方面面。 《沿着档案的纹理：认识论的焦虑与殖民地的常识》 （Ann Laura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此书的作者是人类学家。这本书中也理所当然地充斥着各种人类学晦涩难懂的术语，读起来并不轻松。然而对历史学研究者而言，此书所提供的一些人类学的理论资源，例如作者从一开始就强调的“民族志的研究尤其关注在无字之处发掘真知”，对重视档案文本研究的历史学家而言不乏值得借鉴之处。作者指出，档案本身是有其跳动的“脉搏”的，其记录的过程本身往往表现出当权者的意志，并且时常掩盖事实真相；一笔一划之间往往可以抹去上万人的经历，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以殖民地的档案记录为例，其内容编排从写作的风格和样式到保密的等级，皆体现出当权者的权力意志，而要真正读懂这些档案背后的权力关系，了解那些被档案书写的底层群体，作者指出，我们需要像人类学那样对“无字之处”格外留心。作者同样提及荷兰殖民地对中国苦力的档案记录，经常是一笔糊涂账，除过对苦力人口的记录很不准确外，当地苦力的死亡情况同样模糊不清，甚至一笔带过（比如写一句“上帝才知道多少中国人被谋害了！”）然而类似情形的沉默，却正是指向档案记录背后一整套权力话语的核心所在，这一思路对社会底层“失语”群体的研究尤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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