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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九月的一天，我接到克劳迪娅小姐的电话——她的母亲松雅小姐去世了。 克劳迪娅小姐是我大学时候选修课的外教，我上大学的时候她已经有六十多岁，松雅小姐则已经有九十多岁了。克劳迪娅小姐是不婚主义者，和母亲居住在学校后花园的一幢小别墅里，每天早晨他们两个相携扶持着在后花园的湖边散步，是我们学校一道出名的风景。 她们俩是犹太人。 我那会儿对她们很感兴趣，可那时候性格怯懦，不敢去招惹这位看上去严肃古板的老太太，生怕她让我挂科。毕业后到处浪荡，听到的故事越来越多，渐渐也就忘了她们，谁想到今天她竟然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我受宠若惊，向她表示了哀悼和慰问，但仍旧心存疑惑，她为什么要特地打电话给我？ 沉默了片刻，她开口：“前几天我在课堂上没收了一本小说，是你写的，很久之前一位中国贵族小姐的故事。” 我心里“咯噔”一声，暗暗叫惨，看来是她的课堂上有人摸鱼看我的小说，被她抓了个正着，现在特地打来电话训斥我误人子弟。我正垂手低头，打算聆听教诲，电话那端的她却说道：“听说故事原型是民国橡胶大王的女儿，我也有故事，你是否感兴趣？” 嗯？ 克劳迪娅小姐的故事不是白听的，需要付出一点代价，那就是陪她去一趟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犹太人的圣城，她要去朝拜哭墙？她否认：“你有没有听说过耶路撒冷有一个义人园。” 我脑子稍稍一动，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奉行种族灭绝政策，犹太人遭到迫害面临生死存亡考验，有很多犹太人被杀死，也有很多犹太人活了下来。以色列国建立后，对这些曾经帮助过犹太人的人授予义人称号。 我知道中国也有人被授予这个称号，是二战时中国驻奥地利的外交官何凤山先生。 “1940年以前，我的母亲生活在奥地利，1940年她凭借一张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签发的签证离开奥地利，免于被屠杀。 “去世前她又提起这件事情，希望我可以回一趟耶路撒冷，去义人园看看这位救命恩人。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一个写小说的人，把那个被时光掩埋的秘密写出来，对她，和他们的1940，做一个纪念。” 她和他们？他们又是谁？
我们在去耶路撒冷的飞机上相遇，克劳迪娅小姐给了我一本书，让我惊喜异常，这是何凤山先生生前的一部关于外交生涯的著作。因年代久远，我一直没有买到。 她翻到某一页：“何先生1940年离开奥地利，他们的故事，我也就从那一年开始讲起。”
1940年3月末，奥地利的某一天，天阴沉沉的，在等一场雨，就像此时奥地利山雨欲来的政局，以及松雅一颗铅灰色沉甸甸的心。 她穿着一件烟灰色的大衣，这是1938年雅各送给她的生日礼物。雅各第一次被盖世太保抓进集中营的时候她就穿着这件衣服躲在不远处；雅各被释放的时候她也穿着这件衣服；雅各第二次被抓进集中营时，她还穿着这件衣服。 她要去的是约翰巷22号，去拿到中国上海的签证。 同行的人看出她的忧郁，鼓励安慰她：“拿到签证就好了，你的先生就能从集中营里出来，你们可以离开德国，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松雅没有纠正他，雅各不是自己的丈夫，她默默地想起了一些比较久远的事情。
他们原本早就可以离开奥地利的，早在1938年雅各第一次被抓进集中营后，她就在打听离开奥地利的方法。奥地利有六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但只有中国领事馆对犹太人敞开大门，领事馆门口天天排着长龙，所有的犹太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一处。 松雅在门口从日出排队到日落，但这长长的队伍好像永远也没有开头没有终结，站在松雅前面的是一个瘦小的老妇人，无止境的等待击溃了她的心。她绝望地哭泣，情绪感染了周围的其他人，整个队伍一片愁云惨雾。 直到人群里突然传来欢喜的呼喊：“车！领事馆的车！” 松雅立刻像傀儡听到指令那样跳起来，用尽全部力气推开挡在自己前面的人，一瘸一拐拼命地跑向那辆中国领事馆的汽车。她怀疑自己的膝盖骨错位粉碎了，否则怎么会疼得那么剧烈？跑到车面前时，她几乎扑倒在地上。在倒下之前，她伸手努力攥住车窗边缘，嘴里用英语大声喊着拜托救命，抬起另一只手把紧攥了一整天的两张申请书扔进了车子里。 车开走了，松雅浑身脱力地瘫坐在马路中央，酝酿已久的雨终于落了下来，松雅坐在雨里静静地哭了一场，然后她站起身来，拖着受伤的腿慢慢地走回了家。 一个星期后，松雅接到了领事馆打来的电话，她的两份申请都通过了，松雅从领事馆拿回了她和雅各的救命符。一个月后，雅各被释放回家。 但是他却怎么也不肯离开奥地利。 他不肯离开，也不肯说为什么，就这样拖着拖着，拖到签证过了期，拖到他再次被抓进集中营。
她现在再次拿到了签证，奥地利的政局已经如此复杂，不离开就是死，雅各会跟自己走吗？他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奥地利呢？ 松雅心事重重，同行的犹太小伙子却非常欢欣，他贫穷又滑稽，像本笑话书。他兴致勃勃地勾勒着离开奥地利后的生活：“可以去一个安全的国家，其实上海也不错，我小时候和父母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那是个好地方，我可以在那里开一家小餐馆，如果……” 他欲言又止，脸上有点羞赧的红色，他悄悄打量着松雅的神色：“如果，餐馆里能有个女主人就更好了。” 松雅茫然地“啊”了一声，显然她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小伙子的眉毛耷拉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生机勃勃的样子：“我给你唱首歌吧，一首中国人的歌。” 不等松雅反对，他就自顾自怪腔怪调地唱起来：“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 旋律很好听，可惜松雅不懂中文，小伙子把歌词翻译给她听，告诉她：“这首歌的名字叫，永远的微笑。” 永远的微笑，松雅重复了一遍这首歌的名字，她的眼前蓦地浮现出雅各的那张脸。雅各并不十分英俊，但他的微笑恰如冬日的阳光，黑夜里的太阳，罕见却温暖，让她铭刻于心，永志不忘。
遇见雅各的时候，松雅还只有十六岁。 但她已经出落得相当美丽，当她弹琴时，她是沉静而成熟的；当她抬起眼睛时，那份难以捕捉的稚气，恰恰又暴露了她确实还只是个孩子。 他们在一家餐厅初遇，松雅在那家餐厅弹琴，打扮得像个橱窗里的娃娃，可以看出来她的华服很劣质，夸张的色彩，粗粝的质地，还有点略小，裹在身上紧绷绷地勾勒出成长少女的美好线条。 她在弹一首欢快的曲子，这在这个餐厅是很少见的。餐厅常驻的钢琴演奏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她的曲子往往悠扬而伤感。 因为松雅的这首曲子，当天餐厅里的氛围很轻松愉悦，松雅弹完一曲，长舒一口气，抬起头，就看到了雅各。 那年雅各二十六岁，刚刚成为一位有头有脸的绅士。年轻人总是英俊的，他坐在窗边看着松雅，眼神专注，又像是离了魂，目光透过松雅在看别的什么东西。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松雅莫名地想起了一首叶芝的诗。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在看见雅各的第一眼，十六岁的少女松雅就想和他一起白头偕老。他们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没有说过，这很难解释，这或许就叫一见钟情。 第二天，松雅去餐厅的路上，胸腔里如同有一只欢呼雀跃的鸟，她迫切地想要再见那位年轻的绅士一面。 然而她却被拦在了餐厅外面。 松雅不是餐厅的员工，昨天只是因为那位弹琴的年轻姑娘生病旷工，老板才勉强答应让松雅一试，现在那姑娘回来了，餐厅就用不着松雅了。 松雅苦苦恳求：“拜托，我很需要这份工作。” 她是孤儿，除了弹琴外别无所长，为了谋生她已经跟这家餐厅老板磨了很久，终于磨到个机会，昨天的效果也不错，原本以为已经得到这份工作，谁知老板竟出尔反尔。 松雅在餐厅门前和老板争取了很久，可恶的老板心硬如铁，最后他不耐烦起来，抓着松雅的肩膀把她一推。 松雅往后一个踉跄跌坐在水洼里，污水浸透了她的廉价裙子。就在她最狼狈的时刻，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需要帮忙吗？” 松雅回过头，雅各正微微弯着腰面带微笑地看着她。他冲她伸出手，熨帖挺括的衣袖上别着一枚蓝宝石袖扣，他的笑容真好看，就像黑夜里的一束光。松雅红了脸，羞窘地伸出手搭在他的手上，年轻男人手臂微微一用力，就把她从水洼里拉了起来。
“松雅说，那是她自父母去世以来，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唯一一次温柔相待。” “年轻的女孩子在遇到爱情时就会变成飞蛾，为了一点微小的火光不惜奉上一切。”
那天松雅在回家的路上反复看着那只被雅各握过的手，咧嘴傻乐，像被高烧烧坏了脑子。 第二天她还是去了餐厅，没有进去，就在外面站着。老板出门看到她，乐了：“嘿，你还不死心？” 松雅不耐烦地推开他：“你挡到我的视线了。” 老板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落在窗边的位置，雅各正在等着上菜。他在看一本书，低着头没有发觉自己正在被偷窥，老板了然地笑了，没再搭理她。 松雅在餐厅外偷窥了雅各一个星期，就在第八天，她交了好运。老板走出来问她：“你现在还愿意来餐厅弹琴吗？” 常驻的琴师最近很忙，常常要请假，所以老板打算再请一个人。 松雅就这样得到了这份工作，如果不是为了偷窥雅各，她或许在那天被拒绝后就会放弃这个餐厅。从那之后，她便在心里暗暗给雅各取了一个外号，lucky先生。 lucky先生每天中午都会来餐厅吃午餐，他很爱吃鳕鱼，从来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没有带过女伴。 长达半年的时间里，lucky先生没有和松雅说过一句话。但松雅可以感觉到，低头弹琴时有一道来自窗边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她自作多情地想，lucky先生对自己应该也是不一般的。
松雅的猜想得到验证是在半年后的一天，那天很意外的是松雅的工作日，那常驻琴师也出现在了餐厅。 她是来向老板告别的，她要结婚了。 松雅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在内心里她对她有一点歉疚，总觉得是自己迫于生计抢走了属于对方的一半薪水，所以当那姑娘走过来同她告别时，她紧张地站起来，说了一句“抱歉”。 女孩子很聪明，瞬间听懂了她的话，她微笑着摇摇头：“不是你认为的那样，你并没有抢走我的工作，我的薪水也和你来之前一样，支付你薪水的另有其人。” 松雅随着她的视线看过去，落在窗边。雅各还没有来，阳光照在空荡荡的白瓷餐盘上，反射出温暖的光。 雅各在午餐前半小时准时来到餐厅，他照旧点了鳕鱼，等餐的间隙拿着一本厚重的书翻看。 盘子轻轻放在桌上的时候，他没有抬眼，说了一句“谢谢”，侍应生却并没有走。他抬起头来，一张少女明艳的面庞正看着他。 “今天的侍应生不够吗？” 这是雅各对松雅说的第二句话，带着一点温和的戏谑，好像他们已经很熟悉。 “谢谢你。”松雅鼓起勇气对他说，“我已经知道了。” 她把餐盘往雅各面前推了推：“这是我亲自煎的，请慢用。” 她转身脚步混乱地逃走，走出几步后又停下转过身来：“您喜欢什么曲子？” 雅各微微一笑，笑容很坦荡，丝毫没有秘密被戳破的尴尬：“我对音乐没有什么研究，什么都可以。” 松雅坐下来，弹奏了一首她最拿手的曲子。弹琴的时候她时不时地偷瞟一眼雅各，而雅各总在看她。弹完这首曲子的时候，她的面色潮红，连手心也是湿漉漉的。 那天雅各走时对她说：“你的鳕鱼煎得很好吃，谢谢。” 从那以后，每天雅各去餐厅点的鳕鱼都是松雅亲自为他煎的，松雅还新学了很多曲子，带着一点点欣喜在午餐时间弹出来。如果雅各在听的时候能露出一点点笑容，松雅就能因为这一点点笑容开心一整天。
我打断克劳迪娅小姐的叙述：“抱歉，或许是因为年代不同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不同，家长从小一直叮嘱我们要小心骗子，古书里也一直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想说，雅各没有任何理由地对松雅小姐伸出援手，松雅小姐难道就没有怀疑吗？” 克劳迪娅小姐脸上带着微笑：“就算雅各是骗子那又怎么样？松雅有什么可被他骗的呢，唯一有的就是自己本身，如果雅各要骗她本身那就骗去，她求之不得。” “那时候她最怕的就是，他根本没不打算骗她 。”
雅各和松雅之间一直保持这样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有一年时间，这一年里他只是固定时间来吃一客她做的鳕鱼，听一曲她谈的钢琴曲。 直到雅各二十七岁生日那天。 松雅从老板那里得知了雅各的生日，为了他的生日，她专门写了一首曲子，在雅各生日的那天弹奏给他听，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她还亲自做了一客蛋糕，弹奏结束后，她端着蛋糕走到他面前：“生日快乐。” 雅各道了谢，接过蛋糕：“刚才那首曲子没有听过。” 松雅有点小得意：“当然了，那是我写的。” 她没有想到的是，一向温和的雅各突然变了脸色。良久，他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餐厅，连头也没有回。 松雅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餐桌前看着他离开，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哪句话什么事触到了雅各的逆鳞。 整整一个月时间，雅各没有再去餐厅。松雅问老板是否知道雅各的住处，老板耸耸肩表示不知道，雅各只是餐厅的一个常客，连他的生日老板都是偶然间才得知的。
松雅就这样度过了失魂落魄的一个月，直到雅各再次来到餐厅。 那天天下着雨，雅各撑着伞来到餐厅门外，却只看到餐厅已经关门大吉，连招牌都已经拆下来。 可是松雅却在。她蹲在窄窄的屋檐下缩成一团，雨水从屋檐上落下来，打湿了她的栗色卷发和裙角，她像一只在屋檐下躲雨的猫。 见到雅各，她欢呼一声跳起来，不管外面还下着雨，跑进雨幕里，跑到雅各身边：“我就知道您还会再来的！” 雅各沉默地看了她很久，然后将她拉到了伞下。 餐厅老板有急事回乡了，这里的生意也不打算做了，松雅再次失业了。 “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雅各问松雅，松雅回答他：“在你离开的那天后的两个星期。” 雅各皱眉头：“所以你在这里等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维也纳的天气不好，总在下雨，松雅傻傻地笑了：“我知道您会来的，就算再等一个月，我也会等下去的。” 雅各有点心酸，半晌，他问：“你等我，为什么？” 松雅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又飞快地低下眼睛：“我想问，您缺工人吗？我失业了。我会煎您爱吃的鳕鱼，还会做家务。” 于是在1936年，松雅成了雅各的“厨娘”。 雅各的生活很简单，他在维也纳是朴素的中产阶级，全由奋斗而来，没有养成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惯。他也没有家人，松雅的工作很轻松，每天替雅各打扫一下卫生，再为他做三餐，这就是松雅的全部工作。 唯一奇怪的是，雅各仍然要求松雅在午餐时间为他弹琴，松雅小心翼翼地问：“可以不弹吗？” 她其实并不喜欢弹琴，因为她的父母是音乐家，所以从小就逼迫她练琴，她虽有天赋却没兴趣，去餐厅弹琴完全是为了谋生。 善解人意的雅各却坚持道：“这是我雇佣你的条件之一。”顿了顿，他又接着说，“不要弹自己的作品。”
松雅在1940年4月拿到了自己和雅各的第二次有效签证。 拿着签证回家的路上，她开心地想，和雅各一起离开维也纳去中国，听说在上海的中国人很喜欢听西洋音乐，也许她可以去餐厅里找一份弹钢琴的活儿，养活自己和雅各。 所有的美妙畅想在来到雅各家的那一刻灰飞烟灭。 那时纳粹政府对于犹太人的政策，驱逐更甚于灭绝，只要能够有去处，还是可以逃离杀戮命运的。松雅去申请签证就是为了去集中营保释雅各，但她没有想到，雅各已经提前出来了。 松雅设想过无数次和雅各再次见面她会怎样，她或许会克制不住情绪，扑上去抱紧他号啕大哭，或许会努力克制住情绪，与他不远不近地站着，微笑着说一句，回来啦，就像一个妻子等待她的丈夫下班。 但是她从没有想过会是这样，像个旁观者，只能远远地看着雅各和一个女人深情相拥。 在看到那个背影时，松雅的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在看到那张脸时，松雅微弱的希望瞬间瓦解。 那张脸，她是见过的，在雅各的书房上锁的抽屉里。 雅各书房里有一个抽屉，从来不许她打开。直到雅各1938年第一次被抓进集中营，雅各的家也被纳粹党洗劫，抽屉的锁被砸开，里面的东西撒落一地。在那堆东西里，松雅发现了一个相框和一本日记。 相框里是一个姑娘，面容与松雅有七八分相似。等到松雅再翻开那本年代久远的日记，关于雅各当初为什么要悄悄援助她，为什么会在生日那天愤怒离去，为什么坚持要她弹钢琴，这一切都有了解释。 那天晚上松雅在满地狼藉空空如也的房间里坐了很久，经过一夜的打砸抢，维也纳街头遍布碎玻璃，月光照在玻璃上反射出光芒，全世界都是碎裂锋利的刀光。这一天在历史上被称为“水晶之夜”。 松雅在月光下呆坐了很久，最后她决定将这个秘密埋葬在心底，永远缄口不言，就像不问雅各为什么救她，不问雅各为什么生气，不问雅各为什么要她弹钢琴。 她决定以装傻和顺从的姿态在雅各身边留下来，她不介意做个替身。 然而现在，正主回来了。 松雅在雅各看不到的角落里静静地站了很久，站到脸上布满泪水，然后她谨遵了水晶之夜自己在月光下的誓言，没有问什么，悄悄离开了雅各家。
她失魂落魄地在街上走，像一个傀儡，直到在拐角处被自行车撞倒。 她被撞倒在水洼里，就呆呆地坐在里面，半天没有起身。直到自行车的主人问她：“你怎么了？” 声音很熟悉，松雅抬起头，是那个和她一起去申请签证的犹太小伙子，那个冷笑话书一般的小伙子紧张地看着她：“有没有受伤？” 小伙子攥住她的手臂将她扶起来，她像个任人摆布的木偶倚在他的怀里，直到他开口：“我听说集中营释放了一批人，正想去找你，问问你丈夫有没有放出来。” 松雅突然大哭：“他不是我丈夫，他不是……” 小伙子轻轻拍着她的后背，什么都没有说，直到松雅哭累了，问他：“你是不是说过，你要去上海开一家餐馆，你还需要人帮忙吗？” 小伙子呆呆地看了她很久，突然爆发出欢呼声，他激动得语无伦次：“需要，需要一个老板娘！” 他骑自行车载着松雅回家，一路上絮絮叨叨他的计划。去上海开一家西餐馆，上海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中国的中产阶级们也喜欢吃西餐，他们的生意肯定会不错，他的父母在上海有很多老朋友可以提供帮助…… “到时候我们买一架钢琴放在餐厅里，你就负责弹琴给客人听……” 松雅突然打断他的话：“我不想弹琴。” 小伙子不假思索：“好，那就不弹。” 自行车骑过三条街，松雅再次开口：“离开前，我们订婚吧。”
1940年5月，松雅与犹太小伙子订了婚。 她去雅各家送请柬，没有进门，只是把请柬放在门外，然后按响了门铃。在听到脚步声渐近的时候，她逃也似的匆匆离开了。 松雅订婚那天，雅各到底还是来了，只有他一个人，穿着得体的西装。他们在1936年相识，时间过去五年，松雅从十六岁的小女孩长成现在的年轻女人，他们面对面站着，松雅觉得雅各英俊一如当初，自己却已经老了。 “结婚后去哪里？”雅各带着淡淡的微笑问她。 “去上海，我们从中国使馆拿到了签证，或许会去上海开一家餐馆。”顿了顿，松雅接着说，“餐馆里不弹钢琴。” 雅各“哦”了一声，然后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听到风过林梢的声音，像一声长长的叹息。 过了很久，松雅再次开口：“你呢？打算怎么办？” 雅各的话里透着无奈：“想离开，可是恐怕没有法子。” 那位好心的中国外交官先生在几天前被中国政府召回了国，从中国使馆拿签证这条路已经断了，雅各迟了一步。
克劳迪娅小姐讲到这里，我蓦地想起了王家卫的老电影里的那句话。 如果我有多一张船票，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1940年5月，松雅有多一张救命签证，心里有别人的雅各会跟她走吗？ “没有。” 克劳迪娅小姐告诉我，1940年的5月，有人离开了奥地利去往中国，然而雅各和松雅却没有一起。
松雅小姐是克劳迪娅小姐的母亲……所以在那一年，应该是松雅小姐与丈夫一起离开了奥地利。 克劳迪娅小姐却再次摇头：“不，离开的，是松雅小姐的丈夫……和我的母亲。” 我混乱了，克劳迪娅小姐的母亲不就是松雅小姐？ 克劳迪娅小姐长叹一口气：“不，我母亲的原名，是萨拉，松雅这个名字属于故事里的这个人，我的母亲顶替着松雅这个名字活了半个多世纪。”
萨拉，就是与松雅面孔相似的那张脸的主人，雅各的心上人。她与雅各是青梅竹马，但她并没有嫁给雅各，受名利金钱之惑，在年轻时她离开雅各嫁给了别人，一个德国人。后来排尤运动开始后，她的德国丈夫并没有保护她，在集中营里她与雅各意外重逢。 走尽弯路才终于明白一颗真心最可贵，可是有什么用呢，不知何时他们就会再次被抓进集中营，届时恐怕再无今时今日的好运，或许会被推进毒气室、焚尸炉…… 直到一天早晨，萨拉在门外发现了一张签证，上面的名字和照片是雅各的。 是谁送来了这张救命签证？谁帮雅各办理了这张签证？雅各接过签证，什么都没有说，萨拉忐忑地看着他，他微微一笑：“我不会自己离开的。” 他把签证放进了抽屉里，没有再提。 日子在提心吊胆中一天天过去，眼看签证就要过期了。有一天，萨拉在外出时突然遇到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自称是雅各的朋友，问她雅各为什么还没有离开奥地利。 萨拉据实以告，回到家她想告诉雅各这件事情，想了想却终究没有说。 又过了两天，萨拉再次在街上遇到那个年轻人，年轻人塞给她一张签证：“和雅各先生离开奥地利，尽快，德国人要有新动作了。” 说完这句话，年轻人深深地凝望了她一眼，他的眼神里情绪复杂，让萨拉无论如何也读不懂。 年轻人离开后，萨拉打开签证，真奇妙，那签证上照片里的女孩子好像她，可是她知道，那绝不是她，签证上的名字是松雅，松雅又是谁？ 年轻人与她告别的时候，对她说，不要让雅各看到这张签证。 但雅各到底还是看到这张签证了，在他们离开维也纳的那一天。雅各看到了签证，看到了签证里的名字和照片，多么熟悉的照片啊，是那年松雅十八岁，他陪她去照的，那天他还送了她一件烟灰色的大衣。 1940年6月3号，雅各最后吻了吻萨拉的脸颊，对她说：“照顾好自己。” 然后他跳下了船，朝着维也纳城的方向跑去。他的烟灰色衬衫被风吹起，像一只自由的鸽子。
1940年的夏天，萨拉，哦不，她叫松雅了，她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度过了整个漫长的二战时期。战乱时期的上海，就像那位好心的中国外交官先生，用宽容的姿态接纳了所有受苦受难的人。尽管上海本身在那时也是一座朝不保夕的城市。 克劳迪娅小姐的母亲，该称呼她为萨拉还是松雅呢？她在上海同一个犹太人结了婚，21世纪50年代，以色列建国，他们全家人离开上海去了以色列。克劳迪娅小姐听着母亲关于上海的故事长大，对中国充满了向往。90年代她来到中国做了外教，在中国一待就是二十年。 关于1940年的那个故事，克劳迪娅小姐也是直到母亲去世前一个月才从她那里得知的。 1940年雅各没有离开奥地利，他跳船回了维也纳找松雅，他是否找到了松雅？他和松雅的后来怎样了？没有人知道。 我在历史书上早就得知过那段历史，1942年纳粹高层召开万湖会议，通过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会议后针对犹太人的消灭计划全面展开，无数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据统计，二战时死于集中营的人高达四百多万。 雅各与松雅是在那四百万人之中，还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找到别的方式离开奥地利逃出生天了，没有人知道。
我问克劳迪娅小姐：“雅各先生，他是否爱松雅小姐？” 克劳迪娅小姐反问我：“他愿意陪她一起去死，爱与不爱还重要吗？” 我摇摇头：“愿意陪她一起死，和想要和她一起好好活，这是不一样的。” 她叹了口气：“纠结于爱恨的人，往往未曾经历过生死……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母亲去世前对我说，雅各家里有一架钢琴，有一次，萨拉想要坐下来弹奏一曲，却被他阻止了。那是我母亲的记忆里，雅各唯一一次对她大声说话。”
那天晚上，我梦到了1940年的维也纳。 我梦见了一条洒满月光的路，路上静静地走着一个穿烟灰色大衣的姑娘。万籁俱静，她走到一间房子前，把一直握在手里的签证轻轻地放在门前，亲亲轻吻了一下冰冷的门把手。她后退一步想要离开，门却突然被拉开，一张笑容温暖的脸出现在门后。 雅各伸出手，亲昵地拉住松雅的手，与她十指紧扣，拉着她进了房间。 不多时，房间里传出叮咚的钢琴声。那琴声响彻1940年维也纳深夜的上空，驱散了一切阴霾与恐惧。 （图片来源于MOON摄影工作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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