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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服饰图纹底层结构与马家窑文化的关系

 萨满巫师 2016-01-01

 




白马服饰图纹底层结构与马家窑文化的关系

焦虎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

白马人服饰的底层关系,笔者以为还可以将之与马家窑文化中半山类型的彩陶图纹加以比对分析,半山类型的彩陶图纹构成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以“直线纹”及其平行、对称后组合而成的“网格纹”以及“三角纹”及其平行、对称后组合而成的简单的“锯齿纹”为主,这两个基本特征,特别是“锯齿纹”大量出现与使用的情况,在马厂以及“后马窑文化”,即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与辛店文化等与古氐羌系有关的文明类型中,较少出现或几乎绝迹。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期,古氐羌系文明的演化,当然是另一个更为庞大的话题,本处的对比,一方面在于突山白马人服饰底层关系中以“方格纹”和“三角纹”为基点的这种原始构图方式,在华夏远古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并非毫无更为古老的踪迹可寻,当然,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间接告诉我们,起码就原始纹饰图案与色彩两方面的比对而言,白马人服饰图纹的祖型,几乎都可以在马家窑文化,特别是在半山类型中找到原型,这证明,白马人服饰独特的构图方式与纹饰与马家窑文化中的半山类型之间明显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从色彩角度而言,马家窑文化中的彩陶早期主施黑彩,晚期出现了白彩,这证明马家窑文化存在着尚黑、尚白的习俗,而在半山类型中,“中国史前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半山类型的彩陶比例最高。据统计,在生活居住址彩陶比例最高达80%,墓中随葬彩陶比例最高达90%。半山类型盛行黑、红复彩构图,一般用红彩勾勒花纹母题,两侧配彩黑”,这说明半山类型在继承了马家窑文化尚黑、尚白习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尚红的习俗,而红色、黑色与白色,正是构成白马人服饰的“三原色”。

其次,从纹饰角度而言,如图九所示,半山类型中横带条纹与网格纹均为源于马家窑类型的同类花纹,在半山时期的彩陶中出现率很高,其中,横带条纹“画面由粗细不等的横条带构成”,网格纹“主体纹样为交叉斜线构成的网纹,其间穿插黑红彩条带”,锯齿纹为“半山时期出现的新纹样,复见率极高,其又可细分三型,其中“A” 型与“B”型构成类似,均以块面较大的“锯齿纹”配以“粗横带纹”,其色也以黑红复彩为主,C类为“黑红复彩构图。锯齿纹较小”,三型的总体构图方式为“与红彩相邻的黑彩内侧绘锯齿纹,齿尖刺向红彩,这种配色和构图创意为半山彩陶花纹特有的范式。”

从半山类型彩陶中的原始纹饰及类别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独特的锯齿纹饰的构图方式在白马人服饰,特别是在其腰带中有所体现。半山类型粗细不等的横带条纹,主要有几下几种构成方式,其一,横带粗条纹相间排列;其二,横带细条纹加杂横带粗条纹排列;其三,横带细相间排列,这三种条纹构成方式,如今仍就频繁出现在白马人服饰的腰带上。

最后,从纹饰底层结构的单件元素来看,半山文化中的条纹、网格纹中的“╳纹”与锯齿纹中的“△纹”与“▽纹”,正为上文所述,这些都是构成今天白马人服饰底层结构最为基本的元素。

谢端琚在对马家窑文化遗存的彩陶纹饰进行分析时,认为现今羌族羌绣图案,大多都能从“后马家窑时代”的文化遗存的彩陶纹饰中直接找到祖型:“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的彩陶花纹与羌族装饰图案的酷似,应该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它明确地揭示出羌族图案艺术的历史渊源所在。”笔者在论文《试论羌绣艺术的特点与源流》中也判断:“今羌族云云鞋中的云纹图案、羌绣花朵中花蕊弧线旋转的造型,与马家窑文化及半山时期彩陶上的漩涡纹形制也完全相同(边家林M8:3;地巴坪M38:2;兰州采集品),马厂类型中彩陶上的万字纹与网格几何纹图案以及半山和马厂时期彩花十字纹,如今仍是构成羌绣图案最基本的元素之一。”在论文《先秦时期羌的演化与迁徙》(初稿)中,笔者又认为氐羌同源,至春秋战国时,“‘氐’从‘羌’中分化出来,在夷夏交融的大背景中,开始了转化成为一个新族群的进程。”

现今白马人,虽划为“藏族”,有些区域的族群文化的确也受到藏文化的影响,但其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俗、宗教信仰、心理素质与丧葬制度,在很多方面又的确与藏族相异很大,故此,现在民族学界经过调查分析,大多倾向于其为古氐后裔。

在考古学界,现又大多倾向于将马家窑文化认定为“古羌先祖文化”,认为其文化构成与后来认定为“古氐羌文化体系”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与寺洼文化、诺木洪文化等,存在着直接或密切的源流关系。从这个历史角度而言,白马人历史上的族属——氐人,作为组成远古庞大而泛称的族群——“羌”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支系(“氐羌”),加上其生存区域与地望,历史上本就位于以甘肃中西部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的辐射圈内,正如今天学界判定羌族服饰众多原始的图案与马家窑文化存在历史渊源关系一样,认定白马人服饰的底层结构与马家窑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与远古古羌的文化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也是与众多而重大的客观历史事实相吻合的,比如,除了马家窑文化之外,白马人服饰底层结构中的一些纹饰我们还能在远古更多的“羌影”中找到它的祖型,如在公元前2000年—800年间,被学者认为与古羌人存在密切的新疆温宿县天山原始岩画中有“卐纹”、“〇纹”、“△纹”等,已被学者认为由古羌人绘制的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且末县古代岩画中,有“卐纹”、“△纹”、“⊕纹”与“一字纹”等(关于其具体年代,苏北海认为“把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的洞窟彩绘岩画说成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品是较为妥切的”,并认为其中有些彩绘岩画的年代至少在距今1万至1.5年左右)。

当然,对现存文化事象与历史史实之间关系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存在着历史的渊源关系是一回事,判断与推测出渊源关系的关联又是一回事,论证出源与流二者之间详尽的发展与演化过程又是另一回事,这三点中,一个比一个难度更大,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羌族服饰图纹、白马人服饰图纹与马家窑文化之间的联系及源流,我们同样都还有大量的考证与研究工作需要开展。

注:本文为笔者向“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提交论文的部份摘录,原论文标题为《白马服饰图纹的特点与底层结构》。该论文结合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绘画构图学等相关知识,分析了川陇区域白马藏族(白马人)服饰的基本表征方式,并以几个典型图案为例,归纳出白马人服饰的底层结构及其象征意义,并对与其底层结构相关联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试析,全文约20,000余字。该文已收入《首届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即将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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