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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个学术专题，但今天我不想讲专题，我想谈谈王阳明心学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为什么要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生活在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中，我们有许多的感受，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的资本强国，在GDP的排行上取代日本，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据说很快要超过美国，这是很鼓舞人心的事情，这是积极的感受。那么也有消极的感受，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状况。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一部多灾多难的近代史，这个灾难恐怕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们这个民族未来会走向哪里?这是当下中国人萦绕心头的一件大事。走西方的路，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这个论争很大，可以说是思想动乱。 所以就有这样一个话题来，今天的中国人和王阳明心学的关系是什么?我对王阳明心学的兴趣绝不是哲学史的兴趣，当然学术上的兴趣也有，但不是主要的。 王阳明心学 宋明儒学分了两大派：理学派和心学派，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朱熹;心学的代表人物是：陆象山、王阳明，但是他们有先驱，恰好是程颐的哥哥程颢。程颢说：'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有一段原话是这样说的： 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 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我跟这个小孩本来形骸间隔现在一体了，接下来又说：'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我们听到了鸟兽的哀鸣我们也不忍。 '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当你听到鸟兽的哀鸣你不忍了，这时候你的心就和鸟兽为一体了。'鸟兽犹有知觉者者也'，那么草木呢?'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草木无端地被毁坏我们也悯恤了。'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 那么瓦石呢?'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万物都感通了，从人与人之间的人心感通，推广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的人心感通，甚至到无生命的无机物'瓦石'的感通。 正如程颢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按照中国的哲学，整个宇宙是趋向于生命的，无机物的存在准备好有机物存在的条件，植物是生长在土壤里的，无机物为有机物的存在准备好条件，有机物又发生什么，植物为动物的存在准备好条件。 那么生命到了动物那里最后趋向于人。人为什么有意义?人才是整个生命真谛的体现者，叫情感。用佛家的话来说，人是什么?最高的有情物。 所以说：整个宇宙趋向于生命，生命趋向于人心的情感。所以这个'心'就跟宇宙同，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个为一体就是生命情感。中国人是这样理解宇宙的，这是中国人的宇宙观。 王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区别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是宋明道学，道学来了或者说新儒家来了，这个新儒家怎么会来?是因为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需要拯救自己衰落的文化生命。 这点魏晋时期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礼教不能维持自己，中国文人终于失去了对儒家学说的信心和希望，一头扎进道家学说里，叫魏晋玄学，求个人的自在、全身避害、洒脱的人生、自由的人格……都蛮精彩的。 但是道家的学说是不足以给我们这个民族奠定社会生活的精神基础和社会秩序的根据。所以说魏晋玄学表明中国文化生命的衰落，后来获得一次拯救的希望，就是隋唐佛学。 我们前面讲过的禅宗，其实让中国人再度地相信孟子，就是心学的追溯可以捡起来了，因为禅宗就是心学，用佛教的语言讲的心学。禅宗的核心观念是'悟'，'悟'不是获得知识，'悟'的活动不是认知活动，悟是心的事情，悟了就是即心即佛，自己的本心生起看到自己的佛性，这叫悟。 这个民族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启发，然后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佛学的中国化，最高成果就是禅宗。禅宗就是以佛教的语言讲的心学，开始讲'本心至悟'了。 所有的事情最根本的一条：我们人人都是佛。然后我们现在凡夫，是尚未看到自己的佛性，那叫没悟。众生是佛，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佛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所以佛教严格意义上不是宗教，佛教是无神论的。 释迦摩尼不是神，是个普通的人，佛这个汉字，翻译成梵文叫Buddha，而Buddha的本意就是觉悟者。所以禅宗为宋明儒学拯救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做好了思想准备。 那么宋明儒学的主题是什么?王阳明那句话概括的最为恰当：我们中国人人人心中有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很好地概括和提出了宋明新儒学这个阶段的来历，中国人现在的主题是什么?就是破心中之贼。这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共同的课题、共同的任务。对于当下的中国亦如此。 那么他们怎么会对立起来了呢?就是破心中之贼的破法不一样。 程朱理学主张要把'理'(天理，客观的真理)说清楚，他的说法有点接近于柏拉图了。柏拉图理念论就是，先把万事万物具体存在的那个理说出来。 把'理'说清楚以后，我们人心去服从它，这样心中之贼就破了。陆九渊开始反对，而后明朝的王阳明也反对，所以王阳明顺着陆象山的心学走下来的。 朱熹讲人生修养的第一步是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然后有机会明白天理。王阳明一度是受了朱熹这条道路的吸引了，但心没安顿好，问题还是没解决。 后来突然顿悟，他终于明白什么叫格物致知，不是去格那个外部事物，从中看出一个天理来，格物乃是'正事'，我们人生在世就是做事情，做事情的本来道理要搞清楚，这才叫格物。 那么'正事'的前提是正心，正心的前提是诚意，一个'诚'字。原来事物的道理我本心具备，何必到外面去求，这个悟很像禅宗的顿悟。在他之前的陆象山也是如此。这条路跟程朱理学的差别在哪里?都要破心中之贼。 程朱理学破心中之贼的前提是把天理说清楚。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认为，破心中之贼，仍然用我们这个心，因为我们心本有良知，如果用在人心之外的高高在上的天理来破心中之贼，这仍然是对外部权威的服从。 脱离人心的天理那叫僵死的教条。这就是两者的区分所在，这个区分非常关键的。 我们刚才讲，我们的心是无限心，它的内容是喜怒哀乐，是生命情感。假如我们这个心中有贼，就是我们的生命情感偏离了它的本真状态，用脱离情感的理能纠正吗?纠正不了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的简单。 王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 这就是中国心学，从孔子那里准备好了，孟子把它阐发出来，然后在那里不能被遇见，长时间不能被遇见，荀子的学说大兴天下。到了禅宗，心学的复兴是因为佛学中国化，有禅宗了。 禅宗不以理论做根据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指向心的。心学起来就为宋明儒学做准备，宋明儒学当中就是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尚存禅宗的真谛，开始直指人心了。 王阳明抓住了最根本的，是顺着陆象山说下来，所说的概括为三个字：致良知。良知千万别以为它是理性的知识，先验的理性知识。 '良知是当下呈现。'良知不是头脑中的东西，是生命情感的本真状态的突然爆发，所以王阳明说我们每个人本有良知，那么也就是说天理在人心里，天理不在人心之外。 王阳明那句话是这么说的：'良知乃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这个原则是根本的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所以王阳明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要做自作主张的大英雄，这叫中国人自己的独立人格的树立。 中国人向来有道德，但是中国人向来的道德不是出于内心的自觉，而是出于对外部权威和利益被迫的服从，这叫他律，不是自律。 要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拯救，需要一个原则，叫道德自觉的主体的成立，那叫卓然自立的人格，于是才彻底地打破主奴关系的文化。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有一点圣贤的品格，这是健康的民族、健康的社会的必要前提。我们现在不再相信有什么圣人了，圣人在王阳明那里是每一个人应当都具备的品质，没什么要求高的，应该是很自然的要求，今天我们很难做到，这个社会充满病症。 如果有其他的民族发现，我们中华民族正在非常认真地在电视台上公开讨论一个问题：假如老人倒在地上该不该扶?他们一定会大为惊讶。难道这是问题吗?在中国变成很现实的问题了。 我们不是要讲王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吗?这就是意义所在。我们当然主张法治社会，但法治不是一个社会的精神基础，民众缺乏伦理精神，法治没用，因为法治不可能给一个民族树立它精神的支点。 法治是什么?预先防范不可抑制他人的维权的手段。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与人的基本性能在一个民族那里应当存在，这个基本性能来自于一个民族的伦理精神，那么这个伦理精神来自哪里呢?来自王阳明讲的我们的良知。 王阳明心学是中国人自己的一次伟大的努力，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的启蒙运动。它的启蒙不是启各种科学之蒙昧，而是指树立独立的人格。如果这个思想运动能够结出果实的话，今日之中国不会是如此这个局面，将遍地都是卓然独立的人格。我们还没看到是吧?所以问题还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感到不可理解的是，王阳明心学的果实在日本开花结果了。如果没有王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被日本人许多人接受的话，明治维新是不可能成功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准备就是王阳明心学。 所以儒、道、佛三家要合流，到了宋明新儒学，以儒家为根本，开创新的道统，它还是儒学，不是道学，也不是佛学，但是把道家的思想、佛家的精华都吸收进来，然后开创思想的新局面，这叫新道统要开。 新道统开好之后呢?再开新的学统，就是学问体系，再开新的政统，就是政治体系，这一步本来要做的，后来中途夭折了。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载于复旦人文智慧课堂学友杂志《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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