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终极价值崩溃的时代，在价值的思考存在成了问题的时代，在一种实践生活被太多的价值平面和生活方式冲突而分裂的处于危机中的文化里，人如何道德地生存？在道德的差异性代替了统一性的时代中，道德教育是否可能？在一种道德的总体性的本质成为一种理性的幻觉的时代，在缺乏价值共契的时代，道德教育将怎样进行？ 长久以来，道德总是被看作是维系实践生活的惟一的缆绳。我们确信道德能够使我们的人员生活走向个光辉的顶点，使我们的人性达到崇高和完美。道德的普遍性、一致性和总体性是我们的道德实践的理想。我们一直想通过道德建立那种充满真理、幸福和美德的王国；我们也期望用道德教育塑造“新人”。为此，我们一直在试图认识和获得道德真理，为我们的道德理想确定终极的根据，为我们的道德生活确定终极的目的。我们有了这种终极性的道德真理，就可以建构一个道德的人性，可以许善与恶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界限，可以对所有的生活形态进行道德的评判。我们人类的道德思想史，就是站在这样的一点历史整体性的范畴，为我们人类的道德生活寻求着这个阿基米德的支点。这就是我们的道德形而上学史。我们的道德教育史就是在这样的形而上学指导之下，试图塑造完美尽善的道德主体。寻求道德的本质，建构完美的道德，塑造完满的人性，建构完美的社会，是我们理性所确认的道德追求。 在这样的道德的总体性中，体现道德本质的道德真理就是最高的统摄，我们从中引出道德的“绝对命令”和绝对准则，我们也根据这种道德真理来设计理想。这样，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就归于这种惟一的道德真理和宏大的道德理想，我们具体的人性以及个人的存在性的异质，就必须同化在这种普遍的道德真理中，成为道德本质的实践体现者。总体性的道德真理要求的是总体性的道德生活，要求的是宏大的道德理想，培养的是道德的正人君子，向往的是节兴的社会，希望的是纯洁的人性。道德是纪律，是秩序，是同一性。人是一个实践这种道德真理的道德主体，他的生活仅仅是这种道德真理的反映。只有他归于这样的道德真理，才能是—个“向善”的人。在这种道德真理的统摄中，生活者必须把生活交付给历史中绝对的真理（如柏拉图的“绝对的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必须把身体交付给精神，把欲念交付给理性，把自我交付给道德秩序。 在这样的道德总体性中，由于惟一性的道德真理统摄道德实践和道德主体，试图达到一致性的崇高理想，所以一切差异、一切不利于善和崇高的东西都必须抑制，如身体、感性、甚至生命的活泼等必须在道德的准则及其无形的约束中受到压制，一切不符合历史或现实的道德目的行云和品质都受到禁止，实际上，我们把道德看作是一种理性的意志力量，它通过我们对道德理想的追随和对道德真理的服从，而施加在自我的肉体、心灵、思想、行动和存在方式上。道德既是一种来自真理的准则，又是对这种准则的服从；既是一种处理自我的实践，又是渴望达到的完满的状态。尽管人类的道德实践的历史是冲突矛盾、迷惑的历史，尽管个人在道德的筹划中产生着压抑、痛苦和恐惧，但我们还是确信道德本质与道德真理的至上和优先，确信历史的道德目的的伟大及其赋予人的道德使命的崇高。 然而，这一切突然在尼采的怀疑和摧毁下成为幻觉。道德实践的现实说明，道德原则是冲突的，道德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是裂散的，隐蔽的道德本质是不存在的，仅仅是我们的理性的设定。我们所说的道德真理并不是种至高无上的绝对，而只是理性用来处理历史和自然、个人和社会的一种工具，一种驾驭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权力话语。生活的不同风格、价值的不同取向个人的不同爱好、生命的处身性差异、人性的异质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这些都是不可通约地处于并存的现实之中。因此，道德在异质的生活中成为差异的、相对的。道德的崇高和宏大失去了以往的威严，生命及生活成为最实在的，不再归属哪个虚幻的本质，也不再受命于什么真理；多元的差异，多样的自由，边缘的行动、歧异的思想成为伦理生活的现实。道德生活的整体性成为破碎的个体性，道德的理想性成为生活的世俗性，道德的主体性不过是人们在与那些宏大的道德理想和绝对的道德命令“共谋”道德秩序吋，所交付的自我。我们人类的历史虽然存在一些崇高的个人的道德灵魂，但整个道德实践史却是破碎的、丑陋的、冲突的和鄙俗的。为什么我们一再像盲人一样欢庆我们的道德视力？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出那件我们人类直在穿的那件惟一的“道德新衣”是不存在的？尼采一语道破了我们的道德生活的事实。 道德实践的冲突、破碎和矛盾，说明形而上学最初为道德实践设立的那个道德本质是可疑的，道德存在的那个“自然”始基被统治道德实践的道德真理所遮蔽，最终被人们遗忘，不再追寻，不再解释，最终导致价值的虚无主义。这使得人为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和道德真理因此也坍塌了，在地上建立宏伟的道德大厦的惟一的理想也就失落了。道德返回到了人存在的坚实的大地和可感觉的身体，成为个体化生存的游戏规。这就使得道德存在走向多元化，走内以个体的异质和自由的选择为特征的生活叙事性道德。个人的道德差异成为关涉个人的处身性存在的象征，再也不是那种自我弃绝式的道德赎救，也不是通过压制和约束的道德拯救，更不是根据某种道德理想的自我构建。道德不再是约束生命的抽象的规则，而是一种生命的欲望感觉。追随德性不再是为了形成整体的道绝秩序，而只是生命在存在中的具体的道德诉求，只是个人的存在性体验。 这一道德实践的历史带来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塌陷，意味着多元的道德价值并存的现实，我们没有了统一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没有了惟一的道德真理，没有了一致的道德理想，没有了惟一的崇高的标准，我们就没有理由把个人化的道德信念当作道德真理强加于他人，我们就无法以自己的道德理想来约束他人的生活，我们也就无法用一种统一的人生观来要求所有在现实中具体存在的个人及其生活，我们不可能用建立在个人的处身性基础之上的价值观来约束他人。任何一种政治社会也就不能用统一的道德标准来解决那些道德冲突，不能用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伦理观来要求所有的社会生活，不能设定一种崇高的生活理想作为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目的，不能用种严格的、惩戒式的道德教育型塑造道德人格，不能再为所有的人设计一条惟一的发展道路，不能为了一个整体的道德秩序而消灭个人的存在的差异，不能为一个道德清纯的美德社会给个人生活带来那么多的眼汨和牺牲。所有这一切在多元化的时代都是不正义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惟一的道德基点作为我们这些行为的合法化理由。道德的总体性不存在，我们无法要求具体的生活去实现那个不存在的总结性。 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的，人类的目标是不可预测的，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这就意味着依靠理性和德性的力量塑造完美的人性、建构完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表明了一种深层的多样性，即人性的多样性和道德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通过自由选择和自我创造进入人类的生活的，不仅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而且在同一文化中不同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在这种多样性中，道德价值的异质和多元是人类永远不可能消除的特征，那种摆脱道德冲突，建立充满幸福，真理和美德的王国的理想是不可能的，要创造它，只不过为人类带来牺牲。那些理想，那些真理不过是我们在现实的冲突和矛盾中构想出来的东西，我们不过是从中获得形而上学的自欺式的安慰，我们期望有一天能够，进驻那个完美的道德王国，现在人们突然从这个梦幻中清醒了，意识到道德异质和价值多元是永恒存在的事实。这使我们从道德的使徒的幻想还原为一个个平凡的血肉之躯，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着自己的道德体验，有着真理和理想无法抚慰的生命忧伤，我们仅仅是一个个孤独而渺小的存在者，在多元化的社会生活中为个人的存在，在生活中寻找一个安放自己灵魂的位置。 道德变成了人们的选择，是存在于个人的白我创造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群体创造中的选择，它是通过我们的生活在选择中创造的和不断创造的东西，它本来就是多样的和多元的，不是统一的和普遍的。不同的文化形式产生不同的道德和价值，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自我构成的道德和追求不同的价值实现。在失去了对终极价值的询问和解释之后，任意选择成为一种基本的道德生存方式，它使得道德成为一种个人的偏好，成为不同的个人生活的生命经纬，它表现为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偏好。我们无法在地上建立一个阿基米德点，从而对所有的个人化的生活形态和道德体验划出泾渭分明的善与恶、高尚和粗俗的界线。我们的道德生活从此具有不可比较性。这使得我们拒绝那些似乎真理在握的人的傲慢和狂妄，拒绝那些似乎境界高尚的人的优越和怜悯。我们每个人所选择的生活所选择的道德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每个人选择的发展自我的方式和选择的生活尽管有时候是冲突的，但都是平等的，是值得宽容和接受的，是值得尊重和自尊的，这样，道德就成为一种没有任何强制的自由的实践。任何形式的强制都是不道德，因而不可能带来道德。 但是自由选择失去了价值的根基之后，就可能导致“你对，我也对”的价值相对状态，这样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冲突，伤害，甚至是压制和奴役，因为价值偏好与利益占有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冲突和敌对缺乏价值的引导、限定和评判，冲突就会恶化，就会破坏安宁和谐的公共生活，破坏人们对德性的追求。难道道德价值的自持与选择的自由走向了反面？我们今天怎样询问终极价值？怎样解释“自然”正当？怎样把解释应用于实践生活中并不断地询问和返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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