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出众，命途多舛，英年早逝，呜呼哀哉！（三）——《陈田鹤音乐作品选》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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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鹏海

（续）

1937年5月29日，他在山东省立剧院的音乐会上指挥该院附属管弦乐队演奏了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的五首管弦乐作品，这是他在济南的最后一次登台亮相。“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于同月攻陷北平，并进逼山西、山东。在华北局势日趋危急的情况下，山东省立剧院拟内迁大后方。他则重返战火中的上海投入抗日救亡音乐工作，参与筹建“中国作曲者协会”，并在10月创刊的《战歌周刊》（刘雪庵自筹经费，自行编印，以“中国作曲者协会”名义出版；后改名《战歌》）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抗战歌曲《八·一三战歌》。以此为起点，又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以“保卫大上海”为主题的新作，并从中选出包括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广为传唱的《巷战歌》等十一首，以《八·一三战歌》为题油印成专集散发；与此同时，他还在该刊先后发表了《抗战期中的作曲问题》和《保卫大上海运动的歌咏工作》的音乐短论。在第一篇短论中说的“在伟大的抗战期中，我深信中国一定会产生伟大的音乐作品”，“民众反抗侵略者的呼声是歌曲诞生的母亲”，以及“作曲家思想与生活二者要打成一片”等关于抗战与音乐、民众与创作、思想与生活的关系，即使是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特别是这些论点出自一位不到二十六岁、而且还是所谓“学院派”出身的青年音乐家笔下，就更加难能可贵。除了抗战歌曲创作，他还为魏如晦（按：即戏剧家、共产党员钱杏邨，笔名有阿英等）以团结御侮、保卫家园的虚构故事隐喻全民抗战、保家卫国的剧作《桃花源》作曲（后由钱仁康续成，1940年初在上海租界公演，《新音乐月刊》也在1941年分三期连载了剧中选曲），并涉足电影界，先后为艺华影业有限公司等摄制的故事片《银海浮云》、《女人》、《冷月诗魂》创作了《定情曲》、《好宝宝》、《定情之歌》以及《冷月诗魂》等插曲和主题歌；不仅都是按艺术歌曲体裁写成的，而且其中三首都配了精致的钢琴伴奏，另有一首伴奏则是用长笛和弦乐写的五重奏，这种写法在30年代的中国电影歌曲创作中尚属罕见。此外，他还以京剧曲牌《夜深沉》为素材，创作了同名管弦乐曲；虽是初涉这一体裁创作领域，而且全曲不过百余小节，但它不仅是“四大弟子”中最早写成的一首独立的管弦乐作品，同时还是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中最早注入民族戏曲音乐元素的作品，其历史意义当不可等闲视之。

1938年5月9日黄自病逝时，他是“四大弟子”中唯一在上海的。次日去万国殡仪馆吊唁归来，他又不仅是第一个以《黄自先生之死》（后载《战歌》第一卷11、12期合刊）的通讯方式向贺、刘、江等三位同门师兄弟报的丧，而且只用十天就仿照安魂曲的样式创作了《悼念今吾宗师》（张昊词）这首混声四部合唱的至情之作，以表深切悼念。因唯一的恩师遽然撒手西去，随后上海又沦为孤岛（按：同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除租界外，全部落入敌手），为了不当亡国奴，他只身取道香港、海防再经昆明、贵阳辗转赴重庆。据说，他行前曾随身携带手抄的黄自《长恨歌》遗稿，到重庆后，每遇轰炸躲防空洞，都将其紧抱怀中，须臾不离。1943年黄自逝世五周年，《音乐月刊》于5月份出版《长恨歌专号》以示纪念，就全赖有他跋踄千里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的这份弥足珍贵的手抄遗稿；他对恩师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1939年春抵渝后，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工作；先为该部所办音乐教导人员训练班教和声，后改当编辑，协助缪天瑞（按：缪为陈1928—1929年在温州私立艺术学院学习时的院长和音乐老师，30年代还是陈经常为之撰稿的《音乐教育》月刊主编）编《乐风》，并兼任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和声教官。1940年秋，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成立不久就一直在该院理论作曲组任专职教员，并继李抱忱之后为该院教务主任（按：此时陈已升为副教授）；期间曾与缪天瑞、刘雪庵共同主编《音乐月刊》，还一度在前身为山东省立剧院的国立歌剧学校兼课。工作之余仍孜孜于笔耕，先后在重庆的《战歌》、《乐风》、《青年音乐》、《音乐月刊》以及桂林的《新音乐》、《音乐阵线》等刊物发表文章和作品约四十篇（首）；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在题材、体裁、音调上也有所拓展。其中可圈可点者如——

《血债》（钢琴曲，1939）：系初到重庆时即目睹“五·三大轰炸”（按：当年5月3日、4日两天，侵华日军开始动用飞机，对重庆市区轮番狂轰滥炸，此后由于无休止的轰炸，重庆成为“没有天空的城市”长达三年之久，故称）给当地人民带来空前浩劫，因触动极深，便用十天创作了这首作品。次年1月在《乐风》创刊号发表时，还特地加上当天“途中所见挈老携幼之难民，其状甚惨，写此以志同胞流离愤慨之情”的题记。此作不仅是抗战期间大后方作曲家仅有的一首用钢琴独奏体裁来揭露日军暴行的首创之作，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中仅有的一首反映抗战严酷现实之作；即使在20世纪世界钢琴音乐创作史上反映“一战”、“二战”题材的钢琴曲中，恐怕也属罕见。

《荆轲》（同名剧作插曲配器，1939）：系为顾一樵编剧、梁实秋作歌、应尚能制谱的历史剧全部插曲（包括独唱与男声四部合唱，独唱，独唱与女声三部合唱，男女二重唱，独唱及男女二重唱与混声四部合唱等五首，共497小节）写的乐队总谱。由于该剧以卫人荆轲受燕太子丹重托，入秦刺杀妄图吞并六国、独霸天下的秦王为主线，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因此不仅曾公演多次，而且其中的全部插曲也曾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举行的“陪都音乐会”上单独演出。

《抗战三年以来的新音乐运动》（专论，1940）：包括“音乐作为武器，粉碎敌人侵略的阴谋”、“歌咏运动的兴起”、“新作曲家的产生”、“民歌研究的踊跃”、“音乐教育机关的设立”、“音乐出版事业的发展”、“中国新音乐运动在国际文化地位上的增进”等七个方面内容，于当年7月在桂林的《音乐阵线》（月刊）创刊号发表。对抗战音乐作出如此全面的阶段性论述，无论是在大后方还是在抗日根据地见之于报刊的，仅此一篇。

《复对位与卡农》（译著，1940）：原为英国人凯森（Charles Herbert Kitson，1874-1944）所作。它不仅是继贺绿汀所译E.普劳特《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之后又一部音乐理论方面的译著，而且也是当时我国唯一一部复调理论的译著，后曾用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的教学。

《河梁话别》（清唱剧，1942）：系以汉苏武出使匈奴，拒不归降，被单于囚禁于冰天雪地长达十九年的事迹为题材的作品，先在当年《音乐月刊》一卷4、5、6期连载，1945年复由重庆咏葵乐谱刊印社用单行本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清唱剧，也是我国作曲家继黄自的《长恨歌》以后创作的第二部清唱剧。该作由于歌颂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符合抗战相持阶段 “反对投降活动”“克服投降危险”的主流意志，因此同样不失“古为今用”的价值。据词作者卢前（卢冀野）在《〈河梁话别〉引》一文中说：陈为这部清唱剧创作，“长夏90日伏山中，废寝忘食，始得写定，不知秋之既至”（见《河梁话别》单行本），足见其用心之专。

《剑声集》（歌曲，1942）：是他继《回忆集》之后出版的第二本个人专集，也是抗战期间我国作曲家唯一一本个人专集，曾作为“乐风集丛刊”，由重庆大东书局出版。收入的作品和《回忆集》全部是表现个人感情世界的艺术歌曲不同，不仅都是抗战以来的新作，而且无论是艺术歌曲《巷战歌》、《制寒衣》（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而作）、齐唱《还我河山歌》，还是男声二重唱《兵农对》、男声四部合唱《火线下的歌》，无一不是抗战题材；即使是用古曲改编的混声四部合唱《满江红》，同样也是紧扣“收拾旧山河”这一主题。这种在题材上另辟新径的做法，充分反映了抗战期间他在创作上的价值取向；把曲集命名为《剑声集》以及把《满江红》列为本集之首，正好体现了他力求使自己的创作为抗战服务的意愿。

《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艺术歌曲，1944）：是他在抗战期间用宋代秦观词作谱写的一首艺术歌曲。它借助原词的寓意来表现战乱中游子的离愁和乡思，既极具古典风韵，又极易引起抗战期间广大逃难同胞的感情共鸣，同样是借古喻今之作。当年8月在《乐风》第3卷第18号发表，后入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曲目。

《奏鸣曲》（钢琴曲，1945）：取材于传统琵琶谱《文板十二曲》，这是他首次将古典音调融入自己的钢琴作品而进行的尝试（按：据手稿附记，这首作品早在1943年就已写成。由于重庆几家能发表器乐曲的音乐刊物都先后停刊，因此直到1945年10月才得以在《礼乐》创刊号上面世）。

《民歌编曲二首》（包括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送大哥》，均系配钢琴伴奏，1946）：是年，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同学发起成立以研究民歌为宗旨的山歌社，并油印出版中国民歌在校内散发，征求师生为之配制钢琴伴奏谱，以便通过在校内外音乐会上演唱的方式广为传播。为了支持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他便选择了上述两首青海民歌配了钢琴伴奏，先在同年4月8日该社为欢迎舞蹈家戴爱莲而举办的“民歌演唱会”上演唱，同年5月又收入该社编的《中国民歌选·第一集》（线谱版）。

抗战胜利后，学校奉命迁南京，并改称南京国立音乐院。为此，院长吴伯超于1945年冬专程去南京办理筹建新校舍及物色新聘教师等复校事宜。但直至1946年秋季开学，他尚未收到校方续聘通知，只得滞留重庆待命，直到1947年1月接到通知后才举家去南京，并于同年2月学校开学后才正式工作。但是此后两年多除应同乡之请，为对方所作歌词写过一首《台北市民歌》（刊本年8月台湾出版的《乐学》创刊号）外，再没有其他作品问世。他从入音专学作曲以来，就一直勤于笔耕，而且不断有佳作问世。为什么在还只有三十多岁、正值创作力充沛的中年，却出现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如此长的创作停滞期，这是他短暂一生中留下的又一个历史谜团，有待后人破解——当然，要靠深入调查研究所取得的真凭实据，而不是仅凭主观臆测和推断。

1948年10月底，他送即将分娩的妻子和五岁的长女、两岁半的次女回温州老家；返校后不到两个月，又接到妻子电文，告知婴儿（这是他唯一的儿子）因早产夭折，促他速回温州料理一切。等办完后事已是1949年1月。因时局关系，一时无法再返南京，作为权宜之计，只得另谋生路，并于同年2月应聘去福州的国立福建音专任作曲专业教授及校务委员会委员。

未

完

待

续

作者简介

戴鹏海，男，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后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