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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丰的生平和修道隐遁事迹都充满着神秘色彩，留下了许多难以考证的记载。从目前留存的记载中并未发现张三丰道派身份，其仅以游方高道身份收徒授道。因此，其道派宗属也便有些模糊不清。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认为“张三丰当时似未创宗立派，但他门下形成了一个与全真教义教制、宗风都有所不同的道派。张三丰的学说与陈抟一派有渊源关系，但陈抟一系，亦与全真道同源，张三丰的学说、行径更多源自全真道者，张三丰一派当属元明间新出的全真支派。”；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中亦言：“其隐仙风格，上承陈抟，而更显示出全真道风格之一面。……从张三丰的隐逸之风看，其思想行径与陈抟确有渊源关系。《道统源流》谓张三丰于元代师陈致虚，不知何据。”黄兆汉《明代道士张三丰考》从张三丰弟子入手，认为张三丰的弟子丘玄清、卢秋云、王宗道都或多或少与全真道有关，既然弟子是全真道士，那么他们的老师张三丰也应该是全真道士，否则与理是说不通的。从明代当时的情况上来看，官方是将张三丰归为全真一派的，张三丰的弟子王宗道被明政府授予了全真度牒。另据明葛寅亮《朝天宫重建全真堂记》记载“夫修真者，孤处云居，栖岩屋树，遗谢世罗，纵情独往，草衣木食不为苦，餐风饮露不为槁，彼何屑躄风尘，眷留都会一方幅地居之？考之国初，圣祖楹图一时，周颠仙、冷协律、张三丰、尹蓬头皆以霞绡云佩之姿，从驾临阵，浮波立浪”。可见，在当时民间社会将周颠、冷谦、尹蓬头与张三丰等人都归为全真。 关于张三丰的师承，宝鸡金台观现存明天顺六年《张三丰遗迹记》中记载“真仙陕西宝鸡人，大元中于吾河南开封府鹿邑太清宫出家。吾先世开封之柘城县人。柘城与鹿邑近犬牙相住，吾家离宫仅十五里。”此碑书于天顺六年，堪称最早谈及张三丰的师承的文字记录，可靠性较高。明陆深的《玉堂漫笔》沿袭了这种说法，后来的《明史稿》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但言“不可考”。从各地记载张三丰行迹来看，张三丰确在明初活动于河南、安徽一带。如：乾隆《江南通志》记载：“明张古山，颍州人，生而端重，父母欲为娶妻不从，入迎祥观为道士，久之召为武当山提点，能言未形事，后入山采药不知所终。相传张三丰游颍，古山师事之，遂得其术。今迎祥观有混元衣，体制特异，或云三丰所留也。”明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载：“张古山，颖上人，居太行王屋山天坛。养素葆和，勤修至道。永乐十五年，朝庭闻其道行，赐大岳太和宫提点。永乐十六年秋，于清微宫解化。葬于桧林庵。”顺治《河南通志》又载：“明张三丰，辽东人，或云宝鸡人。洪武初往来襄、邓、许、颍之间，尝居汝州炼真宫，人莫之识已而去，又寓汴延庆观。” 颍州与汴梁皆去鹿邑不远，因此，元中期，张三丰在鹿邑太清宫出家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鹿邑太清宫在金末毁于战火。后奉蒙元海都太子之命，丘处机弟子张志素与郝大通弟子王志谨在亳州万户张柔的协助下开始重建太清宫。不久，王志谨物故，张志素独立承担重建工程。太清宫竣工后，朝廷特旨赐张志素“应缘扶教崇道大宗师”，命住持太清宫。张志素为随丘处机西行的“十八宗师”之一，教内威望极高，他在太清宫经营十余年，广收门众，太清宫道侣云集，玄教日兴。元末，红巾军刘福通建都亳州，拆太清宫建宫阙，太清宫再次被毁。由此看来，张三丰如出家于鹿邑太清宫的话，应为丘处机弟子张志素的法裔。他在元末太清宫被毁之后，开始四处游历。因此，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中将张三丰归入丘处机后全真法嗣是有一定道理的。 张三丰全真道派身份的模糊与明代道教发展的趋势有很大关系。从元代后期开始，道教各派便开始相互融摄、相互学习道法。明初寺观合并后，不同道观与宗派的道士合居于同一道观之中，全真、正一相互拜师学习，道派师承更加模糊。明代有很多正一道士拜全真道士为师。天师张宇初所编撰《道门十规》中，号召正一道士学习全真道的真功修炼和教制、教风，其本人也师从刘渊然学习全真内丹术。而反过来说，全真道士学习正一道法的情况则更为普遍。明代全真道失去统治者的政治支持，正一科仪法术成为其在民间生存的重要手段。此外，正一道士多在道教管理机构占据领导地位，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在发放度牒方面也给予正一道更大的方便，这些都吸引了一些全真道士拜正一道为师。这样一来，明代全真与正一之间的道派师承关系更加模糊，许多道士兼有多派传承，甚至一些全真道士拿正一道的度牒，不再表明自己的全真身份。明代全真道整体上的松散状况及其与正一诸派之间的师承交错最终导致了旨在强化全真教内部道派传承的“派字谱”开始兴起，派字谱逐渐成为全真道士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节选自《张三丰与明代全真道》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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