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历史叙事与民族记忆的珍贵宝藏
金刚椰子芝士球
2014-12-08 10:54:52
文/Azure 长久以来，西方人认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史诗”一词作为舶来品，伴随启蒙运动而被引入中国。中国的南方北方都有史诗传统：北方的三大史诗，与在长期的南方民间文学搜集中出现的关于人类起源的口述历史，共同组成了如今卷帙浩繁的创世史诗。 创世史诗以神话为基本内容，以天地、起源为基本形式，集说、唱、叙事为一体，是一种庞大的文学类别。创世史诗的吟诵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是一种神圣而真实的历史叙事。
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 创世史诗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蕴藏量极为宏富。在纳西族、拉祜族、阿昌族、苗族、瑶族、壮族、佤族等民族中，都流传着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创世史诗，其中不乏篇幅近百万行的鸿篇巨制。云南师范大学的黄龙光老师介绍说：“创世史诗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数量庞大。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既有发达的、活形态的史诗，也有写成定本的史诗；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创世史诗是他们的文化根谱——宇宙观、世界观、宗教、哲学......少数民族所有文化都记录其中，无所不包。” 创世史诗被称为少数民族的“根谱”和“百科全书”，是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史和生活史的观念图谱。“尽管各民族的创世史诗内容异彩纷呈，但是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云南大学人文学院黄静华老师说。首先，它们都形成了完整体系，拥有相似的叙述结构：从开天辟地、宇宙间日月星辰出现，到造人造物、创造世间万象，再到洪水泛滥、人类始祖被迫迁徙、最后定居成婚、继续繁衍的主题，具有系统性；第二，各民族史诗之间存在共同的情节单元：天地创造模式、人类起源方式、文化起源、谷物起源等，是史诗共同的母题；最后，各民族创世史诗都有类似的演述方式：通过口头诵唱方式表达。祭司、巫师等神（灵）媒是主要的演述者，为史诗的神圣提供合法性。 历史叙事与民族记忆的载体 创世史诗的社会功能可分为教育功能、认同功能和审美功能等，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历史叙事与民族记忆，对民族精神的塑造意义重大。彝族的创世史诗一般由毕摩继承演述。通常地方王掌握史诗——历史上，彝族酋长、鬼主亦官亦巫，掌管文字；普通彝族民众口头听诵，学习经典。史诗演述伴神圣庄严的仪式，在年度性的节日上追根溯源、尊祖尊老，促成族人间的互动，引发对传统的重申和敬畏。另外，大部分的仪式中都会承载着祈福功能，如攘灾驱夷、降妖除魔、祛除病痛，祈求平安健康等。 创世史诗中，大自然与人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纳西族的保护神“三朵”，就是玉龙雪山的化身；圣湖中居住着神灵，是孕育生命、保庇佑纳西族子民的地方。根据创世史诗，许多少数民族部落对于山中椿树、红豆杉、眼镜蛇等自然造物，都持敬畏态度。“佤族创世史诗中，人们与大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阿瓦人甚至赞美小小的苍蝇、蚂蚁，因为它小而善良智慧、具有实干精神。”佤族创世史诗《司岗里》的搜集整理者、长期从事佤族文化研究的毕登程先生介绍说。在市场化情境下，民间的道德力量逐渐消解，传统的神鬼观念保持图腾、神灵崇拜，崇尚自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反，却因为有神灵有禁忌，无形中保护了生态资源。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郑向春老师认为，“在许多旅行者眼中，这些神圣的山水只是风景优美，适宜游览的风景区。当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景和资源被旅游者分享和消费时，应该更加审慎地站在当地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相互理解的基础 民族认同的依据 创世史诗构建的祖先系统，提供了同一民族内认同依据；史诗之中的共同祖先作为公约数，提供了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认同的基础，也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通婚的基础。对比今天大城市中，处于“陌生人”社会中充分感受的隔阂感和孤独感的现代人，少数民族在他们的社会中构建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依据。 创世史诗讲述了不同民族多种多样生活习俗的来由。彝族传说中对各民族不同的的语言做出了解释：每个民族出生时听到的声音不同，他们的语言就不尽相同；对于文字的起源，则多是采用否定性的解释方法，例如天神派人们去领取文字，傣族带着芭蕉叶去，因此傣族后来有了《贝叶经》；佤族在大洪水的迁徙中肚子饿了，就将水牛皮连带天神赐予在上面的文字一并吃到了肚子里，因此他们没有文字。 “同一民族对于史诗的演述往往充满认同和理解。”黄静华说，“在民族创世史诗的演述现场，尤其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她曾经到临沧进行创世史诗的田野调查，邀请拉祜族创世史诗传承人在摄像机前专门为来访者们演述《牡帕密帕》。老人在唱了许久之后，难免感到疲惫，遂邀请村里的男女老少前来一起观摩和轮唱史诗。“而当你看到观众们对于本民族语言演绎史诗反响热烈，不时会心微笑的时候，我们内心不禁感到羡慕，希望也能够懂得他们的话语，融入其中。” 审美怡情 愉悦身心 创世史诗也具备审美功能。其演述，作用在于娱神与娱人。如果能够听懂少数民族的语言，就能深入了解史诗的节奏、韵律，感受到其感染力，从而获得审美上的愉悦。黄静华说：“史诗都是韵文或是韵散结合的，因此在研究和欣赏的过程中需要强调'回到现场’——回到史诗演述自然而然发生的地方。” 少数民族在传统上并不把文学、音乐与舞蹈清楚地区分开来，而是把这些艺术形式契合地融为一体。比如各种祭祀场景中，需要主持人口头吟诵内容与肢体动作相配合。许多史诗的演述都是歌唱、舞蹈相结合的。白族的洱源西山打歌就与其所唱的叙事长诗《创世纪》紧密结合在一起。在阿昌族重大的传统节庆期间，伴随着史诗的演述，人们从宽阔的场地上将弓箭射向天空，意在击落传说里魔王创造的假太阳。盈江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盛会上，在广场中竖起4根高耸的带有图纹的目瑙柱。在木鼓、铓锣、象脚鼓等传统乐器奏响的音乐声中，祭坛上的祭司吟唱创世史诗，身着盛装的男女老少围绕目瑙柱排起长队，模仿着祖先的迁徙步伐，欢乐而又有序地翩翩起舞，自然而然地使参与者达到了愉悦身心的效果。 从创世史诗那里继承丰富瑰丽的想象传统 对于云南创世史诗的存续，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起到重要作用。许多民族习惯于口头表达和头脑记忆，尽管由于演述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绪、状态，使得许多史诗记忆并无固定文本，但口口授记已经融于少数民族文学传统血脉之中，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少数民族的信仰也对史诗存续起到维护作用。 创世史诗所携带的民族文化基因、所蕴含的民族历史价值使其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视野之中。然而，在非遗名号给各族人民带来荣誉感、自豪感、基金支持的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保护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非遗保护过程中，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反而被割裂，如收录进非遗名录的《格萨尔王》，在民间流传上百个版本，而最终只有一个版本被收入名录，而且从地域角度而言，我省香格里拉地区所流传的不同的《格萨尔王》版本也被名录所忽视，”郑向春说，此外，非遗传承人的遴选，也反而对遗产造成破坏，目前国家级别的传承人遴选数量一般仅为1-2人，但是作为口述传统与民族叙事的创世史诗，能进行颂唱的往往是一群人。比如贵州苗族的《亚鲁王》史诗，能够颂唱它的歌师在整个麻山地区就有1700多人，仅选择一两个人作为传承人进行扶持与保护，往往会挫伤整个传承群体的积极性。“因此，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回归到非遗真正主人哪里，寻找非遗保护的有效策略，对此，美国学者沃伦（Warren）从哲学的高度强调了遗产的归属权问题，并将其概括为三权（3R），即所属权（rights of ownership）、接近权（rights of access）、继承权（rights of Inheritance）。” 纵观世界，中国的古代文学水平、规模和价值是无可比拟的。在我国传统的文学史中，民间文学在正史中极少出现，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到现在，这样的文学观仍未转变。事实上，研究边缘文学也为主流文学提供了一个比较视角，黄龙光说。“如拉美具有天马行空想象力的《百年孤独》，今天研究、传承创世史诗，许多学者也心存自己的诉求：让文学创作从《楚辞》和创世史诗那里继承丰富瑰丽的想象传统。” “保护这样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系统工程，要点不仅仅在于记录文本、出版书籍和培养史诗继承人。”黄静华说：“相比已经消失了西方荷马史诗已经消失的口头传统，我国民间非常幸运地还存有能够演唱创世史诗的口述者。研究者记录这样的口述传统时，'恰逢其时’的机会屈指可数。如果不是在适逢民族节庆仪式上发生，那真正听众往往是缺席的，这样的聆听其实非常枯涩。提供自由的语境，能让情景自然而然发生，让演述者自由自在地表达，才能使史诗能焕发出其真正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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