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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说的上古音，是指周秦至两汉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主要指《诗经》时代的音系。研究上古音的直接材料主要有韵文、谐声字、假借、异文、读若和声训、联绵词、上古的注音、同源词、译音等，《切韵》音系的研究成果也是研究上古音的一项重要材料。学者们通过搜集、整理各种反映上古音的材料，去伪存真，揭示上古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及其配合格局及其到中古的发展演变规律。 中国传统音韵学研究古音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探求上古音系。这个音系研究成果对推进“解经”和文字学、训诂学研究都有重要作用。清代古音学奠基人顾炎武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王念孙更提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 清儒上古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韵部上，在声调、声母研究上也有可观的成绩。如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舌上归舌头”，章炳麟提出“娘日归泥”，黄侃提出“照二归精”、“照三归端”，曾运乾提出“喻三归匣”、“喻四归定”，段玉裁提出“古无去声”，都有参考价值。上古没有韵书，押韵材料是研究这一时期语音最重要、最有系统的资料。自顾氏以来，清儒以《诗经》为主，同时参照《易经》、《楚辞》及先秦诸子中的韵语，通过韵脚字系联的方法建立先秦韵部系统。以谐声关系为依据给汉字归部，是诗文押韵以外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材料。诗文押韵和谐声字反映的韵部绝大多数是相合的，因此诗文押韵没有用到的字，可以依据谐声偏旁归部。韵文和具体谐声字也有个别归部不合的情况，遇这种情况，凡诗文押韵用到的字，就以押韵为归部依据，而不必据谐声字归部。例如“侮”字归侯部不归之部（《诗·小雅·正月》“瘉后口口愈侮”为韵，《大雅·行苇》“句鍭树侮”为韵，《左传·昭公七年》“偻伛俯走侮口”为韵）。因为汉字的“谐声时代要比《诗经》时代早得多，在谐声时代同声必同部，到了《诗经》时代，语音有了发展，个别的字就不一定同部了。”（王力《略论清儒的古音研究》） 近现代研究上古音的人，主要目的是研究汉语语音史，仍然需要弄清楚上古音系。这与中国传统音韵学有相合之处，但所用的方法和理论可能很不相同。传统音韵学者利用文献材料，只能得到上古音系统的轮廓，人们了解到的仅仅是反映在《诗经》等韵文材料的韵部和谐声字等材料所反映的声母关系，成绩主要在音类研究上面。20世纪初，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采用其时欧洲流行的内部拟测法推断上古汉语的音值，划分韵类，分析声母单位，所得到的结果更有效地揭示了上古的语音系统。这些研究基于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诗经》《左传》等文献材料有较好的认识。他以《诗经》为界，认为《诗经》以前是太古汉语（le proto-chinois），《诗经》以后到东汉是上古汉语（le chinois archaique）。高本汉除了钻研直接反映上古音的材料，还基本遵循两条研究途径，一条是考察《切韵》音的分布，从一些异常的分布现象例如空格（空档）和互补中进一步推断上古音系的特点。例如，开口与合口相配是《切韵》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比方以-n收尾的山摄，开合的分布很整齐，可是与它相近的以-m收尾的咸摄，除了三等凡韵以外就没有合口字，在分布上留下一个大空格。高本汉认为这是语音发展的结果。他推断咸摄各等在上古也有合口，由于-m和前面的介音u（w）都是唇音，-m被异化成-n，和山摄合口合并，以致《切韵》音系里出现上面所说的不对称现象。另外一条是以《切韵》音系为基础，理清上古各类音在切韵音中的“投射”(Projection)。例如某些辅音是各种语言中普遍用到的音，上古音跟中古音的对应也比较直接，就把中古音的音值作为上古音的音值。如双唇音p、ph、b、m。这在研究方向上是正确的。 其后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1945）、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王力《汉语史稿》上册（1957）、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等都提出过自己的上古音体系。各家系统的明显分歧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有无复辅音；（二）一个韵部是一个主元音还是多个主要元音；（三）阴声韵有无韵尾辅音；（四）介音如何处理。此外还有郑张尚芳，白一平、沙加尔等的构拟。上古音的构拟首先应该建立在充分研究上古内证材料的基础上。孙玉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一文概括了上古音构拟的三条检验标准：构拟的音系能否系统地、历史地解释各种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能否系统地、历史地解释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发展演变；是否自成一个音系，是否合理。相比较而言，王力的构拟对上古音的内证材料的解释力最强。例如双声兼叠韵联绵词“睍睆”，只有王力的拟音满足双声叠韵的要求： 王力拟音 李方桂拟音 ian ?oan gianx gwranx 郑张尚芳拟音 白一平拟音 geen? ??roon? 未收录 声调方面，王力认为上古汉语有两类入声：一是短入，中古变为入声；一是长入，上古跟短入关系密切，中古变为去声。唐作藩《上古汉语有五声说——从〈诗经〉用韵看上古的声调》统计《诗经》中同调相押与异调相押材料，认为上古汉语有平、上、去、长入、短入五个声调。孙玉文从联绵词的声调构词着手，也认为上古汉语有五个声调。长入自《诗经》时代到两汉，一直在跟去声合流。至晚到东西汉之交，合流的过程基本结束。 另外一些学者以建立“语族”（language family，或称“语系”）为目的，想为汉语找出其族属，及其与某些非汉语的关系。这种研究是前辈学者未曾做过的，因此与他们的研究很不一样。合理的思路是先通过汉语的内证材料构拟出上古音或者更早殷商时代的音系然后再进行汉藏诸语言的比较，构拟原始汉藏语，前提是汉藏语系的假说得到确证。但是国外不少研究“上古音”的学者，缺乏对汉语内证材料的认识，他们认为汉藏语系已经得到确证，主要从汉藏比较的角度，从音系类型上推求汉语“上古音”。比如藏语有一些后缀和前缀，据此论证上古汉语也有类似的后缀和前缀。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对上古汉语的范围往往缺乏明确的界定。汉语上古音跟原始汉语音一定会有差别，原始汉语比起上古汉语来应该更跟“共同汉藏语”接近。而主观认定周秦两汉时期的上古音系跟七至九世纪藏文所反映的音系最为接近，忽视汉语的内部证据，按藏文的语音特点构拟上古音，所构拟出的音系难以接受汉语内部证据的检验。比如有人将上古上声构拟为-尾，去声构拟为-s尾。这种构拟，去声没有按照上古的内证材料分成两类。还有，以《诗经》为代表的韵文，不同的韵尾一般不互相押韵；而不同声调相押也是比较和谐的，因此有不少异调相押的例子。按照这种构拟，平上、平去、上去相押就成了不同韵尾之间的押韵，而且数量巨大。而且，如果上声构拟为-尾，去声构拟为-s尾，则同一个韵部平上去声字都是韵尾的不同，一个韵部有好几个韵尾。这也不符合韵部的规律。也有试图从民族语言借词推求上古汉语音系的学者，但在借词的时代性、借词的认定、借词能在多大程度保留被借语言的语音信息以及具体材料的处理上也还存在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 总之，构拟要看对象，如果是构拟史料丰富的《诗经》音系，当然应该以文献资料为主，适当参考其他资料，采取以历史文献考证为基础的内部拟测法；如果证明了汉藏诸语言同源，“重建共同汉藏语”，自然要用汉藏语比较材料，采取历史比较的方法，而上古音应当是汉藏比较的基础之一，但是汉藏比较的结论不应该或者不适宜用于上古音构拟。如果用藏语来构拟“上古汉语”，其构拟的实质是构拟一套能“解释”藏语和汉语材料的语言，这种构拟的年代应远远早于《诗经》音系，不是以《诗经》音系为核心的上古汉语。 此外，古音研究不但要区分上古汉语、远古汉语，而且在每一时期内部，也要区分每一种语言事实发生变化的时代层次。上古汉语，如果把西周立国定在大约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大约有1300年的历史，语音不可能没有变化。这里面可能还掺杂地域方言的因素，在历时层面和共时层面还存在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王力《汉语语音史》即分别描述先秦音系和汉代音系。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通过分析押韵材料认为两汉音接近于先秦音，与魏晋音差别较大。所以一般认为上古音是周秦两汉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主要指《诗经》时代的音系。同样地，要想继续推动上古音研究的发展，应当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和系统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重视上古内证材料。 作者：宇谖 编辑：辋川 翔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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