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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的“分享收获”计划

 笑大 2016-01-13





《燕赵都市报》报记者 王小波 文/图

    很多时候,人生轨迹的变化都源于偶然。石嫣成长于保定市区,从小到大,十指沾泥的机会都不多,被公派到美国农场劳动半年后,她找到了自己毕生的兴趣所在,可能这辈子都要与土地和农民拴在一起了。

    2009年,石嫣和几位同学在北京西郊辟出20余亩农田,建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从事生态蔬菜种植,那时她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名博士生。此后几年,“小毛驴市民农园”声名鹊起,会员呈爆发式增长,北京周边出现了诸多山寨“小毛驴”。分享成功之时,她却毅然选择了离开,来到更远的通州探索另一种模式,她想建立一种中介组织,试图重建信任:农民和土地的信任,农民和市民的互信互惠。

找一个菜农很难
    雨雪刚刚浸染过的土壤墒情正好,公交司机老宋正在整理自家的2亩责任田。同他一样,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数都在城里或附近的工厂上班,这里已经没有专职农民,种地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马坊村,一个较为偏远的村庄,离地铁八通线终点还有约半小时车程。多年前,城市化的脚步就扩张到了这里,村庄维持着双向流动,农民洗脚上田进城进厂,先富起来的中产在这里租房寻找世外桃源,虽然前者的数量远多于后者。
    在纷纷进城寻找更好工作机会的村民眼里,这群积蓄不多的年轻人跑来村里种菜多少有些异类。马坊村过去是个专业蔬菜种植村,蔬菜种植面积一度超过200亩,后来只剩下郎广山一家。就这一家,也是石嫣和她的团队“抢救”回来的。农民尝到种菜甜头的时间短暂,天灾、菜价过山车让菜农苦不堪言,更多的选择让他们疏远了土地。
    初中毕业后,大部分日子都在家种菜,郎广山自信种菜技术高人一头。前些年,就在人们纷纷弃地进城时,郎广山不断把土地流转过来扩大种菜规模,菜地有了50多亩。但是,近几年他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巨大的市场风险横亘于前,感受几个字:“累,挣钱难”。去年,学计算机的儿子大学毕业,郎广山松了一口气,终于要卸下这副担子了。
    但儿子没找到工作,打算回乡创业,这让郎广山进退两难。彼时,石嫣等人正在为寻找合作对象而犯愁。随着地价的攀升,在京郊找到种植大片土地的农民很难,找到有种菜经验和意愿的农民难上加难。听到郎广山的事后,她们立即对他展开说服工作。
    种菜本身就种怕了,种有机蔬菜风险更大,有病虫害咋办?你说是有机谁相信你?每天跟着郎广山下地,软磨硬泡,他就是不松口。突破点出现在郎广山儿子郎东京身上,郎东京看到媒体对石嫣的报道后,欣赏这个计划。“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干吧。”爱子心切的郎广山同意了这项合作计划——— 由他负责种植,石嫣负责技术监督、生产计划和销路。
    基地和合作农户有了,剩下的就是销路问题。招募消费者会员并不容易,好在石嫣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并在圈内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半年下来,她们招募了300余名消费者会员。

市民自救火了“小毛驴”
    石嫣为这项计划取名为“分享收获”。去年夏天,她从自己一手创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退出,试图探寻一条生态农业全新模式。
    2008年,石嫣是一名在校博士生。这年4月,导师温铁军派她去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农场学习CSA模式,在那里,她当了半年农夫,体验了一把洋插队生活。CSA是“社区支持农业”的英文缩写,这是在欧美流行了数十年的生态农业模式。
    这一模式的理念是,“食在当地,食在当季,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基于相互信任,社区的消费者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不管未来收成如何,都与农民共担风险,提前预付款项,购买农场来年的收成;农场则遵守承诺,完全不用化肥农药,尽量使用人工耕作,保证农产品的纯天然无公害。”
    石嫣很快喜欢上了这种模式,那时正值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高发期,她暗下决心要把这一模式移植到中国。
    回国后,在导师和地方政府牵线搭桥下,她在北京北六环外凤凰岭脚下租到了20亩地,将其命名为“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了CSA的本土化试验。她的同门师弟程存旺休学一年协助她,这对志同道合的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除了自己下地种菜,承担繁重的生产任务,石嫣还和伙伴们走进北京各大社区、高校宣讲,招募消费者会员。会员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份额,交一半的钱,“小毛驴”提供耕地和技术,自己耕作;另一种是配送份额,会员付全款,“小毛驴”提供当季新鲜蔬菜。2009年底,共招募到52户会员。
    这一模式经媒体广泛报道后,“小毛驴市民农园”规模不断扩大,会员人数有了井喷式增长。
    由于这是一项科研项目,团队没有意识到其日后的商业价值。不久,就有人抢注了“小毛驴”商标,北京郊区还出现了多个山寨“小毛驴”。
    就在试验渐入佳境时,把“小毛驴”一手带大的石嫣却萌生退意。
    “‘小毛驴’的参与方很多,有很多理念和我们不完全契合。另外,‘小毛驴’的成功很大原因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市民参与积极性高,大都带有食品安全生产自救的心理,因为他们能从参与中监督到食品的生产流程。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收益。”石嫣的丈夫程存旺博士说。
    如果农民不能从土地耕作中得到相应的收益,不能和土地建立起相应的信任和感情,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特供”、“家庭农场”、“农超对接”等,都难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她们开始找寻新的路径,直到找着合作农民郎广山。

“最怕无人种菜”
    “分享收获”和“小毛驴”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分享收获”团队从具体的劳动耕作中脱离了出来,具体的生产由郎广山负责组织实施。
    这样,“分享收获”团队能避免过去直接和农民打交道。处理农民之间的内部矛盾问题要耗费大量精力,现在则把更多精力放在安排生产计划、监督生产流程、招募消费者会员和把关配送质量上。这种模式也不同于以往国家推广的公司加农户模式。
    合作之初,“分享收获”团队给郎广山20万元无息无抵押贷款,帮助他改善生产条件。有农学背景的专业团队随时提供技术支持。全年每生产一斤蔬菜,郎广山获得5元收益,稳定且比市场价高。减少了流通环节,消费者会员付出的价格也比商场超市的有机菜便宜得多。
    如今,郎广山更忙碌了。“我们也知道种植有机菜好,是以后的方向,但过去不敢弄,成本、销路都是问题。”他一边种植着小白菜苗,一边讲起过去种菜的种种艰辛。菜农都吃过生态种菜的亏,有虫眼的菜市民不要,那些化肥催出的菜又大又嫩,备受欢迎。
    在配菜坊,刚收获的鲜菜精准过秤后被放置在箱里,准备送往各家各户。墙上贴满了会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又找到了小时候的菜香,真好”。不过,也有“菜偏硬”的抱怨。“城里人吃惯了化肥菜,有人还不适应原生态的菜。”一位装菜的妇女说。
    郎广山的菜园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往往种植单一菜种,管理简单,人工成本低,现在地里全年要种植60种蔬菜,管理要精细入微。他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与化学农业相比,生态农业耗费最大的是人工成本,以施肥为例,撒化肥一人一天能完成10亩左右,而施有机肥,每人每天仅能完成一两亩。物理灭虫等方式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工成本。全年下来,生态农业的劳动力投入要增加3倍左右。
    成本问题还不是郎广山最大的担忧,因为菜价可以和“分享收获”协商。他已经53岁了,最担心的是种菜后继无人。“在村里请人,每人每个工70元,只能请到年纪大的妇女,这批人失去劳动能力后,怕是找不到人了。”
    土地正在失去对青壮劳力的吸引力。白天的马坊村寂静无声,能见到的大多是老人。有地的农民们,有的盘算着办个采摘园,有的盘算着弄家小五金厂,有的盼着大厂开到家门口……年轻人对种地种菜的“脏活儿”不屑一顾。“说来惭愧,运作了半年,农民的收入并没有达到预期,因为现在招募的会员不够多,存在着生产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我们团队刚能维持正常运转开支,下一步要加大会员招募的力度,改善农民的收入预期。”程存旺若有所思。
    在“分享收获”招募的300多会员中,约1/5为在华居住的外国人,其余的都是城里人,以老人居多。

“慢”并非都不可取
    这个前景并不明朗的试验吸引了众多关切的目光,在“分享收获”团队所在的农家小院,前来参观的城里人络绎不绝,还有众多志愿者要求加入团队,石嫣不停在微博上发布公告,称人员已满。
    从灯火辉煌的城市来到寂寞的农村,住集体村舍,月薪2000元,这些极具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汇聚在一起,皆因看好这一模式。
    应璐蔚是浙江人,南京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后赴澳留学,这是她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从未在农村呆过,过去在农村呆一夜我都会受不了。说来奇怪,现在成村民了。”这位快人快语的女孩笑着说。
    有人则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角色转换。甄睿在农大读完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加盟了某著名农资企业,这个过去的农药、化肥推销员,现在转行做了生态农业生产技术员。“高校教育与农业生产是脱节的,像我们这样,去不了科研院所,所学内容在农村完全派不上用场,在这里也是学习。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工作经历让我更明白,现行的化学农业方式对土地和人的健康造成的伤害。”他蹬着一辆自行车,来回在田间穿梭。
    “小毛驴”创办不久之后,李钟祥就成为那里的一员,去年随石嫣转战“分享收获”。这个湖北小伙大学毕业后最初从事贸易工作,“要说压力,也有,我们都面临着结婚生子买房这些现实问题。”在他看来,分享收获的背景与运作模式与日本“守护大地协会”类似。上世纪七十年代,人多地少的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初期,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被颠覆,农民以大量喷洒农药、广施化肥来提高农产品产量,民众对食品安全充满了忧虑,成立于1975年的“守护大地协会”的口号正是“不洒农药的安全蔬菜”。这个协会已成为著名的国际组织,它在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透明、互动的关系,促进双方收益分享和土地与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因为空气、土壤、水质等大环境因素,目前还难以做到真正的无公害,但我们在可控的范围内把它做到最好。”程存旺说,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这种模式的好处,但他们并不急于大规模推开。
    “经常有投资者要求投资,但我们拒绝了,因为有些东西是矛盾的,投资者要求快回报,这种模式就会出问题。正如无公害蔬菜的生长一样,尽管周期长,口感不一定好,收获的却是安全。”程存旺说。
    这个双脚沾满泥的博士,相信春天已经在出发的路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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