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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 1938年,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马一浮带着几个亲戚、几个私淑弟子、一百箱书,逃难至浙江桐庐一带。得悉浙江大学迁移至江西泰和后,马先生致信竺可桢校长,表达了与浙大一起逃难的愿望。竺校长如获至宝,欣然应允,于是便有了马先生1938年5月开始在浙大举办的国学讲座。第一讲就是从“楷定国学名义”开始的。马先生认为,当时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稍嫌“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他进而提出自己的主张:“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刘梦溪先生认为马一浮提出国学为“六艺之学”,是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创辟性”的学术结论。 也许是由于时代纷乱的原因,马一浮的这一国学概念提出后,长期无人闻问,既无随声附和,亦无激烈争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潮方兴未艾,但鲜有人真正关心国学之流变及其在新时代的使命,更无人关心马一浮曾提出过如此重要的概念。唯有刘梦溪先生,以发表演讲、发表文章、出版专著等多种形式,对马一浮的国学观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宣传与推介。在其新著《马一浮与国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6月出版)中,刘梦溪先生详细论述了自己研究马一浮的学术心路。正是梦溪先生2006年写就的《论国学》一文,把马一浮的国学定义重新提示出来,他认为“六艺之学”不光是儒学的源头,道家的源头也可以直接追溯到《易经》。所以“六艺”是和文史哲各科不相重复的我国学术的一门最高学问。 事实上,正如定义“文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样,要给“国学”下一个严格而精确的定义无疑非常困难。因此,我们今天来回顾马一浮当年的国学观念,并非要论证他“楷定国学”如何权威、如何正确,而是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当年马一浮通过“楷定国学”,进而极度推崇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其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给了内忧外患不断的中华民族一针行之有效的强心剂。 首先,马一浮厘清了中华文化的源头。在马先生看来,六经乃“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马一浮认为六经之学,不独可以统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亦可以统摄诸子百家之学,甚至还可统摄西方学术,概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西方哲人所说的真、善、美,皆可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马一浮通过自己的论证确认:六经之学是一切学问的最初源头,同时这也是他对中华文化高度自信的最初源头。 其次,马一浮标举了中华文化的地位。这一标举是建立在客观分析中华文化特点之基础上的,马先生将其概括为“至高”和“特殊”:“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惟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惟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马一浮曾深情地对浙江大学的学生说:“诸生若于六艺之道,深造有得,真是左右逢源,万物皆备。所谓尽虚空,遍法界,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也。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从现实层面来说,马一浮认定中华文化可以推行于全人类,这实际上肯定了中华文化具有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互融互通的普遍价值；从历史层面来说,马一浮认定中华文化可以万古长存,这实际上肯定了中华文化具有穿越时空的恒久价值。 最后,马一浮规划了研究与弘扬中华文化的路径。第一就是要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即“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深,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第二是要自拔于流俗。马一浮针对当时之社会风气说:“今当人心晦盲否塞、人欲横流之时,必须研究义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致戕贼其天性。”同时他又告诫说:“学者当知,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切勿以心性为空谈而安于卑陋也。”第三是要以“四端”为进学之要:“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马先生进一步阐述说:“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为实现此“四端”,马一浮提出了五个要诀,即把读书和穷理尽性联系起来、把读书和蓄德进德联系起来、把读书和体验证悟联系起来、把读书和涵养功夫联系起来、把读书和变化气质联系起来。惟其如此,才能达到《易经》所言的“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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