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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从未被说起的故事。他的父亲是第一个在美国杀人的伊斯兰圣战分子，他生活在父亲的谎言和罪行的阴影下，搬家20多次、在学校被霸凌，切割不了身体里流着父亲的血，又遭继父虐待。别人以为他会步入父亲后尘，但最后，他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1990年11月5日我爸爸所做的事，毁了我们一家人。我们的生活从此陷入一个不断受到死亡威胁、媒体骚扰、居无定所、而且总是贫困的状态。即使试了“从头开始”一千次，情况却总是愈变愈糟。我爸爸是一个全新型态的恶名昭彰案例，我们则是直接被拖下水。他是第一个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杀人的伊斯兰圣战分子，他是在得到海外恐怖分子组织的支持下行动，而这个恐怖分子组织，也就是后来的盖达组织（Al-Qaeda）。
而且，他身为恐怖分子的生涯并未结束。在1993年初，我爸爸当时被关在纽约州阿提卡（Attica）监狱，他在狱中帮他昔日在泽西清真寺的同伙，策划了第一次的世贸中心爆炸案，同伙中包括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媒体给他的称号是盲人谢赫（the Blind Sheikh），他总是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和一副旅人墨镜。
那年2月26日，出生于科威特的拉米兹．尤赛夫（Ramzi Yousef）、和约旦人伊雅德·艾穆尔（Eyad Ismoil）执行爆炸行动，他们驾驶一辆装满爆炸物的黄色莱德货车，进入世贸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他们的恐怖愿望，也是我爸爸的恐怖愿望：让塔楼一压毁塔楼二，使死亡人数攀升。他们制造出的爆炸，炸出一个三十一公尺宽的大洞，贯穿了四层楼，超过一千名以上的无辜民众受伤、六人死亡，其中有一名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妇女。
我幼年时抗拒着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妈妈也竭尽心力、不让孩子们知道爸爸的可怕行为。因为这两个因素，我花了很多年，才能够接受暗杀与爆炸案所带给我的恐惧；我花了很多年，才有办法承认，爸爸的所作所为带给我们全家的影响，我是多么的深恶痛绝。
我爸爸现在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马里恩监狱里，终身监禁外加十五年不得假释，他的罪名包括参与煽动阴谋、勒索谋杀、企图谋杀邮务警员、以武器谋杀、企图持枪械谋杀，以及非法持有枪械。坦白说，我对他还是怀着某种情感，可能是某种我无法抹去的同情与罪恶感吧，即便它薄如蝉翼。我很难想象，这个住在牢里、我曾经喊他爸爸的男人，知道我们全都因为恐惧和羞愧而改名换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
二十年来，我没去探视过我的爸爸。请听我娓娓道来。
我脱离了爸爸的影响，但我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却充满了暴力，蹂躏、毫无意义的事持续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所可怕的新学校和一个即将出现的恶毒继父。我十三岁了，我无意假装自己已经把马丁．路德．金的训示内化于心，“我的敌人也受苦，报复是条不归路，痛苦可以让你得到救赎、可以感化你。”没有这种事。
我就是厌恶再被揍，我满腔怒火、一直厌恶自己，每一次我都会反击。但我所经历的每一件事，让我终于有一天了解到，非暴力是面对冲突唯一理智且人性的响应，不论冲突是发生在中学走廊上，还是世界舞台上。
我把新学校称为皇后岭完全中学（Queensridge Junior-Senior High）。我是那里少数“白种人”小孩之一，我一辈子都被看成是少数民族里的高加索人，或是高加索人里的少数民族，而且我不是南方人，所以他们就有了霸凌我的理由。只有一个老师会试着保护我，其他老师居然都鼓励那样的行为。有次的攻击特别严重，我妈妈打给警察，他们居然连备案都不肯。学校是个梦魇，在学校走廊上有人在交易毒品，有帮派暴行。有天，在社会研究课上，老师前脚才刚走出教室，就有两个学生在教室后面做起爱来。
在这之间，我爸爸从监狱打来，听起来又气又怒。他很快地把例行的问题对我姐姐、弟弟和我讲一遍，然后叫我找妈妈来听电话。自从离婚后，她还没跟爸爸讲过电话。我把话筒递给妈妈时，她退缩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对妈妈做了个哀求的表情，摇摇话筒：接电话，拜托，就接吧？最后，她妥协了，为了我。妈妈还没说半个字，爸爸就劈哩啪啦大谈他最近的出狱计划。有个很重要的巴基斯坦使节要拜访华盛顿特区，他告诉妈妈，去跟这个人联络，说服使节拿以色列囚犯交换他出狱。
“囚犯交换，这是唯一的希望，”爸爸说，“你得要去做，而且这一次绝对不能像以前一样，不可以再失败。”妈妈沉默着。
“塞伊德，”她终究开口了。“我再也不是你的妻子了，更不是你的秘书。”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妈妈跟爸爸说，他已经毁了我们的生活，我坐在厨房餐桌上目瞪口呆，电话对话听起来像是爸爸在抓狂，妈妈再也不想听到爸爸的声音了。妈妈并没说她对爸爸被起诉的每一条罪名都起了疑，也许她知道我在听才这样回答。不管如何，爸爸怒火中烧，他说出的话确认了他的罪行，“我做了我该做的事，这点你很清楚。”
“我爸爸迷了路，但这并不会阻碍我找到要走的路。”
2012年4月，出现了难以置信的经验，我要跟费城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上百名联邦干员演讲。我之所以会去，是因为联邦调查局想要与穆斯林社群建立更好的联系，负责这个活动的干员听说我在他儿子的学校提倡和平，所以邀请我到总部，我很紧张，听众规模满吓人的，但我也觉得荣幸。
我开头先讲了个笑话：“我还不习惯一次看到你们这么多人，通常我一次都只应付两个。”一开始是一阵疑惑的沉默，接着爆出一阵狂笑，这阵笑声让我永远感激在心里。接着我叙述我的故事，以自己为例，证明人是可以拒绝接受仇恨与暴力，单纯地选择和平。
演讲结束后，我问大家是否有任何问题，结果没有人提问，这很不寻常。是联邦干员们都太紧张了，不好意思举手吗？无论如何，我说：“很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大家鼓掌后起身散去。接着，好事发生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几位联邦干员们排成一排，来跟我握手。前几个干员礼貌性说几句话致意、结实地握握手。到了第三位，是位女性，她哭了起来。
“你也许不记得我， 你也没理由要记得我，”她说，“我也是处理你爸爸案子的干员，”她尴尬地停顿了一下，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一直在想，埃尔．塞伊德．诺塞尔的孩子后来究竟如何，”她接着说：“我好害怕你会步上他的后尘。”
我对自己所选择的路感到骄傲，我也代表我的姐姐和弟弟说，我们拒绝接受爸爸的极端主义，不但拯救了我们的人生，也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
本文转载自天下杂志出版新书《我的爸爸是恐怖分子》，已获授权，作者系扎克.伊博黑姆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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