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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易传》（《十翼》），义理广博，构思宏大，尤以《大象》、《彖》、《系辞》最具独创性。《易传》各篇思想各异，这为以中国哲学发展史为背景分析各篇思想、作者及作成顺序提供了条件。 比较《易经》与《易传》，发现《经》、《传》联系的关键是《大象》。如果没有《大象》将“卦象”发为“义理”、贯通“象”与“理”，则纯从经文引理之《小象》、《彖》、《文言》和越经大论之《系辞》、《说卦》皆似浮萍，故笔者非常赞同刘大钧先生《大象》作于《彖》之前的观点13并认为《大象》是《易传》中最早之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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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之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有只讲“君子”不讲“小人”的特点，如： “君子以自强不息”（《乾》） “君子以厚德载物”（《坤》） “君子以容民畜众”（《师》） “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履》） “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否》） “君子以振民育德”（《蛊》）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 “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习坎》） “君子以虚受人”（《咸》） “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 “君子以恐惧修身”（《震》）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 与前述孔子思想相比，这些思想除“君子以恐惧修身”外都立论更高，有“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之感；孔子讲“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和“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 这与“君子以恐惧修身”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故《大象》不会是孔子所作。 仔细与《论语》中各种记载比较，发现与曾子的思想和语言风格极为相似，例如：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泰伯》）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 “君子以恐惧修身”与“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以振民育德”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等思想都极为相似，“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和“君子思不出其位。”仅一字之差, 这决非偶然，应是曾子作《大象》之内证，这些思想也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主体精神一致，故《大象》作者极可能是曾子。
《大象》既出，仿之作《小象》当在情理之中。观析《小象》，发现“中”、“正”思想较浓，如： “酒食贞吉”，以中正也。（《需》） “讼，元吉”，以中正也。（《讼》） “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师》） “显比”之“吉”，位正中也。（《比》） “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履》）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泰》）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同人》） “呜谦贞吉”，中心得也。（《谦》）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豫》） 等等。这与《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相合，故若《中庸》为子思所作，则《小象》也可能是子思所作。 严灵峰先生基于《小象》“与爻辞接近、似墨子《经说》之于《墨经》”而认为《小象》是《易传》中除《彖》外最早之作14, 事实上《小象》之所以与爻辞接近，只是因为它在语句结构的前半段都是抄录爻辞(是爻辞的不完全集)而已; 《小象》的独创性主要体现于其语句的后半段，即上述“中”、“正”思想，此外，《小象》有联系“数”与“义理”的功能，而“数”由“象”衍出，无“象”就无“数”，因“象”的源泉是卦象和《大象》，故《小象》不会成于《大象》之前。 这样，《易经》→《大象》→《小象》的形成过程正好与孔子→曾子→子思授学路向相符。 《左传·昭公二年》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将《易象》释为“上下经之象辞”当属误释──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那时曾子(505-432 B.C.)尚未出生，孔子(551-479 B.C.)也才10岁出头，儒家老祖宗还是小孩, 怎么会有表现儒家思想精义的《象》辞呢？笔者认为此处《易象》是指配上卦象的一种《易经》抄本，否则也不会感叹周礼尽在其中了。
与《象》纯属儒家思想相比，《彖》中已有道家思想和阴阳概念，如：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 “内阳而外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泰》） “内阴而外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否》） “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谦》） “恒，……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 这既是《彖》晚出于《象》的内证（《老子》晚出于孔子思想），也是《彖》、《象》文化背景不同的表现：《彖》必然已受以楚文化为背景的道家的影响，而《象》则是鲁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恰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将此与郭沫若主张子弘（子弓）作《易》的论述相参15, 正好说明子弘有作《彖》的可能，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后来荀子将子弓与孔子相提并论考虑，《彖》的作者当为子弘（子弓）。高亨先生在《周易大传今注·卷首（三）周易大传通说》中也说：“彖传多有韵语……其韵字多超越先秦时期北方诗歌如《易经》卦爻辞及《诗经》之潘篱，而与南方诗歌如《楚辞》中之屈宋赋及老庄书中之韵语之界畔相合。……则彖传可能是 臂子弓所作。”所见相同。
《系辞》是《易传》诸篇中篇幅最长、义理最广博之作，其思想已融儒、道和阴阳观念于一体，如：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阴阳观念早在公元前780 年“西周三川皆震”时就被提出：“伯阳甫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四十二章》），首开哲学应用；《系辞》更进行了创造性扩充，但没有象邹衍那样与五行说相结合，故《系辞》的阴阳思想不等于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思想。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系辞》中不含法家思想，与墨家思想的联系也很微弱，仅有“尚贤”可通。 《系辞》行文铿锵有力、用语凝炼如诗，与《老子》有异曲同工之似，故陈鼓应先生力主《系辞》属道家之作是有一定道理的16，但《系辞》中儒、道、阴阳思想共存，又决非纯粹道家所能作。 据蒙传铭的考据资料：先秦典籍中无引《系辞》的记录,而汉初典籍《新语》中却有一条，尽管孤证不足以定论，但仍以推断《系辞》的创作年代当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为宜。张岱年先生认为《庄子·天下》中所载惠施的“天与地卑”是《系辞》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反命题、《庄子·大宗师》中“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是《系辞》中“易有太极”的反命题，进而从正命题应早于反命题的观点出发认为《系辞》应作于《庄子》之前，可惜逻辑上的正反命题是相对而言的，为什么就不能认为《系辞》中的命题是《庄子》中正命题的反命题呢？而且，上述观点在孤立应用时也可能把《礼记. 乐记》中的“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推断为形成于《庄子》之前，造成谬误；宋玉《小言赋》中语句也与《系辞》差异太大，不能说是引述《系辞》，所以，张先生关于“《系辞》作于老子之后、惠子、庄子之前”的论断似嫌证据不足。 从《系辞》兼容并包儒、道、阴阳思想来看，作者当系一大思想家。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首推荀子，此人三为稷下学宫祭洒，总结先秦各家学术而自成一家，继往开来，以致清代学者汪中感叹：“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然而，《系辞》的思想与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很难契合，《系辞》要“兼三才而两之”，荀子却要“明于天人之分”，加上《荀子》中吸收有《系辞》中所没有的法家思想，故荀子不可能作《系辞》。邹衍的风格属“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与《系辞》不同。同理，《管子》、《吕氏春秋》等“兼儒墨、合名法”之作也都与《系辞》思想不符。──看来《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传世名作的作者都不可能作《系辞》。 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又据《汉书·儒林列传》载：“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轩臂子弓，子弓授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由此看来，身历战国、秦、汉三代的田何当是一位关键人物，此人生于汇粹天下英才的稷下学宫所在地齐国，应深知当时学术思想，也必有真才实学，方能在汉兴之后传《易》于众。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汉代以后流行的《易大传》当是田何或田何的先师们所编定的”17，后人以为《汉书》中所述“皆著易传数篇”已佚，实际上中国授学传统是弟子珍惜师作，当不致于散失，故田何所作“易传数篇”极可能就是《系辞》，无论从年代上看还是史料引证看都如此。冯友兰先生言不能断定《十翼》是否田何等人所作，李镜池60年代推断《系辞》、《文言》是田何到田王孙的口传易传18，张岱年先生说今本《系辞》和《彖》，《象》等篇当是田何传下来的，均未肯定是否田何所作。如果《系辞》作于田何之前，则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应有所反映；由于先秦诸子均未引《系辞》而汉初《新语》却有。故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考虑，可以推断《系辞》应是田何所作。 此外，笔者认为《系辞》中的“子曰”应看作是田何的多位先师之语，不一定全是孔子所说。
《说卦》思想与《系辞》极为相近，也是儒、道、阴阳思想并举：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这些思想与《系辞》同源──《系辞》已提出了“二仪→四象→八卦”的衍生模式和“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的三才六爻配合论，奠定象数爻位说基义，《说卦》进一步用“阴阳、柔刚、仁义”与“天地人”三“道”相配，加强了《系辞》中的象数理论。《说卦》形成时间与《系辞》相隔不会太远，若前述田何作《系辞》成立，则丁宽作《说卦》的可能性最大。 同上《汉书·儒林列传》往下有：“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现《说卦》内容正好符合“训故举大谊”，应该就是《小章句》。从田何因丁宽东归而说“《易》已东矣”，也证明丁宽必有创见。 当然，《序卦》也可说是“训故举大谊”而已，如此则丁宽可能作《序卦》，《说卦》反而应是田何之作，《系辞》则应归于田何之师子乘，但这样很难说明为何《系辞》未在战国时期留下思想痕迹和影响。故仍以上述推断为宜。
《文言》之思想，以属儒家传统的“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为核心，同时也涉及“天地变化”、“阴疑于阳必战”等属道和阴阳的思想。《左传·襄公九年》中也有：“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与《文言》几乎完全一样。是《文言》抄袭《左传》还是《左传》引用《文言》？对此认识不同可导致不同假说：若《左传》引《文言》，则《文言》早出。由于《文言》主要是儒家思想，孟子又从不提《易》，故可能与《小象》一样同出于子思之手。合乎逻辑的推测是：子思作乾、坤两卦《文言》后看见了子弘所作之《彖》，自认为不及，故止笔。 若《文言》抄《左传》，则《文言》晚出。由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篇》引“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与《文言》似，董氏之前经典中除《左传》外也未见有《文言》者，加上《汉书·艺文志》又著录有易传“《杨氏二篇》”，故《文言》作者极可能是公元前136年为《易》博士的杨何19，同时,考虑到《文言》中兼有儒、道、阴阳思想，故《文言》晚出可能性较大。 注意到汉文帝初年(约175B.C.)所抄《帛书周易》20之《易传》部分中只有部分《系辞》和《说卦》，可以推测首次将《象》、《彖》、《系辞》、《说卦》、《文言》与《易经》集编在一起成为《周易》的人也极可能是《易》立于官学后的首任易博士杨何，故史迁才会说：“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序卦》在刘安(179-122 B.C) 门人撰《淮南子》和《九家易》时已有──《淮南子·缪称训》中“《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蒙传铭认为是引《序卦》稍异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也收集有《九家易》注《序卦》之文。但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独未提及《序卦》和《杂卦》，故《序卦》成稿当在刘安─司马迁时代。《序卦》通篇除“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和“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表现出独特思想外，余皆卦序阐述，当出自象数派作者，最大可能是田王孙。
《杂卦》是唯一未见先秦诸经、诸子和汉初典籍征引的《易传》篇章，但扬雄(53 B.C. -18 A.D.)作《太玄》时已有《太玄错》与之相应，故《杂卦》必作于扬雄之前。从《杂卦》思想内容看，是“错综卦象”奠基之作，当属象数派传人所为。考虑到京房(77-37 B.C.)象数易学21水平已高于《杂卦》思想水平且《京氏易传》已存、焦延寿也有《易林》传世（尽管可疑），故《杂卦》应成于京、焦之前。由于《杂卦》中没有孟喜提出的“卦气说”，孟喜的四正卦、十二辟卦似也高于《杂卦》思想水平，故《杂卦》作者也可能是田王孙。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猜测《序卦》、《杂卦》是刘歆伪窜，这在时间上说不过去，连刘歆之父刘向(77 - 6 B.C.)也不可能。
至此，得出《易传》成书序为《象》、《彖》、《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且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 《杂卦》的倾向性分析结论。《易传》总体看来兼有儒、道、阴阳思想，成书时间从战国初起直至汉初。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易经》和《易传》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易经》是西周卜筮记录而成的占测事典，《易传》则是以《经》为基础的义理论著汇编。《易经》卦爻辞是周代各种社会活动的记录，应有单一确定的原义；卦象则因人为取义不同而释义千差万别，是意义伸缩性最大的符号。《易传》中，《大象》具有连接《易经》卦象和《易传》义理的功能，与《小象》一道体现着儒家思想和鲁文化；《彖》是儒、道首次融合的结晶，象征着楚文化与鲁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渗透; 《系辞》和《说卦》都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创造的成果，特别是《系辞》体现了《易传》哲学的思维水平和主要思想(《易传》哲学的提法欠精确， 由于《易传》各篇思想和作者各异，笔者认为宜称《系辞》哲学、《彖》哲学、《大象》精神等更妥切)；《文言》、 《序卦》和《杂卦》则是从不同侧面对《易传》和《易经》的补充。 《周易》思想具有复合性，纯粹说是卜筮之书或哲学专著都是不全面的，这部发端于殷周、总成于西汉、历多代士人学子编定并不断添注的奇书，思想之庞杂不足为怪，具有周秦时代知识全书性质。正因为《周易》兼容并包，所以它才既是儒家的“六经之首”，又是道家的“三玄之一”，进而有“易道广大”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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