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新解

东夷人士99999 2016-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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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新解

陳蘇鎮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他作《史記》的主旨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史記》在後人眼中是一部史書，司馬遷之“家”自然就是史家了。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2]}。南朝裴駰贊同此說，認為《史記》一書“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唐張守節釋“勒成一家”曰：“編勒成一家之書矣。”^{^[3]}唐劉知幾《史通》正史篇以《史記》為首，又有“《史記》家”，以司馬遷為創始者。可見，後世學者皆以司馬遷所言“一家”為史家。近代治史學史的學者更認為司馬遷“成一家之言”主要表現為創立紀傳體，史學稱“家”亦始於司馬遷^{^[4]}。

司馬遷和《史記》在史學領域的貢獻是不容質疑的，但司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的本意似不在史學方面。細讀《報任安書》之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是《史記》全書即“百三十篇”的主要內容，“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則是基於前者的又一項任務。對這一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較詳細的表述：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觀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5]}

前引《報任安書》之文顯然是對這段文字的簡化。前者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凡百三十篇”，大致對應後者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為《太史公書》”，前者之“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大致對應後者之“序略”至“整齊百家雜語”。如此看來，“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為“序略”安排的任務。“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在《自序》中作“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是司馬遷賦予“八書”的任務。

對照八書，“禮樂損益”顯然是《禮書》和《樂書》的內容，“律曆改易”顯然是《曆書》的內容。“兵權，山川，鬼神”一句，司馬貞《索隱》曰：“兵權，即《律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封禪書》也”。同樣，“天人之際”和“承敝通變”也不是泛泛之言，而是各有所指。正如王先謙所說：“‘天人之際’謂《天官書》，‘承敝通變’謂《平准書》也。”^{^[6]}

《天官書》的內容主要是占星術。司馬遷認為日月五星等天體的運行與禍福吉凶、治亂興衰等人事高度相關，“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他還總結說：“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統治者明此“天人之際”則是為了指導現實政治，“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7]}。這套說辭顯然與《春秋》公羊家的災異學說有關，但基本思路更接近民間流行的方術。

《平准書》主要講漢初以來農商本末之事。大意是說，漢初經濟凋敝，故重農抑商，輕徭薄賦，經六七十年休養生息，積累了大量財富，故武帝時“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富足的生活使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然而“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負面現象很快出現。“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並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其後，武帝開邊改制，大事更張，耗盡了漢初積累的財富，使“縣官大空”。為了支持對外戰爭，武帝又對商賈下手，白金、皮幣、鹽鐵、算緡、均輸、平准等相繼出臺，又賣官鬻爵，加之嚴刑峻法，長吏慘急，致使風俗日壞，“百姓抏弊以巧法”。武帝雖“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

《平准書》後半部內容，以卜式和桑弘羊的對立為中心線索，描述了武帝一朝的基本政策。桑弘羊“言利事析秋毫”，積極推進武帝開邊改制的事業，卜式則是位“樸忠”的“長者”，反對鹽鐵、算緡等制度。最終，武帝“不悅卜式”而重用桑弘羊。司馬遷的立場顯然在卜式一邊，故於《平准書》結尾處寫道：“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卜式說出了司馬遷的觀點。最後司馬遷總結說：

《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敝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8]}

司馬遷認為商湯和周武王都曾“承敝易變，使民不倦”，而其後世皆“陵遲衰微”。漢朝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太史公曰：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以《平准書》的內容為背景，所謂“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應理解為僅指漢初而言，武帝時期的政策則是“物盛則衰”、“陵遲衰微”的表現。

漢魏人盛傳司馬遷曾批評武帝。如東漢衛宏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9]}東漢明帝說司馬遷“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漢末王允也有“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之語^{^[10]}。曹魏明帝說：“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因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王肅則述其事曰：“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11]}由於景、武二紀原文早已不存，司馬遷在其中是如何批評武帝的，今已不得而知。《太史公自序》“孝景本紀”條曰“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今上本紀”條曰“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12]}；都未見批評之語。司馬遷未必會因受刑而“非貶”武帝，但他對武帝的政策有所不滿也是事實。《平准書》的上述內容為我們認識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司馬遷用來“成一家之言”的序略，系指《自序》後半部的內容，即《史記》百三十篇的內容提要。這些提要集中表達了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是非褒貶。如《五帝本紀》條稱讚五帝“厥美帝功，萬世載之”；《夏本紀》條稱讚“維禹之功……德流苗裔”，又批評“夏桀淫驕，乃放鳴條”；《始皇本紀》條稱讚始皇“並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幹革，尊號稱帝”，又批評他“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高祖本紀》條稱讚劉邦“子羽暴虐，漢行功德……天下惟寧，改制易俗”。《孝文本紀》條稱讚文帝“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世家》部分則每每言及“嘉”其某事，明確表達褒揚之意。

班固批評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13]}。此說是否確切，暫且不論。司馬遷的思想以儒家為主，應是不可否認的^{^[14]}。司馬遷明言，他“成一家之言”的方法是“拾遺補藝”，目的則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對“拾遺補藝”的“藝”，《集解》引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謂補六藝之闕也。”觀下文所言“六經”云云，這種解釋是符合司馬遷原意的。祝總斌先生指出：“證以司馬遷慣用‘六藝’指‘六經’，李奇之說極是。”^{^[15]}毫無疑問，司馬遷所謂“一家之言”與儒術高度相關。其實，司馬遷在《自序》中已經闡明了這一點。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索隱》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16]}司馬談在這裡提到的《易》《春秋》《詩》《書》《禮》《樂》，正是司馬遷所謂“六藝”。司馬談所謂“明世”當然是指漢朝。這表明，司馬遷的“拾遺補藝”就是通過“紹明世”來“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紹明世”和“繼《春秋》”又更為重要，故司馬遷在上引文後接著寫道：

上大夫壼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其中“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是《春秋公羊傳》語，“董生”則是《公羊》大師董仲舒。可見，司馬遷深受當時盛行的《春秋》公羊學影響，他對歷史人物進行褒貶的依據，便是《公羊》家所闡釋的用以“別嫌疑，明是非”的“《春秋》之義”。

根據漢代《公羊》家的解釋，《春秋》是孔子為漢制法之作，其主要內容是為漢朝制定的撥亂反正之法。那麼，司馬遷“繼《春秋》”又是什麼目的呢？壼遂恰好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司馬遷答道：

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我們不知道壼遂是真的提出過上述問題，還是司馬遷借壼遂之口給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司馬遷希望闡明這一問題。但這個問題十分敏感，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顯然很危險。我們不知道司馬遷作《史記》是否處處“實錄”，也不知道武帝“削”《史記》是否及於《自序》，但上引文字中對武帝的評價似乎言不由衷，未體現出“不虛美，不隱惡”的原則。以司馬遷在《平准書》中表達的觀點為基礎，我們可對司馬遷的這段話做進一步解讀。

首先，“先人曰”提到的《易》、《書》、《禮》、《樂》、《詩》、《春秋》，即所謂“六藝”，都是和某家王朝對應的，是該王朝留給後世的精神遺產。司馬遷所謂“拾遺補藝”是想在“六藝”之外再增一藝，即用《史記》對應漢家王朝。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想法並不是司馬遷獨有的。當時的人們都將漢朝看作五帝三王之後的一家王朝。如竇太后欲以景帝之弟梁王為嗣，群臣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方今漢家法周”，故“不得立弟，當立子”^{^[17]}。武帝封禪、改正朔時說：“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18]}司馬相如臨死留遺書，勸武帝舉行封禪大典，“而後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文穎注曰：“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又曰：“六經加一為七也”。孟康注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也。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19]}司馬相如不僅認為漢朝是繼五帝三王之後的一家，還認為漢朝應繼“六經”之後再“作《春秋》一藝”，使六經增為七經，而這部漢家《春秋》應是“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之作。這同司馬遷所謂“拾遺補藝”如出一轍，正可用作司馬遷之說的注腳。

其次，司馬遷強調《春秋》既“采善”，也“貶惡”，“非獨刺譏而已”。言下之意，《史記》亦非僅“力誦聖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同時也有所“刺譏”，只是後者不便明言。事實上，司馬遷反對以桑弘羊為代表的“興利之臣”的主張，對武帝的許多政策持批評態度，而這正是當時深受《公羊》學影響的多數儒生的共同立場。董仲舒反對國家“與民爭利”，明確提出“鹽鐵皆歸於民”。在稍晚的鹽鐵會議中，賢良文學與桑弘羊等人的爭論，更對武帝一朝以對外戰爭為中心的內外政策提出激烈批評。儒生階層的這種看法，絕非武帝死後才形成的，只是武帝死後才能公開表達出來。司馬遷在《平准書》中表達的觀點與之類似，只是迫於政治壓力，採取了比較隱晦的表達方式。

第三，司馬遷強調他作《史記》只是“述故事”，與孔子“作《春秋》”不同。這不是自謙。孔子在漢武帝時已經被塑造成聖人了，司馬遷不會自比孔子。但《史記》又確有比附《春秋》之處。例如孔子曾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作《史記》也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又如：孔子作《春秋》至“獲麟”絕筆，而《太史公自序》說《史記》亦“止於麟止”。《集解》引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再如：《春秋公羊傳》末尾曰：“君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20]}董仲舒也說：“仲尼之作《春秋》也……以待後聖。”^{^[21]}而《太史公自序》末尾也說要將《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22]}不過，孔子的《春秋》之道是用來糾正周道之弊的。董仲舒所說，“周道衰廢”，孔子作《春秋》“以達王事”，就是這個意思。^{^[23]}司馬遷說得更明白：“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24]}這是漢代普遍流行的說法，劉向《說苑》：“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25]}王充《論衡》：“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26]}然而司馬遷作《史記》卻不是因為漢道已亡，也不是要為下一代王朝制法，他通過“述故事”或“紹明世”而論證和揭示的還是孔子的“《春秋》之義”。因而他所期待的“後世聖人君子”絕不是下一代“新王”，而是武帝以後的漢家君臣。他希望日後的漢朝統治者能接受儒生們的主張，糾正武帝的錯誤，使漢家政治真正走上孔子指引的道路。

綜上所述，司馬遷所謂“一家之言”，本意應指以“《春秋》之義”為核心的漢家之言，亦即由孔子制定、經公羊家闡釋、又經《史記》進一步論述的漢家治國理民之道。這樣理解司馬遷的抱負，更符合他的性格、學識和時代。不過，也正因如此，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在理論上新意不多，既不如董仲舒的學說系統深刻，也不如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們的論述明確清晰。因而司馬遷自己極為看重的《史記》的這一價值，沒有得到後世學人的重視，相反，作為揭示上述思想之手段的史實敘述，卻得到後人的高度讚揚。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司馬遷意外地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