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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孙过庭《书谱》曰：“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说明晋末二王书风已雄霸天下，大概在梁武帝时期，大王书法又压过小王占居上风。进入初唐，因唐太宗李世民的崇爱，王羲之的书法达到了历史的峰颠。李世民亲为王羲之作传，他说：“所以祥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者，其惟王逸少乎？”封建帝王为一个书家作传，这在中国书法史上绝无仅有，这是历代书法家中最高的政治待遇。 当然，唐太宗李世民崇尚王羲之书法只是表面的现象，其实质上是推行一种儒家和谐的治世思想，这种思想不是说在其他书家中不存在，而是相对而言“尽善尽美者，其惟王逸少”。大凡有所作为的君王不可能不考虑治国安邦之大计。这正是唐太宗超出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的地方。他们虽然以艺为道，艺技超群，却治国无能，像唐太宗这样既有雄才大略，又有高超艺术才能的封建君主在我国历史上实为少数。自唐代以来，王羲之书法作为经典中的经典，传统中的典范，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书家的创作。在中国帖派文人书法领域里被奉为书圣，牢牢地座上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首把交椅。他的书学思想、创作成就、人格书品以及由此而引发和演义的更为玄妙的书法故事，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为珍贵的资料。人们百临不倦，百读不厌，就是在当代书法创作空间，王羲之书法美学范式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他的书法在每一个时代都会被赋予更为鲜活的内容，从中生发出新的繁茂枝叶。王羲之超越历史，穿透时空的精神力量，不唯在书法美学上，同时在其它文化领域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陈述王羲之书法艺术魅力的同时，也不由得让我们想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王羲之书法具有经久不衰的力量，为什么在当代书坛，王羲之书法依然被人仿效不已呢？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寻找其中的答案吧。 一、王羲之书法风格多样，内涵丰富而深邃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的集大成者，他所创造的正、行、草今体书法美学范式，既是对两汉以来书法的总结，又是开创历史新风的典范。由于他博采众长，书法的风格具有多样化的审美特征。他“少学卫夫人，得正书之技法，十岁至二十岁，改师叔父王 ，得众体之法。二十岁后，师师之所师，正书、行书崇尚钟繇，草书效法张芝。”他与魏晋时期的许多书家前辈一样，能够精熟地驾驭多种书体，特别是他成名之后所写的今草，创造了草书艺术的新范式。无论是楷书、行书，还是草书，笔法精绝，内涵丰富。如孙过庭《书谱》中讲：“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 私门诫誓，情拘志惨。”唐朝以前，人们多看重王羲之的正书和草书，唐初，因唐太宗李世民喜好《兰亭叙》，该行书遂冠绝天下，被推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叙》的笔姿的确变化多端，笔力劲健，而内涵深邃，正、侧锋互用，侧、圆笔相生相发，加之其文本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兰亭叙》成了天下法书的度世金针。 王羲之书法是一个博大的风格体系，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多种风格元素的对比存在。如沉著与飘逸，雄健与姿媚，自然与精巧，古典与浪漫，法则与自由，冲突与和谐等等。特别是他把诸多美学元素整合在一起，在不激不厉之下，呈现出自然和雅，多样而统一，不同时代，不同书家，从不同审美视角均可以找到自己的敏感点，它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一个万宝囊，从中随意撷取一叶即可成家名世。如梁武帝称他的书法“龙眺天门，虎卧风阙”。袁昂《古今书评》说他的书法“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有一种风气”。而张怀谨则说他“千变万化，得之神助，自成造化，岂能登峰造极”。真可谓是各取一端，莫衷一是。 今人刘 认为，王羲之书法“完全摆脱了字学的义象和义理，书法的笔意、体势、结构、行款与章法错综变化，更为丰富多样，更适宜书家情驰神纵地超逸优游于书写，从而使书法具有了‘以形写神’的表达功能，即以书法的点画和结构来表现人的语言所难道的才情、风神、审美趣味和理想，书法艺术的独立品格由此确立。”因此，王羲之书法成为了后世各代取法的源头活水。 王羲之还第一次将文人书法与中国的儒道思想相融合，使书法具有了真正的哲学意味。而这种深刻的哲学内涵，正是千百年来书法艺术追求的本质所在。他的书法不仅在技法上具有典范性，在书法内在精神的取舍上也是历代书家仿效的榜样。王羲之书法全面而又深刻，高贵而又超脱，多样而统一，在这方面，历代书家中还没有一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因此，王羲之书法具有一种伟大的艺术风范，永远吸引着书法家的注意力。许多书家在临遍了诸多法帖之后，回过头来方悟出，原来百川之源均在王羲之，于是又回归大王，这成了他们晚年的书法日课。不唯在技法上的尊崇，实属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感和心灵上的归宿感。 二、王羲之书法是精英文化，阳春白雪，高处不胜寒 魏晋书法是精英文化，书法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王羲之如同东晋名士一样，属于高门贵胄子弟，生活在高层次的上流社会。当时的书法艺术活动主要局限于士大夫阶层，是他们寄托情怀的一种玄妙之技。因此，非通人志士不可为也。请看王羲之在兰亭集会上邀请的均是一些名士，平民百姓很难涉及这一领域。具有阳春白雪的高贵品质，曲高而和寡，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中叶以后。在唐代，由于唐太宗的喜好，王羲之书法达到历史的高峰，但这个高峰是喜玛拉雅山脉 上的珠穆朗玛，神秘而高大，几乎无人超越。因此，书法创作仍然是一个士大夫阶层游戏的空间。士大夫之间相互交流，蔚然成风，中下阶层还没有资格进入这一高雅的艺术领地，庶族文人要想进入这个空间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事实上，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圈已被限定在士大夫文人阶层，传播于上流社会，这是一个象牙塔现象。中唐以后书家的书法似偏离了这一方向。如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楷书在近现代已向平民阶层扩展，书法创作走向俗化，俗化的结果，正是其高雅之终结。书法艺术在当代高层次的创作空间已失去话语权，影响式微。而王羲之书法自始至终都没有走向泛化，而是在高雅的创作空间运作，不为世俗污染，依然显得高贵和雅，在当化书法创作层面仍有鲜活的艺术魅力。 三、以王羲之书法为代表的魏晋风韵是中国书法的至高境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许多新的书体在此期得以集成和完结特别是魏晋玄学对书法创作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外之象”、“言外之意”的艺术境界追求成为这一时期的审美风尚。“哲学重新解放，思想异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哲学思辩为艺术创作思维注入了新的活力，人性的觉醒使书法活动显得更加人文化。魏晋名士和文士对人生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反映到书法艺术创作上具有了空前的自觉意识。一些不易明言的东西在书法创作中得到印证和表现，如风度、性情、理想追求、审美趣味等，书法成了士大夫阶层寻找精神蔚藉的圣土，他们象进入了桃花园一样，寻找着心灵的寄托、情感的归宿。“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如此颓丧、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无为无不为，茂于神明而同有哀乐，不是外在有限的表面的功业活动，而是具有无限可能潜力性的精神、格调、风貌成了这一时期哲学中的无的主题和艺术中的美的典范”。风清骨峻是这一时期书法的主要风格特征，而体现这一风格特征的重要人物即是王羲之。这一风格特征及其艺术境界具有特定的时空局限性，魏晋已降，时代阻隔，人们不可能再现那个时代的艺术风貌，在无限向往和追求中，只能有所接近，而这种接近又会留下诸多不和谐的遗憾。自唐以后，王羲之书法真迹难觅，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翻刻临摹的膺品，这使得王羲之的书法更加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我们只能通过他的继承者获取前代的信息，而这种信息之中又有多少误导谁也无法说得清。因此，超越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逝者如斯，我们不禁发出“广陵散于今绝矣”的喟叹。 王羲之永远属于那个遥远的时代，但他又具有超越时空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正是魏晋风韵之魅力所在。这种精神动力永远感召着我们作一无限的向往和遐思。 四、王羲之“兰亭”精神融入书法文化，使之走向永恒 公元353年春，时任会稽郡的王羲之召集了属官，如谢安、郗晏、孙绰、许洵、支遁、徐丰之及家庭子弟四十一人，在山阴之兰亭举行了一次 雅集，这便是有名的兰亭集会。这个集会的主要内容，一是借三月三在水边“洗濯祓除宿垢”，这可能只是一种形式。二是逢“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众人列座曲水之旁，作“流觞曲水”的禊饮诗歌之戏，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这才是此次集会的真正主题。这些内容和游戏，大体展现了晋人的风姿、生活情调、人生态度和理想信念。但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是关乎到王羲之在集会上所书写的那篇文书俱佳的序文，即《兰亭叙》，这篇序文因其历史的几番周折而为这次雅集抹上了神秘的色彩。我们知道王羲之书法在初唐受到唐太宗的宠爱，太宗李世民便命内府在民间广泛搜集失落的王羲之真迹，其中，还演义出搜求《兰亭叙》的萧翊去越州辩才处求兰亭的故事情节 。在李世民的眼中，所有内府藏品之中唯有《兰亭叙》最能代表王羲之的书法风貌，因此，备加珍爱。由于君王的号召力，把羲之的《兰亭叙》推上了天下第一行书的位置。《兰亭叙》遂享誉天下。李世民又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精心临摹，临本在大臣中传习，形成了天下共习“兰亭”之风。然而，历史的结局却十分难以寻味。《兰亭叙》真迹被唐太宗作为陪葬品入了昭陵，《兰亭叙》永远在人间消失了。人们似乎这才真正明白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他事先以次充优，以假乱真，真实的失去了，虚假的反而具有了某种历史的考证价值。信不信由你，当初由欧、虞、褚、冯等人摹临的《兰亭叙》都成了下真迹一等。由此，《兰亭叙》及其流传摹临的历史线索，被赋予诸多神秘色彩和精神幻想。人们再也无法窥视《兰亭叙》的真实面貌，只有凭借那些虚假的赝品寄托着对王羲之书法的一腔情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它欺骗，忍受着说不清滋味的自尊伤害，在以假乱真的纷乱理念中一点一点地寻找王羲之《兰亭叙》真实情结。有的人为此呕血白发，有的人甚至不怕权贵，为这真实的存在展开激烈的争辩。 这是发生现代书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1965年，郭沫若撰写了一篇《由王谢墓志的出士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论文，挑起了论辩的烽烟。接着，高二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予以反驳。论辩惊动了钟爱书法的毛泽东，在他的授意下，推动了这场学术论辩的展开。论辩吸引了当时中国书法界、学术界的诸多书法家、理论家和专家、学者。如沈尹默、宗白华、启功、阿英、赵万里、李长路、高承祚、严兆溟、张德钧、龙潜、于硕、唐风、今是、徐玉等人，他们都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学术月刊》、《历史教学》等报刊上撰文参予争鸣。书坛内外，知识学界，争辩不休，言词激越。论辩开始，否定“兰亭序”的占居了上风。当时正值文革乍起，书法界人人自危，遂论辩中断。1972年5月，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国志残卷》一文，再燃论辩烽火，高二适撰《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予以回击。候镜旭、沙孟海、钱钟书、林散之、祝嘉、王壮弘纷纷撰文投入高二适麾下，这一次与第一次向郭文一边倒的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肯定“兰亭序”的真实存在的终于得到历史的公判。 这次“兰亭”论辩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再次证明了“兰亭”书法文化的渊源流长。论辩的结果更加稳固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书法界、学术界利用多种学科剖析“兰亭”，研究书法历史问题的实力，开辟了多学科研究书法个案的先例。如在这次论辩中，“我们看到了版本学、文字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编辑学、比较学、统计学、文化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多种视角在收法领域的交织和融汇。” 这在中国书法学术史上是史无前例的。2002年，中国文联专门设立中国书法最高奖项“兰亭奖”，想必是对兰亭历史文化的一种尊重和对兰亭精神的一种时代张扬。至此，兰亭精神已经融入书法文化。成为中国书法事业蓬勃发展的一种象征性标志。 所谓兰亭精神，它是一种科学求是的学术精神，它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真实的价值，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永远地去探索和追求真理。兰亭精神是书法精益求精，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开拓精神，是尊重历史传统、尊重艺术本质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是不断提升艺术境界，不断开创书法新风尚的时代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作为我们民族精神一个组成部分，永远感召着书法家们去辛勤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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