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张幼仪：最彻底的伤害，是最有力的成长

hexudechunfeng 201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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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与成长——伤害也是成长的一种，既然无法避免，不如付诸一笑。

作者：林宛央

来源：宛央女子（ID：Apple1990-kun）

文章经授权发布

都说婆媳之间，永难和平。但若以婆婆对待媳妇的友好程度来看，她可能是世间最靠谱的女子。

她最卓越的身份是中国银行家，但她最出名的身份却是徐志摩的妻子。并且，不那么好听，是前妻。

她是张幼仪，是唯一一位为徐志摩留下子嗣的女子。

可是，她的婚姻并不那么美满，甚至糟糕透顶。

张幼仪家里，八子四女，她在女儿中排行老二，备受家中哥哥们的宠爱。她的四哥时任浙江都督的秘书，在巡视学校时偶然发现了才华横溢的徐志摩，便心有所动，替张幼仪做起了媒人。

于是，1915年，年仅15岁的张幼仪嫁给了大她四岁的徐志摩。那时，她正在就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尚未结业，便辍学回家，嫁入徐家做起了少奶奶。

浪漫多情，崇尚自由的徐志摩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只说了一句：“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他对这桩包办婚姻厌恶至极，所以对张幼仪从婚前到婚后都嫌弃鄙视，第一次从父母手中接过张幼仪的照片时，他轻蔑地扫了一眼，用极为厌恶的口吻说了那么一句：“乡下土包子！”

尽管当时，徐家已为浙江巨富，但她的少奶奶生活毫不风光。她没有林徽因的幸运，可以随父亲四处游历，开阔视野，在别人“天才少女”的赞美声中收获自信；也没有陆小曼得天独厚，得以流连于外国使节举办的舞会中，用流利的外语巧妙应对各种刁难，用曼妙的舞姿收获鲜花和掌声。15岁情愫初动的张幼仪，刚刚开始憧憬婚后美好的爱情，却被丈夫一脸的不耐烦和轻蔑的眼神，打回原形，缩到角落里，局促不安。

年少时期的赞美和欣赏，是一个女孩子自信的基石。

可张幼仪面对的，是来自于丈夫最直接的、毫不保留的轻视。

这轻视像一把穿心的利刃，捅破了她所有的自信。婚后的张幼仪变得自卑起来，用她自己后来的话来说就是“怕”，什么都怕，怕离婚，怕做错事情，怕得不到丈夫的宠爱。

怎么能不怕呢？他的态度那样锥心刺骨。

婚后的几年里，他根本没有给她多少相处的时间。偶尔，两人在一起，他搬一把长藤椅，悠闲地躺在那里读书，有时候看到书中的趣事笑起来，有时候听到院子里鸟儿婉转地鸣叫，停下来，伸个懒腰。她坐在他旁边，沉默地缝缝补补或是烧水烹茶，看他站起来，多么希望他会转头对她一笑，或是和她说上几句说，他却看也不看她一眼，宁可招来仆从为他倒茶，也不愿和她说上只言片语。

他对她毫无感情，除了遵从父母极其渴望抱孙子的愿望对她履行婚姻义务之外，其他时候，他更希望自己从没有这样一个妻子。尽管她举止行动皆有礼数，性格沉默温良，从不违逆他，尽管她料理家务，打理财务，奉养双亲都做得人人称道，但他毫不欣赏。他是那样一个追求个性、张扬自我的人，这样的张幼仪对别人来说很优秀，对他而言就是封建礼教下的傀儡。

他对她的那种嫌弃，在认识林徽因之后，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1918年，婚后的第四个年头，张幼仪生下长子阿欢，徐志摩留学英国。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徐志摩认识了他生命中第一个爱上的女人——林徽因，并陷入对林徽因的痴迷。林徽因的博学多才，风情雅致，让他怦然心动，他觉得这才是他应该携手一生的女子。

他渐渐忘了张幼仪。1920年，张幼仪的二哥给徐志摩写信，希望他能将张幼仪接到身边，他瞬间失去了往常对待他人的随和多情，极其不耐烦地到码头去接张幼仪。张幼仪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我几乎一眼认出了他，当时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知道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是那些接船的人当中唯一一个满脸写着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在伦敦和波士顿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有着林徽因的对比，他对张幼仪无时无刻不在讽刺，“你真是个土包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言语间的鄙夷如一把刀子，一刀一刀剜着她的心，而她只是抿着嘴唇，咽下所有的绝情和伤害。

徐志摩想要和林徽因在一起，向张幼仪提出离婚，那时候，她有了两个月的身孕，不同意离婚。他绝情地说：“打掉孩子！”那年代流产是很危险的事情（陆小曼就曾因流产而落下一身病根），她说：“我听人说，有人因流产而死去。”他说：“还有很多人因火车出事死掉，不照样有很多人坐火车吗？”

他的残酷，已到极致。无论如何都让人联想不到那个写着“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的徐志摩，也完全不是那个给陆小曼写着“眉，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的柔情的徐志摩，更不是金岳霖、刘海粟等一干好友口中那个风度翩翩、青衫磊落的男子。

张幼仪不同意离婚，为此激怒了徐志摩，将怀孕两个月的她独自扔在波士顿。语言不通，无人可依，百般无奈的张幼仪只能写信向二哥张嘉森求助。张嘉森收到信，将她接到巴黎，后来又送到德国柏林待产。

1922年，张幼仪在柏林生下孩子，一直对她不闻不问的徐志摩这才追到柏林，一见面还是要逼她签下离婚协议书。她刚开口说想再和徐家二老商量商量，他便一脸的急迫和不耐烦，因为他爱着的林徽因马上要回国了，他等不及了。

她对他彻底死了心。

她终于明白，一个男人若不爱你，你再努力也是徒劳。

所有的忍耐和付出，并不能换回他一点点的怜惜。

对徐志摩而言，张幼仪就像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也许会是别人窗前的明月光，却不过是他眼中那一粒粘在衣服上的饭粘子，迫不及待地要擦拭掉。而那个他真心实意爱着的林徽因才是红玫瑰，是他心口的朱砂痣，要用所有的温暖柔情包裹着。

现在，她同意离婚了，那粒他嫌弃很久的饭粘子，再不会追随着他奔波来奔波去。他有着雀跃的欢喜，随着她一起去医院看了他们的二儿子彼得，他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得如痴如醉，看着那个小小的人儿，伸伸腿儿，蜷着手，心里觉得满足，却没有想过她是如何一个人熬过待产时那段艰辛岁月的，更没有问她一句，离婚后，她将如何生活，如何在异国他乡，抚养大这样一个尚在襁褓的婴孩。

离了婚的徐志摩，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娶到他喜欢的红玫瑰。那个清醒理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着清晰规划的林徽因，不久便和他说了再见，携手自己的未婚夫游学美国，在和他无关的世界里兀自绽放着。

可那一朵他始终看轻的白玫瑰真的不堪的似一粒饭粘子吗？又或者像徐志摩说的那样，是个“土包子”吗？当然不！

张幼仪的家世可丝毫不比林徽因或陆小曼差。她的二哥张嘉森是民国时期非常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及哲学家，他的四哥张嘉璈是中国银行副总裁，主持着上海各国银行事务，家底非常丰厚。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当年就是因为看重张家在上海的政治经济地位，才迫不及待地同意这门婚事。

这样家庭出身的女子，怎会“土包子”？她的长相虽不及林徽因、陆小曼那样娇俏灵动，但端庄大气，温柔典雅，颇有几分宋庆龄的味道。

她也毫不矫揉造作，待人接物，至诚至真，一心一意为别人着想。她贤惠善良识大体的美德，不仅令徐志摩身边的朋友赞叹，更令徐父徐母铭记于心。

后来，徐志摩与陆小曼再婚，徐申如不喜欢陆小曼，又顾及张幼仪的心情，专门着人请了张幼仪过来，问问她的意见。徐志摩的母亲看不惯陆小曼的一些作风，常常跑到张幼仪处哭诉。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回国后，徐申如与徐志摩、陆小曼断绝经济往来，却将自己的一处房子送给张幼仪，以保证她能在上海衣食无忧。甚至，他们认张幼仪为干女儿，在长达数十年间，和她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

难以想象，究竟是怎样的呕心沥血，无私付出，才能换回公公婆婆这样毫无芥蒂的相待，让世间本来极其难处的婆媳关系变得如此和睦融洽。

所以，她并不是有多糟糕，只是，她和徐志摩压根磁场不合。

但他曾经毫不留情的嫌弃还是伤到了她。毕竟，她深深仰慕着他的才学，并且在乎他的一言一行。

她的婚姻，糟糕到不堪回首，究其原因不在于嫁了一个地皮流氓，更不在于嫁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在于她嫁的人是一个众口称赞的温柔、宽厚、随和的谦谦君子，但偏偏这样一个男子唯独对她残酷、冷漠、鄙夷。

这几乎是可以让人崩溃的，会让她从心底全盘否定自己，连这样一个对别人好得不得了的人都很厌烦她，也许自己真的就是那样不堪、丑陋，没有价值。张幼仪遇到的问题和张爱玲曾经遇到的问题一样，只不过一个来自爱人，一个来自母亲。

这感觉，举个例子就好比是你走在大街上，若一个浑身邋遢，眼光浑浊，毫无品位的人说：“这个女的真没有气质！”你绝不会生气，甚至还会暗自庆幸：“还好他没看上我，不然，我成了什么人呢！”但一个衣着讲究，长相俊美，引领时尚潮流的人说：“这个女子，简直土得掉渣！”我相信，那一刻你绝对无地自容，深受打击，因为那种否定，几乎是不容置喙的权威否定。

这段失败的婚姻经历，曾经一度让张幼仪极其自卑彷徨，即使时隔多年，再回看这一段黑暗的岁月，她仍然心有余悸地说道：“我就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

要有多绝望，才能有这样的自嘲！

但往往，置之死地而后生。

离开了徐志摩的张幼仪，迸发了一个女子体内蕴藏的所有力量，变成一个独立、坚强且活得漂亮的女子。

她留在柏林，雇了一个保姆，照顾自己和孩子的日常起居，夜以继日，努力学习德文，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德国裴斯特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曾经，他总是嫌弃她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因此眼光短浅，现在他离开她，她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以一种近乎执拗的力量，改变着自己。并不是为了要证明给他看，他的放弃有多不值，而是证明给自己看，自己没有那样糟糕。

她在德国边工作边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极其符合德国严谨的工作作风，在德国生活的四年，她找到了在徐志摩那里从未有过的自信。她后来回忆起这些生活时，亦说：“我的人生大概可以一分为二，去德国前与去德国后。去德国后，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创痛，与丈夫离婚，心爱的儿子死在他乡，那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光，一切都跌倒了谷底。所以，不再害怕！”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已经一无所有，日子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了。

1925年，二儿子彼得的去世，让她的人生触底反弹，完成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1926年，丧子心痛的张幼仪回国，先是凭借出色的德文在东吴大学教习德语。后来凭借敏锐的商业触觉，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借助四哥的人脉及异常优秀的金融风险管理能力，使得女子商业银行扭亏为赢。

她的改变，令他吃惊。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张幼仪真是一个有胆量有志气的女子，她真的什么都不怕。”不知道，她听到他的夸奖，会是怎样的心情，曾经那么渴望他能给她哪怕微乎其微的一点赞美，却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现在他们不再是夫妻，却难得地相处融洽，他和她再没有从前剑拔弩张的紧张势态。

甚至，徐志摩还为她所开的云裳服装公司投资，介绍自己的好朋友到她这里裁衣、制衣。她怎么也想不到，离婚后的他们竟然能像好朋友一样说说笑笑，写信谈心。

或许，他们天生不适合做夫妻，而应该成为一对极其有默契的好友。只是，对深爱着徐志摩的张幼仪来说，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一种遗憾。

不知道离开张幼仪的徐志摩是否曾有过片刻后悔？当他终于娶到他一直喜欢的那类娇俏的女子，和陆小曼真真正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当每一次因为陆小曼的铺张浪费而不得不乘坐免费不安全的小飞机来回奔波时，当每一次因为陆小曼的骄纵任性而争吵不和时，不知道那一刻他是否曾有一瞬间，想起张幼仪那个温良恭顺的女子，想起她对他的千般万般好，然后刹那心疼。

来不及去追问，等不到那个答案。

1931年11月19日，他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生命的最后一刻，回望这一生爱恨纠葛，他可曾明白，他一生中最静好安稳的时光，仍是在那个静默沉稳的女子身边，他可曾明白唯有张幼仪曾给过他一段不用四处流离，不用无枝可依的生活。

他也许不知道，与她离婚后，他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的浪漫而去，去寻找那一朵投影在他波心里的云。而她仍牵念着他的一举一动，抚养着他们共同的他唯一的儿子，奉养着他年迈的为他憔悴的双亲，一直至去世。她关心着他遥远的梦想和现实的生活，看到他写的诗抑或和他相关的文章，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为他诗文全集的出版，费尽思量。

他逝世的消息传来，他的爱妻陆小曼哭得死去活来，六神无主，将报丧的人拒之门外。他曾经喜欢过的林徽因，遣梁思成拿回一片飞机残骸，永久挂在卧室里。他抛弃的张幼仪出乎常人的镇定，迅速妥善地作出了安排，让自己的哥哥陪阿欢将徐志摩的遗体接来。年迈的徐父，对她感激得无以言表。那一刻，她对陆小曼的表现非常失望，她说，从那以后她便再也不相信陆小曼和徐志摩之间所谓的爱情了。

她怎么也料不到，她那样珍而重之的人，就这样仓促离世。

晚年，有人问她，究竟爱不爱徐志摩。她的回答，朴实得让人落泪：“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就是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中遇到的几个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是的，他伤她最深，但她爱他最深。他爱过的女子，都没有令他真正地安稳幸福，她却替他尽了他原本该尽的孝心，让他的父母不至于晚景凄凉。

她大概是我所知道的女子中，最坚强也最诚挚的一个。

自1922年与徐志摩离婚后，她独居了很多年。直到1953年，一名叫作苏纪之的医生走进她的后半生。这个留学日本，和她一样离异有子的男子向她求婚时，她第一个考虑的不是自己。她对苏纪之说：“我要写信征求我儿子的意见，因为我是个寡妇，理应听我儿子的话。”

儿子阿欢很快给她回了信：“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字里行间，看不出虚情假意，一言一语，都是对她的心疼。诚然，她为别人付出的太多太多。多到太多时候，都忘却了自己。

她不是童话里那个踩着面包走的骄傲的小女孩，她更像那个尽管受尽嘲笑，却始终认真坚持，对生命负责的丑小鸭。所以，最终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疼惜，成为了高贵的白天鹅。

后来，人近晚年，她再次来到英国康桥和德国柏林，当从那如梦如幻的康桥走过时，她想起那个“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诗人，那个曾经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人，也忍不住感叹人生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1988年，她在纽约去世，墓碑上刻着“苏张幼仪”，从此，她的人生与徐志摩再无瓜葛，这一段民国时期最唏嘘的情事也终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