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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睛怎么办？——评解海龙的摄影《大眼睛》 王南溟 《我要上学》又称《大眼睛》，不但是解海龙的代表作，而且是社会上公认的好摄影。据介绍，从1990年初开始，解海龙用了十年的时间，行程两万多公里，足迹遍及中国26个省的128个县，接触了100多个学校的上万名孩子，用无数张照片记录了贫困地区教育现状，而《大眼睛》就是其中的一件摄影作品。 虽然我们已经面对《大眼睛》的照片很多年，但到现在还没有在专业上讨论过，为什么这张《大眼睛》而不是其它的照片成为了谢海龙的代表作，或者到底是什么标准让《大眼睛》成为一张成功的照片，对解海龙来说，确实是拍了无数张贫困地区学校的孩子的照片，最后才得到了一张《大眼睛》。 据《大眼睛》照片中的主人公——现在是大学已经毕业的苏明娟回忆，1991年冬天，谢海龙拿着相机（苏明娟说当时还不知道这是相机），一会儿对准黑板，一会儿对准老师，一会儿对准同学，后来对准了一直看着这个相机的苏明娟的眼睛，然后苏明娟就成为照片中的人物——小手握着铅笔，一双大眼睛朝着前面看，这双眼睛又被解释成为充满求知欲的、纯真的眼睛。 评价《大眼睛》照片，还是需要回到艺术的分类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教条的党派艺术理论的环境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这种党派艺术的标准，当斯大林在1913年宣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受官方承认的艺术后，按照卢卡奇的分类就有了现代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类艺术。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官方艺术取代了现代主义，同时取代了批判现实主义。 其实，围绕“我要上学”的主题会有很多的表达法，包括谢海龙拍的照片也不仅仅是大眼睛，有其它更值得拍的内容，从《大眼睛》发表到今天，只要我们将镜头朝向这些贫困家庭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状况，那么“我要上学”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大眼睛》所到达的效果就像当年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尔基小说，也很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要积极向上，让大众能看到美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苏联官方艺术的继续，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阵营中都这样认为，现代主义是颓废的，而批判现实主义是消极的。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歌颂，对党和人民的歌颂然后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了党派艺术，艺术必须是正面的，哪怕已经是很大的社会问题都被规定要用给人以希望的角度来展现出来，而不能揭露和批判。在这样的艺术政策下，我们看不到艺术中的否定性，这种否定性包括现代主义的否定性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否定性，然后艺术成为了歌颂的工具。 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体制和艺术政策，非常有助于重新评价《大眼睛》照片，这张照片其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摄影领域的后续，其摄影方法是在现代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缺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官方摄影家协会的标准，不管谢海龙如何真诚地拍了这张照片，而且是用自己的感受来拍的，但这种感受本身早已受过主流意识形态的洗礼。使谢海龙用镜头对着苏明娟的时候，潜意识已经有了这样的传统，大眼睛是一个主题，祖国的花朵，为党和人民所关怀，自然《大眼睛》的照片成为了希望工程的宣传照片。 希望在作品中看到典型坏境中的典型正面人物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头戏，也是我们大众的审美习惯，于是受了官方摄影影响的摄影师，被党派培养出来了大众审美习惯和党派宣传共同组成了《大眼睛》照片的语境。而这种摄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在现代主义的理论家格林伯格那里早就有过批判，他从现代性立场来批判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媚俗艺术，因为它在视觉上是懒散、消极和无创新的，在精神上是庸俗化的和实用主义的，而《大眼睛》正是这种媚俗艺术在摄影中的反映，先是用一双“大眼睛”在艺术与大众之间勾起大众那喜闻乐见的情感，然后又出现了政治上的被动的实用主义和一种顺从政治，即这种“大眼睛”——现在已经是摄影师、大众和政府意识形态等社会趣味的总体图像，而不只是苏明娟的一双眼睛——没有提示出政治的民间力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而是用“大眼睛”来期待党和政府对下一代的关心，并且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关心下一代的。 注：本文 发表在《美术焦点》2008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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