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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国栋教授是我的忘年之交，他年轻有为，担任博导，其著作《俄国汉学史》广受好评。他读书很多，知识渊博，计算机运用娴熟。我翻译写作过程中遇到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有时就向他求助。比如，别列列申的《道德经》俄译本序言，谈到老子和老聃在七世纪和八世纪被相继封神，我就不明白封号该怎么翻译，究竟封的是什么神。于是给他写信求教，他很快回信说：“老子和老聃分别在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被正式神化。前者被封为‘玄元皇帝’，后者被封为‘太上老君’。”问题迎刃而解。 阎老师研究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需要翻译十八世纪罗蒙诺索夫等诗人涉及中国的诗歌，遇到问题也会问我，有时候把译出来的诗寄给我。有一次，打电话时他说：“诗歌真伺候不起，几行诗折腾了一上午，要是译别的文章或作品，怎么也得译出一两千字了。”我听了笑着说：“您说得太对了，难伺候的诗歌，说出了译诗的艰辛，是个很好的随笔题目啊！” 在我的印象当中，杨绛先生论翻译也使用过“伺候”这个词。上网查询，果然找到了一段既精彩又深刻的论述。这位翻译家说：“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位主子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言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的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所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得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事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值得。” 我走上诗歌翻译道路，有幸得到几位前辈师长的指点和帮助。记得我们的系主任李霁野先生当年对我说：“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你要记住两条：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看来，这些话和“一仆二主”的比喻有相通之处。我一直铭刻在心，不敢忘记。 高莽先生带我参加翻译《苏联当代诗选》、《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全集》；顾蕴璞先生主持翻译《莱蒙托夫全集》，约我译其中的十四部长诗；蓝英年先生约我翻译《日瓦戈医生》小说中的诗歌，都为我提供了历练提高的机会。他们提携、扶植的深情厚谊，让我心存感激。 我自己伺候诗歌已经几十年了，至今尚未厌倦。翻译诗歌苦中有乐。我觉得译者就像架桥铺路工，为此写了一首诗： 有人说：诗歌翻译， 是吃力不讨好的劳动， 译得好，光荣归于原作， 译不好，自己招惹骂名……
可真正的译家不重名声， 他们甘愿做架桥铺路工， 陪外来诗人过桥，排除障碍， 伴读者出国远行，一路畅通……
译著，是修桥铺路的基石， 辛勤劳作，只求桥宽路平， 广交朋友，心里高兴， 任人褒贬，镇静从容。 诗歌，确实难伺候，与翻译小说、散文、传记相比，除了内容，还必须顾及形式，考虑音韵、节奏和音乐性，因而译诗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与汗水。许多前辈在这条道路上艰苦跋涉，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比如，查良铮先生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丘特切夫诗选》等，至今被人赞誉，堪称楷模。作为后来者，我们有责任效法前贤，继续努力。可是，再看看自己的学生，已经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文学翻译，更不用说翻译诗歌了。一则文学和诗歌翻译耗时费力，却不算科研成果，二则即便翻译成书稿，出版艰难，稿酬甚低，让人感觉得不偿失，望而生畏。诗歌翻译后继乏人的局面，不免叫人担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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