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拒客？有个人在出版社里建了个图书馆｜异人录

真友书屋 2016-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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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初，上海的天气仍然有些寒冷。料峭的春寒当中，一位60多岁的老者拄着拐杖，慢慢行走在上海市闸北区宝山路的一片废墟当中。三天前，日军的水上轰炸机飞过这里......

老者走到余烬中的一座五层建筑前，缓慢地转过身，眼内多少有些泪水，不过他没有当着学生的面哭出声来。这片金红色的光芒中，不时还有燃烧中的书页被热浪推出窗户，飞到老者面前。他捡起残破的纸张，蹲在地上再也无法起身，嘴里喃喃道：“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让它们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这里是民国时号称“远东第一图书馆”的上海东方图书馆，这位老人则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传奇人物——张元济。

投身启蒙出版

张元济，浙江海盐人，年少中举进入翰林院做事。对于清王朝和中国命运感到忧心的张元济积极地参加了戊戌变法，但是因为变法失败而受到牵连，官位尽失。李鸿章赏识张元济的才学，在慈禧面前力保张元济，并将其推荐给了盛宣怀。盛宣怀于是请他担任自己创办的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这所南洋公学就是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张元济更是成为了它的第二任校长。然而被放在学问场里的张元济并不满足于这个职务。变法失败之后他就一直在思考，一个偌大的中华王国为什么无法与西方列强竞争。思考多年的结果是，他发现中国不是缺少精英人才，而是在底层社会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文化力量。仅仅靠几所新式大学培养高端人才是不够的，他决心启蒙民智。

张元济选择的启蒙道路是出版，用高质量的图书和教材让中国人学会在一个现代国际社会应该学会的东西。一家在中国近代化历程当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进入了张元济的视野。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办，初时出版各类账本、表单，故起名“商务印书馆”。四位创始人均为印刷工人，在印刷装订技术上都是行家里手，但是在出版物的选材和排版上却有心无力。当时中国正是新风骤起的时刻，大量西方新知识以外文为载体进入了中国，可是阅者寥寥。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们于是延请从戊戌变法后从官场一线退下来的大知识分子们帮助他们翻译、编辑西方新学读物。商务印书馆最早的编译所所长是蔡元培，但是由于蔡先生牵扯进了一桩文字狱，编译所的所长职位空缺。张元济于是受到了出版社创始人的热情邀请，投资并接任了编译所所长。

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抓住商机出版了大量教科书，不仅收获了盈利，更改变了清末民初混乱的新式教科书市场。同时，他还努力推动新文化运动，将严复、林纾、老舍、巴金等后来的文化界大师推上了市场。

推动新文化传播是一方面，作为旧体制走出来的老知识分子，张元济还收藏古书并影印出版，使得这些宋明以来几乎失落于人间的文化典籍重现江湖。其中最重要的两套书就是浓缩版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和精编版的《二十四史》——《百衲本二十四史》。

作为肩负商务印书局运营的高级领导，整天埋首书斋是对股东利益的不尊重。股东往往撰文、演说指责张元济循着自己的爱好，不管公司盈利与否。张元济闻言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事实证明，他不仅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知识存量，更有出色的管理营销能力。由于张元济自己在学界的地位，《四部丛刊》初版即受到国内读书人的疯抢，盈利百万。这点收入现在看看也不算什么，但是后来张元济扩建五层的东方图书馆也不过花费10万。

办私营图书馆

这些精心编辑的出版物成了张元济保留中国读书种子的方式。他的出版计兴国极为成功，从当年到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很少有不受他恩惠的。这些纸张油墨经过了张先生的手，就落地成文，成为了知识的载体。按理说张元济此时应当心满意足，退隐山林。但是他没有，而是选择了继续为中国文化传承作二次创业。书的确都是精品，高企的价格却让有志于学问的年轻学生无缘得见。更不用说那些被藏书家束之高阁的古籍善本，更是对学生们很不友好。张元济于是有了一个开办公共图书馆，服务学生的想法。

商务印书馆办公楼三楼有一间内部图书室，名曰“涵芬楼”，收藏了大量编辑、翻译参考书和几位办馆元老的心爱藏书，供工作人员借阅。这里的图书很快就名满上海滩，常有青年学者慕名而来借阅图书。

“涵芬楼”是内部资料室，地方不大、管理不周，这些学人往往只能吃个闭门羹回去。时任商务印书馆监理的张元济在遇到了几位失望的来客之后，很快就有了扩建”涵芬楼“的主意。他的想法是，在商务印书馆总部的对面，建造一座崭新的免费图书馆。涵芬楼的藏书除一部分珍品外全部转移进新馆。并且由公司的文化基金会斥资到各处收购图书。

这一充满理想主义的提议自然受到了董事会的异议。张元济在会议上据理力争，用自己在《四部丛刊》销售中的神话级表现做担保，还阐述了建立图书馆对于出版社的广告效应。董事起初坚决不从，但架不住张元济这位首席内容官和首席市场官的软磨硬泡，终于授权公司基金会拿出10万元在办公楼对面买地建房，成立私营图书馆。

很自然地，张元济在筹备委员会主持工作，并且在图书馆建成后任董事，对图书馆管理工作做出建议。从图书馆主建筑的设计施工、馆藏书的分类选择、小到馆内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都有张元济的身影。他还把图书馆命名为“东方图书馆”以示中国于世界东方傲视西方之雄心。经过五年的建造和筹备，图书馆在1926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读者来往如织。这一年，张元济60岁，已经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身体的衰老使得张元济没有办法再像年轻时候一样亲自遍历全国收集图书，每每让他抱怨自己的身体条件。

可不管出版社的工作有多忙，张元济都会在每天下午五点钟过一些出现在出版社对面的图书馆里，等待收集图书的外勤人员归来。每一捆从各地募集或是拍卖来的书籍，都要由张元济亲自过目、分类、标号。他用这种方法，用思想代替脚步丈量这个世界。张元济动用自己在旧官场和知识界的影响力，拜托各地旧识为他寻访藏书家。

北平作为旧都，古籍名典汗牛充栋。张元济醉心于在北京的潘家园淘书——淘书当然和淘古董还不一样，很少有哪个假货贩子能做出让行家满意的赝品书来。利用自己在领导商务印书馆期间的出色表现，张元济不断向董事会伸手，要求拨出更多基金供应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得益于母体商务印书局越来越强的经济实力，藏书不断增长，从古籍善本、地方县志、外国杂志无所不包。巅峰时期，藏书52万册，超过了藏书40万的官办国立北平图书馆。

也许你会以为，作为一家私人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会对自己的宝贝书籍看得严防死守。2016年2月初就曝出过新华书店的店员对着只看不买的客人大喊：“我们新华书店，就是只卖书不能看书的地方！“需要用服务态度换取客户口碑的书店如今尚且如此，更何况毫无收益的私立图书馆？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张元济和馆长王云五的商议之下，东方图书馆完全向公众免费开放。他们不仅不收会费、更不填借卡。全部图书开架运营，读者可以自选图书、来去自由。在如今的大型图书馆，读者需要填写借书卡交给馆员，然后等待藏书室的馆员把书送出来。但是如果想要借阅的书的题材有点羞耻，填卡的时候就多少有点尴尬。很多对特定内容感兴趣的研究者很可能就因为这种尴尬而放弃了自己的学习计划。而张元济认为，开架运营的图书馆能够免去读者的尴尬、节约大家的时间，于借读双方都是大好事。

除此之外，特别精品的古本书普通读者就无法借阅了。这可不是张元济小气，一定要把好东西自己留着。他们用当时最好的保存技术将珍稀古书保存在玻璃柜中，来客可以简单预览。如果有出版社打算影印翻版这些旧书，张元济一概欢迎。东方图书馆完全由商务印书馆供资，只是为了知识传承、文化兴国的一个梦想，可谓那凋零乱世中的一首浪漫主义的诗。

晚景打击不断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东方图书馆蓬勃发展，收获“亚洲第一图书馆”的美名时，日本人来了。1932年1月28日，旨在策应东北事变和打击上海反日力量的“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的在海军重炮、空军的掩护下，进军上海。

商务印书馆遭到轰炸，主楼和厂房倒塌。为了彻底消磨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军派遣地面人员混入东方图书馆馆内直接纵火！可怜苦心经营多年的古本、报纸、典章、地方志、新学均在火舌中付之一炬。唯涵芬楼中所藏的善本5000册，存于银行地下仓库之中，免于毁烧的命运。

受此打击的张元济没有被嚣张的日本人击倒，他反而抖擞起精神，开始周游世界，说服各国朋友襄助再建东方图书馆。纽约、柏林、伦敦、巴黎都有张元济的朋友在张罗收集西学图书，而国内的各大城市也都有张元济的同事接受藏书家的捐助。但是时局艰难，风雨飘摇，想要真正地重现东方图书馆仅仅靠张元济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达成了。最终图书馆也没有再能够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