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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建华 (1953-) 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音乐学研究所所长，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1987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并任教于中国音乐学院。历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音乐》副主编、音乐教育系副主任，1998年任教授。1997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00年获文化部区永熙优秀音乐教育奖。2002年至2006年以特聘教授任教于南京师大音乐学院，《音乐教育》杂志主编。2010年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2013年任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出版《音乐人类学导引》等专著5部、译著1部，主编《中国音乐文化大观》、《世界音乐经典译丛》等5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接上期） 二、音乐理解的缺失与生态人文建构的抉择 （一）理解缺失的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大量的物质产品生产满足社会需求是工业化的重要目标，工业文明科学与技术之间所产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音乐艺术“作品” 的生产所形成的“产品”创造和满足社会体制生产的需要“作品”和“产品”同样进入了世界市场的流通。这也决定了西方工业化音乐教育体系是以“开发范式”的技术理性课程为基础，这也是目前中国高校乃至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课程基础。 工业化时期以产品流通的“音乐作品”，它是以数学化方式对绝对音高、音响、物理振动的设定、理解和计算，复调多声与主调和声作为推进书面写作技术控制的概念工具发挥着重要效能并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即音乐艺术创作是由专业作曲家个体独立进行的书面作品的作曲实践，与日常生活已经没有直接关联， 因为抽象数学化的音高音符音乐的曲式结构和音乐分析学与数学一样，“数学所要求的只是逻辑性和自足性”。这与自律论审美哲学一样，它也是对封闭的音乐作品结构技术的解释和理解。以此种方式来解释和理解中国音乐乃至世界各民族音乐就产生了很大的缺失，即对音乐的文化理解的缺失。因为我们仅仅把音乐作为听觉艺术，而不是文化。 近年来音乐人类学对我们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高校的音乐课程规划和音乐的开发范式仍以“技术训练”为主，非常类似计划经济的规划和专才教育。而且全中国所有音乐学院的系科设置、课程、考试录取标准、毕业考试标准都是大同小异的，似乎只有一所音乐学院的模式。最近出台的音乐院校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草拟、征求意见稿）其标准在谋求现代性、具有普遍化的学科形式（19世纪西方音乐学的形式的同时，也把中国音乐从原属民族音乐或传统音乐文化的语境中脱离出来中国音乐风格与语言、文学、地理、哲学、历史、礼乐文明信仰体系的联系，在以19世纪西方音乐学和后调性的音乐数理、音级集合的分析研究中“剥离”与“撕裂”出来，中国音乐的整体性通过作曲家们的“元素性”（音调、音腔、旋律、节奏、调式、个别乐器特色等）的解构和拆卸及零散化的过程，也就被有效地带入到了西方音乐价值和表现形式中。 2004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国际讨论会上， 时任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的麦克菲尔森（Mc Pherson）教授提出：“音乐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我不同意将西方艺术音乐传统作为新世纪中音乐课程的基础，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音乐在世界课堂里的教授方式已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改变，以至于我怀疑西方艺术音乐，尤其是17-19世纪的艺术音乐，是否仍是未来二十多年里音乐课程的核心……无论其在今天还是在将来，西方艺术音乐模式不再是音乐唯一的基础。西方音乐模式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应该是课程的基础。这也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以及当今学术界所认定的观点。” （二）理解缺失问题的深度信息解析：音乐文化多样性理解的缺失 由于中国高校音乐教育体系是以19世纪西方音乐学理论为基础的课程体系，民族音乐课程属于附加模式。中国地区性音乐风格体系、口传心授和演创合一不具有独立性与合法性。西方音乐“书面作品”的形态学形成了学校课程制度化的标准， 这种制度化的机制制约着音乐教育和音乐知识生产的价值取向，其教育的开发范式技术训练课程的制度类似工业化制造业的建构及评价体系或者说同质化、标准化、齐一化（海德格尔揭示技术时代现代性的特征）趋势遮蔽了对音乐概念的地方民族音乐文化多样性生态的理解。西方基本乐理作为音乐的基础就决定了音乐认知与理解的基本范式。从当代教育课程理论来看，现今中国高校音乐教育体系的课程基础仍然在捍卫西方过去工业化理念的技术化“开发范式”和19世纪西方音乐学学科的理论范式，而理论课程在20世纪末已经成熟，并已成为当代社会教育课程理论的主流。 （三）音乐教育生态人文建构的抉择 2001年是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宣言认为，文化多样性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由此，在音乐教育中建构生态人文的抉择刻不容缓。 中国音乐及东方音乐（印度、阿拉伯——伊斯兰、非洲）从来没有向西方那样将音乐视为一种物理音响并进行音响声学的试验性研究，并进行作品书写理性的数学表达，它们的音乐是一种社会性生物的遗传，民歌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传传递着社会性生物有机体的声音信息，无法用定量记谱法来表达。这种生物体声音信息对维持有机体完整所产生的凝聚力的重要性，形成地方的、种族的、宗教的认同。 可以说，人类歌唱作为社会性生物的遗传至少有几万年的历史而几百年工业时期所产生的“短期线性组织”的西方音乐音响听觉体系是不可以取代“自然生态自主系统”的人文音乐传统及音乐风格的历史性传承的。由此，以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十六个地区生态音乐风格所代表的是中国地区性音乐风格的文化自主体系， 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传承与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信息的链接，这正是我们走向未来音乐教育的根本。 三、音乐前瞻的缺失与全球战略建构的抉择 （一）音乐前瞻缺失的问题 音乐的前瞻指的是对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规划或进程。对此，我们可以参看美国音乐教育的前瞻性举措。2000年3月全美音乐教育者年度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公布了《豪斯赖特宣言：2020视野》对美国音乐教育做了前瞻性的展望，并力图使音乐教育这门学科成为培养现代人才不可或缺的核心学科。对音乐教育前瞻性的思考反映了一个国家对未来社会发展音乐教育的主动性的思考。相比之下，中国音乐教育在当今的发展中处于一种相对被动，并在西方音乐教育体系框架之内修修补补的状况。 （二）音乐前瞻缺失的问题的深度信息解析：立足自身面向世界与未来思考的缺失 正是由于对失去音乐主体身份思想框架的考虑，又缺乏对当今全球化中世界音乐教育的变化与格局的思考，再就是与当代人文科学前沿理论，特别是与全球化中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前瞻性旳研究成果的隔膜，从中国音乐教育的学科研究和学术论文方面来看并无大的影响。中国高校音乐教育的基础课程依然是以19世纪西方音乐体系为核心，对音乐的认知也是以西方基本乐理为基础。如何对中国音乐教育进行前瞻性的思考，美国的《豪斯赖特宣言：2020视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但中国的国情、社会发展、文化背景与美国的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应该基于自身的音乐文化身份和处境，以及根据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全球化战略来进行中国音乐教育未来发展的建构。 （三）音乐教育全球战略建构的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体的，音乐必在其中。经济搭台， 必须文化唱戏只有经济的联系而没有人文的交往，那就会失去文化价值的意义和可持续性。从欧洲历史的发展来看正是欧洲政治、工业、技术、经济、文化、音乐体的洲际化才可能走向国际化。亚洲作为东方音乐类型的国家，在音乐及文化上相互的亲缘关系和历史的交往，可以在亚洲地缘经济、文化、外交方面“洲际化”的背景下形成亚洲音乐的洲际化和国际化的崛起，然后形成亚洲音乐文化与欧美音乐文化的媲美并形成东西方音乐的汇合与相互理解。 在未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音乐教育的担当，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战略考虑：其一，20世纪中国接受和包容了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并且在中西音乐融合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且在21世纪，中国接受了西方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在此成果方面，南亚、中亚。西亚都不可与中国相比；其二，20世纪印度音乐教育继续了自身主体音乐的传承，以自身传统音乐迎接了外来挑战并以自身传统音乐影响了世界保持了东方文明音乐的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这是特别值得中国音乐教育借鉴和采纳的。而土耳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成功的在自己的音乐教育体系中形成了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差异并存、并行不悖，这更是为中国音乐教育在形成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双向招生制度与双向音乐课程评价标准的建构方面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其三，在当今世界，音乐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它在全球文化发展中已经具有了五个方面层次的建构：1.音乐作为文化身份和价值体系的建构；2. 音乐作为知识体系和音乐行为方式的生产；3.音乐作为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的构建；4.音乐作为文化工业经济的建构（在工业化时代制造业如钢铁业是国民生产的支柱企业但在后工业时代，英国的音像产业已经超过钢铁工业的产值）；5.音乐作为文明象征与文化交往旳建构；中国音乐也可能与亚洲各国形成新的融合与创新。中国音乐教育旳战略建构，决定中国未来的音乐文化类型。 最后，请允许我用作曲家周文中先生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认为，中国音乐的前途并不在于作曲家们，而是在教育家们的肩膀上。 全文完 本文系删节版，全文原载《人民音乐》2015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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