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为徒——汉晋砖铭略述（二）

幽莲生梦 201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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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为徒

——汉晋砖铭略述 (二其二)

概述：中国的金石学滥觞于秦汉，发展于宋，在清代乾嘉之际形成学派，并于清代晚期形成高峰。其间经历了较为缓慢的发展阶段。清代以前的金石学以唐代的碑版为重要研究对象，因此我们能见到的唐、宋、明时期的拓本多以唐碑和宋明刻帖为多，金文拓片占有一定数量，其他若砖文、陶文则十分罕见。到了清代后期文人书画篆刻家十分重视新出的资料，因此除了金、石拓片以外也开始搜集甲骨、瓦当、砖铭、陶文封泥等文字的拓本。汉晋砖铭由于承载着历史、书法、篆刻等重要信息并因其数量庞大而受到清代文人书家以及当代书家的青睐，因此砖铭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万岁

三、对书法领域的意义

1、砖铭书法与同时期所盛行的书体比较

2、汉晋砖铭本身所具有的书法风格

3、砖铭书法对书法家的影响

四、汉晋砖铭对篆刻的影响

1、章法

2、字法

3、刀法

元康五年六月庚申朔廿日乙卯造姓严讳嘿洪小

三、汉晋砖铭对书法领域的意义

古代砖铭不仅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它可以准确判断墓葬年代、确定葬者身份地位、反映时代丧葬制度等。而其在书法领域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砖铭使用的高峰期正值中国书法变革的汉晋南北朝时期，因此砖铭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出当时民间书法风格演变的历程。

元康四年岁在甲寅八月三日戚是作

1、砖铭书体与同时期盛行的书体比较

由于砖铭的使用时间跨度很大，因此砖铭书法的书体基本包含了中国书体中的篆、隶、草、行、楷这五种书体。

（1）篆书

1980年在陕西临潼赵家背户村秦代刑徒墓群中出土了18件刻画在瓦片上的墓志瓦文，这些文字为篆书体，结体瘦长，与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篆书一致。但是由于这种文字是用坚硬的金属器具直接刻画在瓦片上的，因此文字线条以直线为主，表现出直爽、率意的书法风格，与李斯结体严谨线条婉转的小篆又有一定的不同性。西汉时期的砖铭以多字方砖艺术成就最高。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新繁出土了“富贵昌，宜宫堂，意气阳，宜弟兄，长相思，勿相忘，爵禄遵，寿万年”8方24字砖，这种砖的书法风格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在陕西以及山西也出土了同一时期的多字方砖，其中以“海内皆臣，岁登成郭，道毋飤人，践此万岁”16字砖最为有名。其他如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出土的万世无极空心带文字画像砖也是极为珍贵的一种。这些西汉的砖铭以篆书为主，到西汉晚期出现了隶书砖铭。由于西汉时期的石刻文字存世量很少，这里以公元前157年刊刻的《群臣上寿刻石》为对象来比较西汉时期多字砖和同期石刻资料的异同。

？康六年岁在乙卯七月严氏作

首先这些文字都是篆书，由于距离秦朝百十年的历时，多数都受到秦篆的影响，但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例如清光绪三年出土的24字方砖文字书法以曲线为主，线条匀挺，与后世唐宋时期的九叠文相类，应该是九叠文的源头或早期形式。山西夏县所出海内皆臣砖和陕西西安万世无极空心砖文字则相对一致，结体呈方形，每一笔的起始都很方折，点画则是直曲相参，严整之中不乏流美，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群臣上寿刻石》的书法与海内皆臣砖很相似，每一笔的起始以方笔为主，点画则是曲直相参，在古朴中多有流美气象。这两种形式的书法并存于西汉中早期，地域跨度千里之外，但具有相同的艺术特色，这足以证明砖铭的书法在石刻存世量很小的西汉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是研究西汉时期书法的珍贵资料。

太康三年制作壁

东汉以及魏晋也有相当数量的篆书砖铭，蔽斋也藏有两方“冢安人兴千子万孙”、“建元元年八月朱祖严”以及“万岁不败“等篆书砖铭，当然这一类篆书在汉晋砖铭中已不是主流，它们的使用说明篆书在汉晋时代作为一种书体仍在使用，还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篆书砖铭中有一套砖铭具有特殊的价值，这就是绍兴所出三国吴《凤凰三年》篆书砖铭。此套砖铭计三种，内容分别为：凤凰三年太岁甲午造作、凤凰三年六月兒氏造增、会稽山阴兒建立葬。其书法风格与三国吴《天发神谶碑》极为相似。《天发神谶碑》刻于天玺元年即公元276年，凤凰三年为公元275年，两者相距仅仅一年。从地域上看《天发神谶碑》立石于南京江宁天禧寺，而《凤凰三年》篆书砖出于绍兴，两地相距300多功公里，而书法风格似出自一人之手，不难看出在信奉谶纬之术的吴国这种书体有一定的基础性，或者说在某一领域还被不断使用。这种风格砖铭的出现带给书法界的是一种永恒的美和一种不间断的思索，它的价值不低于发现同期的石刻资料。

惟太康二年铢氏作

（2）隶书

汉晋时期的砖铭以隶书为最多，是这一时期砖铭的主流书体。蔽斋所藏百余种文字砖中隶书占有很大的比例，当然这一时期的隶书与我们日常临摹的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差别，砖铭中的隶书有的是篆书掺杂隶书的隶书类型，有的是纯粹的八分，有的则是隶书向楷书过渡中的隶书类型，这些书法相对于正式场合使用的碑刻书法更能表现出书体演变的细节。在众多的隶书砖铭中寻找出与之相近的同时期的隶书作品相对容易，但找出一个有特色的点也非易事，我在2012年冬季有幸收集了同坑《永初三年七月砖》三种，此砖出于绍兴上虞，同坑所出不同砖种共计八种，隶书体。刘正成先生编著的《中国书法全集》第九册《金文陶文卷》收录有三种，与蔽斋所藏两种相同者，另外一种铭文是“永初三年八月孟氏作大壁岁己酉”。这一套砖铭是我很感兴趣的一套，在《中国书法全集》第七册《秦汉刻石》中收录有出土于陕西绥德的《杨孟元画像墓石题记》。这品题记刊刻于东汉永元八年即公元96年，《永初三年砖》制作与109年，时间上两者跨度为13年，距离却有2000公里以上，但是在这两种文字里同时出现的“长”、“年”、“作”三个字，书写非常相似，就是从整体的气息看，两种铭文的章法都是一致的。这种现象表明在1900年前的东汉中期，中央集权式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了。

太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徐非所造作

在汉晋砖铭隶书体系中有一种属于篆书掺杂隶书的类型。这类砖铭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将两种书体掺杂于同一作品里面，显示出这一时期书体相对复杂的客观事实。蔽斋藏有一套出于浙江的东汉时期的《周公砖》。此套砖有两块，铭文分别是“周公□□，宪嗣治丧，造壁抱悲，百祚来臻”、“周氏丧考，□□帷纽，造壁既闵思其寿”。砖铭中的“宪”、“造”“丧”等字与同一时期的印章书体缪篆属于同一种书体。这种作品的出现是先人的无意为之，它正好处于这个历史发展时期，因此没有丝毫的做作之感，反而使得作品更加活泼。

？康元年八月？奉元冢

汉晋砖铭中还有一种与简书相似的类型，这种书法作品中故意夸张某些点画使其向纵向发展，产生一种大开大合的艺术效果。蔽斋藏有一套两种的晋“元康八年八月十日邹氏专（砖）”。其中“康”、“年”、“十”字竖画十分夸张。四川“延平元年”砖铭中的“年”字更是夸张与汉简和《张景碑》中“府”字有同工之处。

太康二年议郎虞询字仲良

另外在汉代砖铭隶书书体中有一种现象比较特殊，这一类书法非篆非隶，很像现在的美术字，它们就是江西所出的“大吉羊”、“大吉富贵宜子孙”等砖铭，这一类隶书砖铭取横式，文字与边框的处理极为巧妙，与清代伊秉绶隶书有相通之处，装饰性很强，与今天的美术字相类，它们在汉代应该也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书体。

（3）草书

《说文解字》中说：“汉兴有草书”。汉代的赵壹著有《非草书》，崔瑗著有《草书势》。两者在文中一反一正的观点叙述着自己对草书的理解。这些都表明汉代草书的使用范围以及书法家对草书的认识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同样的草书书体中的章草以及今草也呈现在这一时期的砖铭作品中。20世纪70年代，文物部门在安徽亳州挖掘了七座汉代曹操宗族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刻画文字砖铭。其中元宝坑村一号墓出土阴刻砖铭140种董园一号墓出土刻画砖铭77种，另外尚有约100种未发表。这些为东汉晚期砖铭，书体涵盖了隶书、草隶、章草、行书以及今草，这些砖铭对于研究中国书体的演变提供的可靠依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胡海帆、汤燕先生编著《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中第0391、0473、0477、0500号这几种为章草体势，第0496号为草书。宋《淳化阁帖》中收录有崔瑗《贤女贴》以及张芝《冠军帖》等今草作品，但都被认为是伪托之作，不能真实反映当时草书的发展状况。我曾收有一块清代崔瑗《贤女贴》刻帖原石，上有清人题记一则：汉人但有章草，至二王始变今体，魏前故未有也。此帖与□伯英□均出□□人□，昔贤论之审矣，惟汉墨甚少，既相传以为崔书，而笔法亦自不恶，故仍汉原□□□□。这段文字证明在清代书家的眼中汉代出现了章草，但到了东晋二王时期才将章草改进为今草。1977年安徽亳县元宝坑村曹氏宗族墓出土的草书《日沮茪茪》砖铭则证实了至少汉代晚期就出现了今草书体，这种砖铭的出土改变了以往今草演变的观念。另外一件著名的草书砖铭是1980年出土于南京栖霞区甘家巷的南朝梁《张承世师》砖。草书体势的砖铭仅仅出现在刻画一类砖铭中，模印砖中未曾出现。这种现象也说明草书体在当时是一种手写体，不用于记功铭石或者砖铭中。

天纪元年八月造

（4）楷书

楷书的出现至少在汉代晚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楷书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书体。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因此非楷非隶形式的砖铭在晋砖中占有很大比例，这种砖铭的特征结体逐渐变方，捺笔的波磔逐渐减弱。蔽斋所藏“晋元康八年八月五日造”、“元康五年六月庚申朔廿日乙卯造姓严讳嘿洪小”、“甘露二年丹阳徐使君”几种砖铭，这一类砖铭结体方正，捺角处的波磔减弱，属于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书体，是早期楷书形式，其中尤其三国吴“甘露二年丹阳徐使君”砖铭，此砖铭文已经是相当规范化的楷书作品了。楷书体势的砖铭在汉代的砖铭中十分少见，只有在一些手写的墨迹中偶有发见，这说明在汉代时期隶书作为时代书体具有根深蒂固的土壤。三国以及晋代出土有较多的楷书砖铭说明汉字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隶书已经属于一种旧的书体，而新的书体正在生长、成熟。砖铭作为民间书法的载体，往往更具有生命力，因而更显的丰富多彩。

丁巳元初四年

（5）行书

行书产生于汉代晚期，也是由隶书发展而来。目前见到早期的行书是1914年出土于西安的东汉永寿二年的《永寿二年瓶》，1977年发掘的曹氏宗族墓葬中也出现了汉代晚期的行书刻画砖铭。这一时期的行书砖铭十分少见。相对大宗出土的是南朝齐《竹林七贤》等拼嵌画像砖的编号砖铭，这些画像砖由于是使用数十甚至数百块砖组合而成，因此为了方便拼嵌会在砖的一侧写上编号，如“右狮子上行第十五”等，这种砖铭由于是工匠编号所用因此书写较为自由，但又需要可释读，因此行书成了最适合的书体。蔽斋也藏有此类刻画铭文，如出土于江西的汉《大吉羊》砖的一侧以行书标写“六十”的字样，南朝莲花砖上有“六十”、“第一三”等字样，这些都是当时的编号，但从今天书法的眼光看，它们比模印砖铭更加活泼，更具有书写意义，因此具有的价值更高。

丙辰元初三年

2、汉晋砖铭所具有的书法风格

从书体的角度上分析，汉晋砖铭已经包含了篆、隶、草、行、楷五体。若从砖铭书法的本身看它所带来的艺术效果又迥异于碑版、摩崖等铭石书法。众所周知砖的制作材料是土，土经过塑形、烧制可以塑造成不同的物型，由于各个地方土壤的不同，制作工艺的不同，砖铭表现的书法风格也不相同。以四川和浙江的砖铭为例我们比较一下不同的土质不同的工艺对砖铭书法造成的不同影响。

永元十五年

四川处于盆地之中，四面环山。这里的山脉以砂岩和页岩为主，土壤多是河流冲刷山体而形成的，因此土中含有大量砂质。之所以我们见到的四川汉代文字、画像砖中含有大量粗砂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这种质地恰恰让四川砖铭形成一种特有的风格，这种风格与四川宽博的文字处于同一载体，使得原本宽博开张的四川书法又平添了苍茫之感。高文、王锦生先生编著的《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一书中的第二编为《文字砖与纪年砖》，其中收录砖铭112种，多数是表层有砂质的砖铭，其中以“张公家后之墓”、“宣作宜世弹休之藏永元五年造作”为代表。浙江所出砖铭最多的地方是绍兴、湖州、宁波，这几个地方由于土质的不同多表现的感觉也不尽相同，其中宁波和绍兴的较为一致，这一地带土质细腻，所出砖铭大多精细，书法也是文人气息浓重。湖州由于山体较多，因此土质中沙砾也比较多，此地砖铭烧制十分坚硬，书法较之绍兴、宁波粗犷大气。

永元十二年

无论是四川的砖铭还是浙江、河南以及江西的砖铭都有共同点也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砖铭书法或精巧、或严正、或诡秘、或开张、或夸张，正如康南海评北碑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多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也？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故能则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能自书矣”。与魏碑一样在众多的砖铭中都有其可爱之处，都蕴含着那个时代书者对书法的理解和创造，我们若仅仅从碑版和墨迹等方面了解汉晋时期的书法是相对片面的，在民间的砖铭书法中也蕴含着新的生命力，这种态势的蕴含远远比程式化的官方书体更有活力。

宋帝元嘉七年八月潘？之作葬蔡父

3、砖铭书法对书法家的影响

砖铭作为书法的载体之一，有其特殊的价值，宋代到清代时期的书家往往因得到一块砖铭而欣喜若狂。砖铭带给书家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资料，它带给书家的还有一种慰藉和对一千多年前文物的接碰撞，尤其将古代断砖残甓做成精美的砚台，会使人更加爱不释手。清代书画家阮元因藏有汉晋砖铭八种而名斋馆为“八砖吟馆”。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张廷济因藏有八种汉晋砖铭而有“八砖精舍”之斋号。张廷济作为清代金石大家，所蓄各类金石藏品非常丰富，并著录有《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其中第五卷专门收录砖铭，可见在清代金石家眼中砖铭的价值是非常高的，他每得到一枚便作大量记录，有的还进行摹写、刻铭，这些现象都表明当时的金石书画家对古砖铭的青睐。在众多书家中受砖铭书法影响较大的不能不提及晚清民国书画篆刻金石大家吴昌硕先生。吴昌硕出生于浙江湖州安吉，湖州安吉是一个出土古砖甚多的地方，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编著《千甓亭古砖图释》一书的陆心源就是湖州人。吴昌硕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曾帮助陆心源搜集古砖，整理拓片，协助陆心源完成《千甓亭古砖图释》一书。在此期间吴昌硕得见大量汉晋砖铭，这一古朴苍茫的书法风格给吴昌硕以后书法绘画篆刻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有相当数量吴昌硕题跋的砖铭拓片，在题跋中吴昌硕或考据或论书法，有的还涉及了当时的作假信息，例如他在题跋《天玺元年大岁手卷》中题跋“元嘉廿七年”砖中说“骨董家往往凿烂嘉字为寿字，充西汉砖赚钱，予曾有句云＇骨董射利肆作伪，商周而上还唐虞＇，破荷道人乱涂”。这些跋语说明吴昌硕对于当时的古砖交易十分明了，客观上说明了吴昌硕对砖铭的喜爱程度。清代书家受砖铭影响的远不及此，从清代著录的书籍以及有关砖甓的题跋看，大量的金石学家、书法家都潜移默化的收到这一类书法的影响。时至收藏兴盛的今天，更多的书法爱好者、书法家、篆刻家都投入到古砖的收集工作上来，这对砖铭文化是一个良好的态势，也使得当今更多的人受到这一门类书法的影响，应该说砖铭是书法史上继清代甲骨、瓦当、陶文、简书发现以后的又一次书法史料的重大发掘，砖铭书法对书法篆刻界的影响会愈加显著。

宋元嘉七年大岁庚午潘殿中之砖

四、汉晋砖铭对篆刻的影响

篆刻自赵孟頫以后成了文人之事，这一现象到了明代文彭、何震几乎成为文人必备的一种修养。清代时期的文人书家更以诗书画印作为人生的追求。篆刻的文人介入使得这一技艺有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清代还出现了皖派、浙派，清末更有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三大家。他们学习篆刻以秦玺、汉印、南北朝印章以及唐宋官印为取法对象。到了赵之谦又提出了“印外求印”的口号，这种口号的提出使得印章的取法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诏版、钱币、镜铭、砖文等都成了他入印的范本，这使得他的篆刻风格多种多样。现以砖铭中的几个方面分析与篆刻的相同点和启发意义。

太和五年九月廿日莘忌立

1、章法

汉晋砖铭的章法多种多样，有的是分格单字排列，有的文字是合文，有的则借用边框，有的将文字变形夸张，这些都运用的相当完美，下面以蔽斋所藏几个实例砖铭进行分析。

太宁二年六月十日孙虎造作

（1）江西汉代《大吉羊》，此砖铭装饰性很强，正文巧妙的借用了边框，使得“大”的的顶部像一个人物的头部，“羊”字的竖画连接装饰性的半圆，使得羊字的下半部分修长活泼。砖铭的边框用的是双排线，与正文中的半圆弧线相互形成动感很强的感觉。

建元元年癸卯

（2）浙江汉代《大吉宜子孙》砖铭，此砖铭为反书，其中“大”字巧妙借用了砖顶部的边框，这种表现手法不但没有造成误读，反而使得砖铭更加活泼，在篆刻的借鉴当中这种属于普遍现象。

咸和四年八月作

（3）浙江汉代《富贵》砖铭，砖的形式为条形砖，富贵两字被拉的极为修长，占据了整个砖面，这种手法在刻长条形的篆刻中是一种很好的借鉴手法。

晋太宁三年岁在乙酉八月十日造作壁

（4）江西汉代《昌光山下入土下归黄》砖铭，这一块砖铭书法奇特，字的大小不一，其中“昌”、“归”、“黄”字很大，相对于“下”、“土”等字，占用了至少两倍于它们的空间。这种参差错落的章法为篆刻多字印提供了较好的样式。

建兴四年九月十六日起

2、字法

赵孟頫有言“结字因时相宜，用笔千古不易”。文字的字法是根据不同时代而显示出不同的体势，但古代书者可能会为了章法布局而改变常规书写样式，这样以便于更好的服务于整体。例如蔽斋所藏《周氏丧考□□帷纽造壁既闵思其寿》其中“寿”字十分夸张，顶部的横画用了四条直线，将这一个字的分量发挥到极致，如果再稍微加一条直线可能就会破坏整体的美感，这或许是古人出于对长寿的向往，但在今天看来确是为整体的章法带来一种新的尝试。这种创造力是应该值得发扬的。

建宁二年六月十日己亥张建造

3、刀法

砖铭中刻画一类的砖铭十分丰富，尤其以洛阳与偃师交界处出土的刑徒砖为大宗，这些刑徒砖多数为单刀直刻，呈现出一种率意感。其中湿刻砖铭则为现当代陶瓷印章提供上好范本。不论是石质篆刻还是陶瓷印章，都能在汉晋砖铭中找到可以吸收的营养，这也正是砖铭书法在现当代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重要因素。

建兴七年九月廿六日至孝

五、结语

汉晋砖铭的收集著录工作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前的历史，它的收集有其历史必然性。在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寻找历史留下的遗迹。古砖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很多书家认为砖铭的书法不足取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砖铭作为书法一个重要载体会愈加显示其历史价值。最后也呼吁更多的人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吉光片羽。

朔佣合

晋故武平太守严府君

晋大中正郴令魏君之郭

大郎

宋元嘉廿七年大岁乙丑七月？？三日丁卯

？康元年七月廿七日

元康十年八月廿日邹氏专

甘露二年丹阳徐使君

元初六年八月庚申大岁己未张氏作

永初五年九月造作延年益寿利后子孙吉

永初六年八月作大壁长尺八广九寸

永初三年九月孙氏作大岁己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