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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住校的学生，想必对老杜中的食堂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下课铃一响，同学们飞也似的奔向食堂。四个能容纳五六百个饭盒的大蒸屉被外号称“天鱼”与“壁虎”的两个腰圆膀粗的师傅从锅炉房里抬出来，蒸汽滚滚，热浪逼人。天鱼与壁虎放开喉咙大叫，“让开！让开！”，刚把大蒸屉放到水泥墩上，学生们就像蚂蚁似地围上来，顾不得手烫，乒乒乓乓地拨寻属于自己的饭盒。在这个大蒸屉里，经常有饭盒被碰翻，偶尔，有雪白的米饭撒落在乌黑的煤屑地上，饭盒的主人注定要心疼得流半天眼泪。好在大部分同学间都能互相接济，你一筷子，我一瓢羹，倒了饭盒的同学吃饱还是没有问题的。 
可恶的是经常有饭盒丢失。一些顽劣的学生把拿走别人的饭盒当做乐事，经常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更可气的是吃了以后还把饭盒踩扁偷偷的去换丁头糖。做这些营生的，有住宿生，有通校生，也有两者勾结的。据传，那时经常拿别人饭盒的一个上盘籍同学，后来专做非法买卖发票的勾当，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这个恶果，在学生时代已经种下了罪因。 那时，被拿走饭盒的同学可倒了霉，不像饭盒被打翻的那样只心疼一餐饭的样子。那时的饭盒要两元左右一个，相当于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回家向父母要钱，有时甚至免不了要挨打或挨骂。于是，有的被人拿走了饭盒的，就想方设法的拿回一个，用刀刻刻，放地上磨磨，顺便做个记号，别人的饭盒就成了自己的了。这就成了恶性循环，于是越来越多的同学丢失了饭盒。学校也经常组织整治，往往是徒劳无功。就像现在社会治安的严打，一阵风后贼骨头照样满街都是。说来机缘巧合，我在初二时候丢了一个饭盒，竟然到高三时在蒸屉里被我发觉，回归主人怀抱。因初一入学时，学校总务处的柳老师会用数字铅模，认认真真地在你的饭盒上敲上属于自己的号码。而这个号码就是我的学号，因此我清晰地记得。
排队买菜也是一件头痛的事。早餐是三分钱的咸菜或咸菜汤，汤看起来油汪汪的，其实是烧好后厨师拿一小勺菜籽油浇上去的。油条是七分钱两根，四分钱一根。绝大多数的同学吃的是三分钱的咸菜或咸菜汤。还有不少是三分钱管一天的。那是80年代初，你懂的，普遍贫困。与我同班的有一个陈姓同学是市场乡来的，也许是家贫缺乏营养，个子只有一米二三，他曾经一次买了三分钱咸菜吃了整整一个星期。现在听来好像天方夜谭，但那时是经常的事。还有一块豆腐乳吃三五天的，有从家里炒芝麻盐带来下饭的。中午照例是青菜汤或包菜汤，五分钱。有时汤里青虫荡漾，那时觉得很恶心，现在想吃也吃不到这种绿色有机生态的蔬菜。也有炒肉片，一角三。食堂堂长老毕卖的基本上是高档菜，有排骨，有白蟹，用秤称的，一角一一两。基本上都是教师吃吃，很少有学生吃得起。直至高中时，我们高三学生有时也吃吃排骨。现在在机关食堂，凡是杜中毕业的，看见食堂里有炸排骨必定要买。外表绵和，内心狷介，这也许是杜中气质，注定了的。高中时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些，但食堂菜价也涨。那时没有CPI概念，但都切身地感受到了通胀的压力。初中时一角三的肉片高中时卖两角五了，我同班的一位王姓同学还就此写过一篇政治小论文，什么价值与价格、通货膨胀与货币关系之类，受到了政治老师阿铎的高度赞扬。现在这位同学在安监部门，没有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真是可惜了人才。
说到排队买菜不得不说几个人。一个就是上面说到的食堂堂长老毕。他属管理层，基本上是背着手转转，甩甩大衫袖巡视巡视，也偶然卖卖排骨白蟹。这位高管脾气比较暴躁，经常用临海上乡话大声呵斥职工与学生，加上腿微跛，头发倒梳，穿中华立领盘扣衫，真有点地主管家的作派，我们都怕他。一个是“摇头电风扇”。我们高二、高三时，食堂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女青年，讲临海话，年龄与我们仿佛，估计是高中毕业刚工作的。那时没有流行社会实践活动，进来的就是临时工。上班时她穿蓝色大褂，戴白色袖套，属于卖青菜汤或包菜汤窗口。下班时穿着很时髦，夏天是白衬衫黑文胸，隐隐约约，波光灵动，冬天是白色高领羊毛衫，还别有胸饰，绵里藏针，刚柔相济，经常引得女同学侧目男同学注目。但有一点不好，不知是哪里得了病症，经常喉咙“咯咯”两声后，头使劲地往左膀上方甩三下，五分钟左右一次。那时我们处于青春叛逆期，没有同情心，有的只是胡闹中求刺激的嘻哈心，于是给她取名“摇头电风扇”。看到她在卖菜，我们基本都会换个窗口。还有一个是老杨。老杨严格说不是食堂里的人，是属于总务处的一个校工。负责卖菜饭票和厕所掏粪施肥。因负责卖菜饭票，所以又与食堂密切相关，也放在这里说说。卖菜饭票和厕所掏粪施肥，这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偏偏完美地组合到他身上。老杨兢兢业业，每天大清早就到两个厕所挑粪，清洗便架。我们早读结束，他基本上挑粪完毕，悠悠晃晃的挑着便桶往既是卖菜饭票的窗口又是宿舍的小房子走去。急于买菜票的同学看到他会大叫，老杨快点，老杨快点。他态度很好，一边在讲“来噢来噢”一边用系在腰上的钥匙打开了门又随即换把钥匙打开了抽屉，从码得整整齐齐的菜票堆中，拿起一捆抽出几张卖给同学。一次，我们班一个同学照例买好菜票吃好饭后回到教室，大家都嫌他身上有臭味，他莫名其妙。最后有人猎犬般地嗅到其裤袋，摸出一叠橡皮筋扎的菜票，竟然在上面发现湿漉漉黄乎乎的便纸，老杨的劳动成果奇迹般地转化到该同学的身上。这样一来，我们买菜票都变得小心翼翼，把老师讲的便后要洗手用到了买菜票上，买回菜票后基本上都要放在自来水龙头下冲冲。这样一来又有一个麻烦，菜票冲水后会贴在一起很难分开。为此，我还好几次多付了食堂菜票。
老杜桥中学是有食堂没有学生餐厅的。学生吃饭基本上有三个去处，寝室、教室或者方井沿上。在寝室吃的，一般是自带菜蔬的同学，因为吃得不好，羞于见人，就在床上将就。在教室吃的，一般都是楼下的，感觉方便。在方井沿上三三俩俩边吃边聊的，都是高二以上的，合伙买菜，荤素搭配，让人艳羡。就像现在去排档吃饭不坐雅座要坐在室外一样，有一种感觉叫龙叫爽。有几年吃饭在食堂边上的礼堂里，说是礼堂，其实就像倒落寺院，学校在里面放了一些方桌木凳，同学们就聚在一起吃饭。冬天时在礼堂吃饭简直就是受罪，四周的大窗没有一块玻璃，都是用尼龙纸订的，一个星期下来，不是被风吹破了就是被一些手痒的同学给撕了，寒风拼命地往里灌，加上冷菜冷汤，又没有雪上飞波司登之类的御寒衣服，个个冻得牙齿打架，巴不得吃好后跑回教室或宿舍。所以学生时代在食堂吃饭的，长大以后吃饭速度都特别快，这几乎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
遇上校庆之类的喜庆日子，学校发券，食堂杀猪，让学生凭券免费享用一次有红烧肉之类的饕餮大餐。不过这种日子很少。我在杜中六年，好像只碰到过两次。有一次好像是81年，25周年校庆，我还在读初一，有人在会餐券的背面写了一行字：学校会餐等于资本家用香肠收买工人。这简直石破天惊，这简直是反动透顶。学校一下子炸了锅，大人何书记组织破案，目标锁定高二学生，因为只有他们读过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知道劳资关系。最后结果怎样我忘记了，好像是不了了之，也好像是有人被开除了。如果那位同学被开除了，真是可惜，杜中少了一位辉煌校友，中国少了一位哲学家。屈指数来，杜中好像没有考入北大哲学系的，因此估计那位同学被开除了。当时，我只觉得怕，从此心里烙上了一道阴影，即便现在看见匿名信告状信之类的东西，总是慌兮兮的，有一种后文革的味道。
杜中的食堂对我来说不仅仅是食堂。高二高三的冬天，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在里面洗澡。晚饭后夜自修前，食堂基本上没有了人迹。管灶的天鱼在吃晚饭时自己一口酒给抱在怀里周岁左右的女儿一滴酒，早在鼻息如雷鸣了。那从大锅里舀出的沸水，此时在水池里只有40度左右了。一只凹斗漂在水池里，如天鹅般闲静。脱掉体育课后浑身汗味的排球衫排球裤，提起一凹斗温水醍醐灌顶，疲乏的身体被温水抚摸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这种感觉无论是以后长白山温泉黄山温泉，还是武义温泉宁海温泉，都无法媲美，成为杜桥中学在我心中美好的回忆之一。
现在老杜中不复存在，被商品经济的魔方转成了住宅小区。杜中的食堂也只存在于我的记忆。而记忆中与杜中食堂相关的那些人、那些事又鲜活得不得了，仿佛就在眼前。
注：
⑴杜中，特指“杜桥中学”。 ⑵“狷”释义：1胸襟狭窄，急躁；2耿直。 ⑶ 杜中毕业的，有考入北大哲学系的。 评论： @学长：你的杜中食堂回忆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感同身受。让大家一起来回忆当年难忘的岁月[抱拳] @学妹：一开始看文章写的内容我就知道比我们大的，油条4分一根，7分二根。我们那时朝北的围场被拆开一块砖，伸过去买油条，6分钱一根，我经常花一毛二买两根干嚼着下早饭，吃了不少，那时应该就有地沟油了的吧！（地沟油的提炼不需要啥技术的，那时脑子活泛的人可能就开始干了。）我们那时为避免饭盒弄翻许多同学都在饭盒外套个塑料网兜扣紧再打个结。高一时我爸给我每礼拜五元钱（扣除籴米的7毛钱还余4.3元），高二开始给我每礼拜6元钱，杜中食堂的饭菜在记忆里还是颇香的，只是我自己肠胃薄弱很多时候消化吸收不了。记得一次吃喝了豆浆上吐下泻，也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买了炒得不够熟的蛏子，腹泻了一周回家父母买来蛏子烧成灰吃了才止住。父亲的本意是怕带冷菜吃了对身体不好，希望热菜热饭下肚能有个强健的体质以支撑繁重的学习，也曾每个月另加给我几块钱让我到凤凰山旁的浴室里每个月洗几次热水澡，可惜我全辜负了父亲的期望，书没读好。记得读高二时，晚饭时食堂排队秩序混乱，一挤，前面买好菜出来的同学手一抖，黄豆烤肉直接倒我衣领上，我里外三棉毛衫、毛衣、外套全油腻腻的，大冬天的啊！还记得那晚杜中组织我们看电影，我却在寝室里匆忙换衣服……这一切都记忆犹新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是多么多么地艳羡通学生啊！上面那位事业有成的校友把当年的诸多不如意用诙谐幽默的语调娓娓道来，让人看了忍俊不禁。所以说最坎坷的最难的经历都会化作日后回忆录中优美的文字涓涓流淌于笔端。现在的你也一样，因为回忆总是美好的，它本能地过滤掉了不好的，回忆倾向于选择美好的，即便不好的、苦涩的事隔多年也沉淀发酵为美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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