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德县太平天国时《兵灾记》解读

 太平天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近年来有不少新的问题提出，又有不少新的材料被发现。对太平天国军队的平民纪律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人口损失的原因等问题，就有学者在不断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在安徽省旌德县搜集到的一批文书资料以及口述资料，对太平天国时期旌德县灾荒史及人口锐减原因作一些探讨。
                                 引 言
    1968年，笔者作为老三届知青在旌德县孙村公社新建大队插队落户。这是一个很大的古村落，村水口有“义门”门坊，进村依次有汪公庙、汪公坦、花岗岩铺就的水街和大量的古民居与古建筑遗址。村中还有两座规模宏大的汪氏宗祠和义仓，周围山上分布着大量建构考究的汪氏古墓。1969年夏，因替新建大队写一篇歌颂“农业学大寨”的村史，我曾做过一些社会调查。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这个大队一千多人口中，祖籍地分布在八省三十一个县，唯独没有一个当地人的后裔(当时有人梳理出仅有一户汪姓人家是当地人的承继后代，是无为县移民解放前过继给汪姓，从血统上分析不算当地人的后裔)。当时正是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后，每一个成年人都被查三代，这一结论的可信度应该很高。当地贫下中农对这种反常现象解释不是很清楚，把多人的口述材料概括起来，比较一致的有如下主要内容：新建村“长毛反”（指太平天国战争）前有三千多户一万多人口，每天有一百头毛驴运粮进村，一天停运，就会产生饥荒。古代原先打算在这里建旌德县县城，因村东有高耸绵延几十里的牛山阻隔，无法开出东门而改选址建在展旗山下（此故城址在今庙首一带），旌德县治因而得名“旌阳”。新建村里原有几条水街，如丁字街、五里街、南门街等。水街上是楼上长廊，村中人往来都在楼上长廊行走，外村人经过从长廊楼下行走。“长毛反”时，新建村民对抗长毛（太平军），被长毛将整村人杀光了。同时水街的楼上长廊被烧光，村中房子烧毁大半，两座祠堂与义仓等大房子由于长毛驻扎而被保留下来。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沿江各地的移民就逐步填补了此地的空缺，所以这里都是外地移民的后裔。笔者在新建村务农时期，见到花冈石条铺就的小溪边大路，每隔一丈左右就往溪中突出半尺，而且上面留有安放木柱的圆孔，当地老人说，这就是楼上长廊的痕迹。村中还留下大片深宅大院的遗址。古代旌德房子的地面，是用糯米稀饭拌石灰、沙子筑成，有的上面留有花纹图案，与现在的混凝土地面很相似。当年笔者就亲自参加过将这种老房基地面撬去，改造成水田的劳动。可见古代新建村的规模比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建大队要大得多。口述材料中还讲到同属一个公社的孙村、玉溪、管家桥、后儒等村的大家族，也是同样原因，被赶往“德山里”几乎全杀了，血水把整条玉溪都染红了。德山里从此后没人居住。文革期间，在里面建成三个自上海迁来的三线厂，才恢复了人气。这些口述的材料解释了部分谜团，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此地人口损失绝大部分原因不会这么简单。当时笔者曾利用在当地插队的有利条件，带着疑问步行穿越过几条古代的驿路：沿徽宁古驿道从旌德孙村经过绵川洞、三溪北上八里进入泾县境内的浙溪桥、榔桥；向南经庙首、江村、白地翻箬岭到歙县许村；沿至太平县的驿路西行经双河过黄花岭进入太平县新民乡；经三溪、双河经过兴隆村过水岭到达泾县地界等，几乎把旌德西乡的十几个大村子都跑遍了。这里每个大村子与徽州的古村落非常相似，都留有一些气势恢宏的祠堂、牌坊、宝塔、寺庙与古民居，也留有与新建村类似的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烧毁古建筑的大片遗址。当时不敢也不可能 专门去调查有关太平天国的反面史料，但三十多年前的徒步旅行，为今日写此文留下许多感性材料。鉴于口述的材料往往扩大其词，且带有片面性，对研究历史问题只能作为参考，想得到历史的真相则有赖于对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也是得益于这次社会调查之后的存疑，笔者后来在旌德无意中收集到木刻版印制的元武宗三年的《汪氏宗谱》、清同治四年的手抄本《彭城刘氏三溪支谱》与民国15年石印版《金鳌济阳江氏宗谱》残卷。据《汪氏宗谱》中朱熹的《新建汪氏大族谱 序》记载：“英济王之七世孙曰广，谐其子浙避地始迁于新建。汪氏之族自此而益盛，子孙之众遂一千三百户有余，十世同居郡县以孝闻。我食庙真宗皇帝亲洒宸翰赐以‘义门’二字下诏来其家。” ⑴新编的《旌德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天禧四年（1020），真宗皇帝御赐县人汪文淳“义门”二字，旌表其十世同堂。”⑵ 这说明宋代新建村就聚居了一千三百户的汪氏子孙，人丁兴旺。清代中叶，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旌德也不例外。“县志载：孙村汪永年，生於顺治乙酉 （1645年）。至嘉庆年间，后裔千余人。其孙翥云，年七十七，亲见八十丁，楠年四十八，已见曾孙，期珠年三十四，有子十一人。瓜绵椒衍继继承承，弥令人神游盛世也。”⑶ 如前述传说新建村在太平天国战争前有一万多人口是可信的。这么多人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损失殆尽，不是一个“杀光”解释得了的。仔细阅读《彭城刘氏三溪支谱》中的《兵灾记》和《金鳌济阳江氏宗谱》中《旌川杂志》，知道清代咸丰十年后，旌德是战争重灾区，人口锐减。“壮丁存者十分之二，老幼妇女百不存一” ⑷ 可见人口锐减的原因并不是“杀光”两字那样简单，而战争中双方交锋造成的伤亡与战争造成的饥荒才是主要原因。
    《彭城刘氏三溪支谱》是安徽旌德县三溪乡南湾村刘氏的支谱。一般的情况是“国盛修志，家盛修谱”，而此谱却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一年，刘氏家族从战前的“合族三百余丁，男妇巨细五百余口” 锐减到“老幼男丁六十余人，又原存老妇并复娶妇女共约十余口”时修成的。这是一个非常特殊情况，现存谱牒最多的徽州，这种修于同治四年的谱牒也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文书资料留传稀少的旌德县了。难能可贵的是谱后的《兵灾记》专门记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给刘氏家族造成的灾难，比上述的口述材料更加真实可信。《兵灾记》执笔者所属的三溪村刘氏家族不属于豪门大族，从文中错别字较多分析，执笔者有一定文化但还达不到初级科举考试的水平，不属于“封建文人”之类，基本是站在一般老百姓的立场上的实录。《兵灾记》写成的时间是太平天国失败后仅一年，当时的残景可以说是历历在目，执笔者根据亲历战争浩劫的刘氏七个幸存者“学诚 文镇 灏章 海章 兆章 懋忠 良忠”回忆写下此文。因此有些情节写得特别详细真实，给后人的研究留下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与三溪的刘氏相比，旌德江村的江氏家族是著名的豪门大族。《金鳌济阳江氏宗谱》十九册中《乡饮大宾景文公家传》与二十册中《旌川杂志》也记述了太平天国战争给江村造成的浩劫。此谱是江志伊在民国初年编修，民国十五年在芜湖石印的，印刷数量多达545套。从谱中节录的《旌川杂志》中有“（辛酉之难后）休养四十年，毫无起色。”推断，《旌川杂志》是1901年回忆录式的文章，由于时间相隔达四十年，此文章中的史料比《兵灾记》要稍逊一些。但此文的作者文化程度高，文字流畅，而且此文中还记载了全县的一些关键数据，作比对研究非常有用。

     两种文字资料的地理历史背景：
     旌德县地处安徽省黄山东北麓，东邻宁国县，南邻绩溪县，西接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北连泾县。“吾邑於嘉庆十年（1805）编查户口。户四万九千零五十九，口三十七万三千六百一十八。”[⑶15叶] 至太平天国战争波及旌德时的咸丰初年，估计人口近四十万，是属于地少人多的山区县。“吾旌、太靠徽郡之地，山辟路险，离江数百余里，大熟丰年粮不敷三月” [⑷1叶] 。作为比对的是：旌德县现在人口只有十四万，盛产优质稻米，是粮食输出县。清代旌德的稻田，亩产稻谷4百斤左右，只相当现在单产的1/3弱。但当时的人口几乎是现在的3倍，说当时丰年粮食不够吃三个月，是真实可信的。由于此地居民文化底蕴高，除大家族中有一些人在外做官，有相当数量的人是经商为业的，如三溪的刘氏五百余人中“……耕种者不满十家……” [⑷2叶]。在咸丰兵燹之前，旌德县、太平县的情形与徽州非常相似，是徽州商业文化在地域上的一种扩大。从现在的地图上分析，江村、新建村与三溪南湾村都属于旌德县西乡，分布在玉溪的上、中、下游，地理位置又几乎处在一条直线上。江村、新建村直线距离12千米、新建、三溪直线距离8千米，这种地理分布现象 附合现代科学测量与数理统计的抽样要求。因此对地处两端的江村与三溪文字资料的研究可以基本上破解处于两村之间的新建村的人口损失的谜团。
    江村是 一个古老的大村子，规模与新建村差不多，但族谱中说“予族咸丰初年，办赈造册，男女八万口，官商在外者不与。” [⑶15叶]似乎是“八千口”误记。但江氏家族是著名的豪门大族却是一点不假，1969年时村中还有几座江氏宗祠，如建于明代号称“旌阳第一祠”的的江氏统祠堂、“六分祠”、村东的“孝子祠”等。原来自村水口到村中江氏统宗祠有十八座石牌坊，文革期间这些牌坊大部分被炸毁，取其石料修建白地公路大桥。村中街道上的“青云直上”、“父子进士”两座牌坊因怕砸坏房屋得以幸免而保留至今。江村东边背靠金鳌山，南边就是箬岭，到徽州府的驿道经这里翻过岭就可达歙县许村。因此 “粤匪寇徽者，以吾乡为孔道，族人遭贼蹂躏，至于人相食，乱平尸骸遍野，目不忍睹。” ⑸ 与江村相比，三溪更是处在交通要道的位置。
    三溪在旌德县西北三十里，清代属十七都辖区内。发源于徽州绩溪的徽水经旌德县城流过此地，汇集流经白地、庙首、孙村的玉溪和流经兴隆、双河的抱麟溪后北向泾浙溪桥进入泾县汇入青弋江，这是三溪得名之由来。此地是古代徽州人入长江的水路起点之一，因徽水在徽州境内是一条小河，小木船上行只能到达三溪。三溪又是陆上驿路的十字路口：旌德至泾县的驿路经过这里北上八里进入泾县境内的浙溪桥；至太平县的驿路从这里西行过黄花岭进入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境内；徽州府至泾县的驿路翻箬岭经过这里。因此历代此地都是驿铺驻地。三溪处在这种水陆码头的地理位置，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商业集镇。从族谱中记载，三溪本村的大家族是王姓与赵姓。刘氏家族的聚集地——南湾是在三溪东二里的一个小山坞中，三面环山西南临徽水。因人多田少，大都经商，种田务农的不到十分之一，“无巨富 之户，亦无往外村乞化家”，是属于小康的家族。族谱上记载，刘氏家族在南湾曾有南溪书屋与松鳞书屋，“刘氏自关公迁三溪，宗祠未立。（刘远）首捐五百金为族人劝建松鳞书屋於松崖。置田供膏火教其子孙。” ⑹刘氏“应时祠”建成后，族中以祠产支援刘氏子孙读书赴考“子孙之业儒者赴试，俱给腰缠。”⑺刘氏祖上除刘远中康熙甲午进士外，只有少数几人得过贡生等小功名。但刘家子弟大都不同程度读过书，所以才有人在家族人丁锐减时修完家谱，作为将来印制宗谱的母本保留。谱后留下《兵灾记》是以前没有被引用过的史料，特别珍贵。它详细记录了太平天国后期旌德西乡一带，当地居民大量死亡，特别是咸丰十一年（1861）冬至同治元年（1862）发展到人相食的惨剧。

    两种文字资料的初步解读

    一、太平军是否杀戮平民的问题。古今中外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单纯地在两支对立的军队之间进行的，必定会涉及到战争所在地的平民百姓，而平民百姓则肯定会受到战火的影响而发生一些伤亡。平民即百姓，他们可能是穷人也可能是富人，是交战中的中立者。太平军“禁杀戮”与“禁焚掠”两项规定中，所涉及“民”的概念是不一致的，“禁杀戮”军纪中明确为“只杀文武兵勇”、“不杀百姓”，这里的百姓指所有的“民”，既有富民也有贫民，只要是善待太平军的人，包括不反抗的富民也能保证人身安全，不会被杀害。本文引用的史料中有一处讲到“咸丰六年（1856）贼内翼王带兵数万，从青阳、石台走太平、过三溪、下泾县、到宁郡。三月二十三、四两日过尽。典铺内并富家绸衣带去，余物不要。黄花岭至浙溪桥杀死者三十余人，掳去者不满百人，数日间逃回大半。”[⑷2叶]这年石达开带领几万太平军从太平县至泾县，只杀三十余人，主要是清政权的基层人员与文武兵勇。一般的平民百姓还是安全的，即使被掳去（应理解为被征去）后逃走也未曾被追杀。但自从当地的大家族奉清军之命领导组成对抗太平军的团练，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时参加团练的平民就属于战争中交战的另一方了，是属于被杀之列——文武 兵勇。这期间旌德县的团练因吕氏父子而特别典型。史料记载：旌德西乡庙首镇人刑部侍郎吕贤基文官挂武帅，咸丰三年（1853）赴安徽省任督办团练大臣，攻打太平军。其子吕锦文创办旌德县团练局，募捐筹粮，组织乡团，抗御旌德境内太平军⑻。由于团练的主要成员是当地平民，服饰、方言与一般的平民没有区别，在交战时就很难分清。特别在太平军复仇时，难免使杀伤扩大化。太平军得知吕贤基吕锦文父子是旌德人士，这种复仇式的杀伤就更为严重，因此，旌德至今仍流行这样一句民谣：“旌德人吃人，得亏吕锦文。”[⑻152页]这是旌德的平民死于锋镝者比周边地区更为严重原因。如吕氏父子故里庙首镇，战争前人丁兴旺，人口达四万余人，清朝咸丰年间，遭受太平天国战火，人口锐减，房屋焚烧十不存一，至今人口才二千余人[⑻187页]。同时期在江村“粤贼窜皖，池、太失守…… 飞檄各县，调团相助。吾族去二百人，以族人校如、琢斋领之，皆市井乌合。……（咸丰）十年五月，贼匪复至，焚掳淫杀，民靡孑遗……。”[⑶12叶]在三溪，“（咸丰十年）闰三月下旬，都内（指三溪本村）起勇，杀贼数十人，贼退榔桥（在泾县境内）河下。未思绩溪、太邑、泾县俱是毛贼，复探之非官兵而是土勇，连夜杀回。将王、赵祠堂、东平主殿十数处火起，三溪市屋十焚八九，数日火光不绝，逢者便杀，惨之及也。”[⑷2叶]新建村农民曾说，当时大家族组织团练，经常把宗祠、寺庙等大型建筑作为指挥所或驻地，太平军在战争中往往将这类的房屋烧毁。三溪的王、赵祠堂、东平主殿等建筑就属于这种情况被焚毁。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祠堂和古民居则因作为太平军的驻地而得以幸免。太平军报复时杀伤扩大的对象也只限于被疑为团练成员的青壮年男性平民，这就是青壮男丁逃亡外地的原因。老孺妇女一般是不会死于锋镝的。从《兵灾记》与《旌川杂志》的记载分析，留下来的这些人主要是饿死的。
    二、太平军的平民纪律应历史地分析。以往有的学者为批驳“封建文人”对太平军的诬蔑之词，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对太平军的平民纪律大加赞扬，有言过其实之嫌。太平军的平民纪律应历史地分析，在战争的不同阶段、不同的部队是不同的。在咸丰六年前进入皖南的某些部队对一般的老百姓是能做到秋毫无犯的。如歙县黄次荪《凤山笔记》就记有：“（咸丰）五 年郡城之失，贼人入城即严启闭，禁其党四出掳掠，……乡人皆谓贼不甚扰民。” ⑼《兵灾记》中记载了咸丰六年翼王石达开“带兵数万，从青阳、石台走太平、过三溪、下泾县、到宁郡。三月二十三、四两日过尽。……吾南湾秋毫无患，来贼四 五人村外探之，一纱未失。”[⑷2叶]天京内讧后太平军的平民纪律也发生变化，为了战争需要的“打先锋”在《兵灾记》中有记录：“不料咸丰十年 （1860）正月二十八日，贼内赖（文鸿）、古（隆贤）领兵十数万，从泾川突然而上。赖往旌德，古往太邑宁郡，大劫至矣！二月中旬，赖贼徽郡败退下。在十七都内，贼之号令名曰“打先风”，四山坞凹柴窝草堆用枪挑拨，厝坟阴沟无处不寻，烧杀淫掳无所不为，数日退。上都内鬼哭神嚎，男丁而被杀掳逃亡，人去少半矣。”[⑷2叶]李惠民先生认为：太平军为解决部队给养，存在着沿途收缴军饷的行为。太平军北伐前期，军需粮饷主要来自于沿途攻克的官署府和富豪的“进 贡”及“打先锋”。北伐战争后期，太平军被长期包围在一地，为保证军需品供应，不得不将“打先锋”改为对所在地所有居民进行征用的办法，包括地主、富农、 中农、贫农的所有物力和人力。执行平民财物军纪的方式是服从于政治、军事斗争需要的。平民百姓无偿“贡献”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性”的，因为痛痛快快地献出可获得人身平安。从百姓的实际意图分析，贡献寄托着免遭杀戮的厚望⑽。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不但在北方如此，在江南也是这样的，为了战争需要，对一般的老百姓也是横征暴敛。在旌德县，由于即使是丰年本地产粮只够三个月消费，在战争初期，外出经商的人纷纷逃回家乡，如在三溪南湾“吾族内开店者收歇回里，帮贸者闲住在家。”[⑷2叶]则更加增大了粮食的短缺程度，加之战争造成粮食贸易与运输基本中断，使粮食的供应很快枯竭。太平军为解决部队给养而进行的横征暴敛造成的后果就特别严重：
“为旌德在三面之中，而我三溪南湾不但大路之边，而且在三叉路口。虽从二月间大村各镇把卡安民，徽宁上下、太邑往来，无日不过往贼兵也。天未明山林躲匿三五日，忍饥饿侯过尽回行。每卡留贼四五十名，除日食溪鱼、肉、菜、油、盐、酒、米、糕饼、洋烟，每月外索洋钱壹贰百元。常有大队贼兵过往，或办餐百数席，或给洋百余元，或贼首寿诞、升官、婚娶，贺礼用洋三五十、七八十未可知也。种种款费各村派出，或照人丁田亩、房间 略好者勒捐。都内百姓何得存生也。至十一年（1861）春，粮食空矣。上等百姓所食麦糊米糠，次者树皮草根。米价每门升四钱六分，小麦三钱六分，大麦粉每 斤一钱八分，六谷粉二钱二分，香油仝盐每两四十二文。锡器每斤十文，熟铁器每斤四文，铜器每斤十四文，新毛蓝、玉色男女褂每件换米三五合矣！此时贼之卡内费也难收，粮亦空矣。复又下乡寻男并富者妇女私刑吊打，或背脊上用香烧，鼻孔内冲烟，悬吊四指，索要埋藏米谷油盐、金银首饰。亦有献者，亦有至死而无者， 难受酷刑而投圹、自缢者多也。”[⑷2、3叶]
    由于断粮，意味着种子也被征或被充饥了，这一年的田地就被迫荒芜。在山区，野生动植物还可抵挡一阵子“上春有树皮百草食之，届冬无此美物。又寻皮靴、皮鞋、皮箱、皮凳烰而食之。叹曰，此物能有几何！”[⑷3叶]但入冬后，特别是大雪后，饥寒交迫，造成平民的大量冻死饿死。
    三、 旌德县战争中人口损失，主要不是死于瘟疫，而是死于饥荒。有的学者对太平战争时期的人口损失作过分析，如“曹树基阐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瘟疫的传播与危害，并以皖南宁国为例，即‘民死于锋镝者十之 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民国《宁国县志》卷14《灾异》]认为，战争中全部人口损失的70%死于瘟疫。这一研究由于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故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⑾笔者依据的这两则资料是同属于长江中下游的旌德县。宁国县与旌德县是相邻县，同属于宁国府管辖，而且地形地貌二者也非常相似——由皖南山区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过度的中间地带。但这两则资料中，战争中人口损失，主要不是死于瘟疫，而是死于饥荒。
    《兵灾记》有一处提到1861年的七八月间，壮年男丁逃往外地大部分死于瘟疫：“往外逃者，上下瘟疫，广宽殁者，十死八九”[⑷3叶]。笔者收藏的《二房赀产清簿》记载有同治二年江北和州“和地贼兵甫退，呈禧 复由饶州过波阳，历一千余里，备尝险阻到和，恰值疫气大行。”⑿ 这说明在旌德县之外的沿江有些地区性瘟疫发生，造成的死亡比例确实非常高。在《旌川杂志》中讲到江村的人口损失，没有讲到瘟疫。这说明，至少在旌德县境内，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全部人口损失的70%死于瘟疫这一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反之这两则资料证明，没有能够外逃的老孺妇女，绝大多数是饿死的。
    咸丰十一年春粮食就空了。春天到秋天，山区还能找到吃的，至少河里的鱼、山上的动物，以及树皮草根，能入口的全用来能充饥。到了1861年冬天的一场大雪之后，平地积雪三四尺，没有任何草皮树根可食，人们只有吃人。先是吃死人，“有病贼死于路傍，过一晚不见其尸，谁知彼近之人拖去食之。”[⑷3叶]“岁暮大雪，数日，村内死者，邻人分而食之。”“村内有一仆，姓汤，号百顺，小名和尚，年约五旬余。俱家十余口，余人俱故，存顺仝二子。逃反久矣，三人俱病在家，贼至不能行。有一甥，姓程名堆，在东山躲反，闻舅死数日，更深下山，意欲埋之。至伊家，见舅头骨鲜存而无肉矣。答曰：饥饿难当，割而食之。甥骂恨回山。过十数日，贼兵过尽，下山又至伊家，见二子亦有骨无肉，闻知邻人割去食之矣！”[⑷3叶]在江村“大祠堂门首，有售人肉者，每块售钱六文。甚磨人骨成粉，水和而嚥之者。”[⑶13叶]饥荒进一步恶化，从吃死人发展到吃活人，这种残景在江村、三溪都有记载：
    江村“族人（江）丙崖、兆棠皆被人食用。兆棠病卧在床，见有持刀来者，因哀之曰：我终为君腹中物，何妨稍缓须臾，待我气绝而后脔割乎！其人曰：待尔气绝矣，我亦饿而气绝矣。亟戕之。咸丰九年，二人与 予同业入泮。丙崖经学湛深，尤足悼惜。又族人心一，身后遗一女，许字王姓，未婚也。乱时王妇携子至予村，与其亲母同居。迨绝食，乃共谋杀其子女以嘬。王先杀其子，女亦为母所杀。又族伯笏廷，以三子全福出嗣胞弟，年已十三矣，为嗣母所食。此三人者，后又不知丧於谁手。古人易子而食，其酷虽同，其情尚有不忍。 今乃骨肉相残，真禽兽不若，虽曰劫运，亦戾气所锺也。”[⑶13、14叶]这种杀亲生子女而食的情景在《兵灾记》中也有记载：     “（三溪）官仓边王姓有一 户，俱家有九口，余人俱故。存一母一女，年约十二三；一幼子，年五六岁。十一年岁暮间，其母向女言曰：大路傍而无人死。吾实饥饿难当，不若将你弟杀而食之。其女惊曰：存弟一脉，望弟成人，何忍杀而食之，绝父嗣也。母有难色，其女思久，泪落如豆，哭曰，母饿难当不如将吾杀而食之，留弟于接后嗣也。其母意欲为之，女复抱弟向母流泪而言曰：吾死之后恐母与弟难久生，母要死在吾弟之前，九泉方有颜见吾父女之面也。言毕，放弟大哭，于头触石而死。母即将女割而食之，十余日，女肉完矣。又饥饿复将子亦杀而食之。”[⑷4叶]俗语说，虎毒不食子，到了杀亲生子而食，可见当时的饥荒到了什么程度。不但如此，当时人们吃人肉已不是为了活命——“每闻食过人肉者，不须百日必死。余曰：何为也？叹曰：饿死气难断矣！”[⑷3叶]——而是饿死太难受了。古代的旧文人，对灾年的由于极度饥饿吃人的事往往用“人相食”一句而带过，少有详细具体的记录。如在徽州关于辛酉年饥荒“绩溪近泾太之乡村，有至于食人者。” [⑻657页]由于此情景酷烈悲惨，与中国古代的儒家的仁义道德反差太大，使封建文人不忍下笔。除此之外还有不详细记录的原因，如《兵灾记》中：“但村内妇女食过人肉者二三十人，亦有尊长亲房叔侄，后嗣现在，俱不便具名。”[⑷3叶]对本族中的人出于忌讳，也不记载。正因为如此，这两则详细记录吃人过程的史料就显得特别稀罕，为研究极度饥荒时期人们的伦理道德的沦丧过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旌德两村的实录可知，咸丰十一年年入冬雪后，是人口损失最多的时候，其主要死因是饥饿。如果度过这一场大雪后的饥荒，则依然可活过来。在江村“同治二年，宁郡克复，皖南渐定，遗民多买牛归耕。贼至，尽为所得，各乡田未栽莳。人皆挑菜掘葛以食。入秋，野草结实如粟米，以手捋取，每人日可一二斗，以作粥饭饼饵，味淡可口，足可疗饥。……次年求之，不可复得。天道好生， 非此则遗黎尽矣！”[⑶15叶]

     结 束 语

    对《兵灾记》和《旌川杂志》这两则文字材料的初步解读，可以推测孙村乡新建村人口的损失，是经过几个阶段逐步损失殆尽。一、从太平军初期入境的“秋毫无犯”到“打先锋”阶段的少数损失；二、经过奉清军之命组织团练，太平军在复仇过程中杀伤的扩大化，使一些男性青壮年死于锋镝。孙村乡的新建、孙村、玉溪、管家桥等村到咸丰十年前后奉清政府的命令组成团练对抗太平军。由于这些村子是大家族的聚集地，战前就有家族武装力量，组成的团练也要凶猛一些，在战争中会对太平军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兵灾记》中说三溪的团练杀了几十名太平军，新建一带的团练杀害的太平军官兵就可能更多。“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太平军匡王赖文鸿部首次攻占县城。闰三月初三太平军进入十八都（今孙村乡一带）旋转战孙村、庙首、朱旺等地，与团练几经恶战，双方都有伤亡。”[⑵ 11页]本文开始时所述1969年当地贫下中农的口述材料中，所谓新建村与德山里的人被“长毛杀光”可能是指两场太平军报复时围歼团练的战役。由于此两处 地形都是四面环山的山坞中，适用于大部队围歼战术，加之旌德的团练是乌合之众，很容易被聚而歼之。加上吕贤基吕锦文父子的原因，这种复仇式的围歼杀伤就更为严重。如吕氏父子故里庙首镇战争前人口达四万余人，遭受太平天国战火后，人口锐减至二千余人，远远超过十存一二的程度。如果新建村也遭到这样程度的人口损失，逃过浩劫的人就所剩无几了。三、剩余的青壮男丁逃往外地大多死于瘟疫；四、留在当地的老孺妇女则绝大多数在咸丰十一年冬春之交时死于“人相食”—— 极度饥荒。关于新建村人口几乎损失殆尽，可能还有其它的特殊原因。要完全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还得依赖文字资料更多地出现。
    总之，《兵灾记》和《旌川杂志》这两则文字资料的发现不仅破解了口述材料中的谜团，也为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新的可信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