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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914年，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 (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前身，现名为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曾四次派吐鲁番考察队前往新疆。前两次分别于1902~1903年和1904~1905年进行，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地区。后两次分别于1906~1907年和1913~1914年进行，考察队在龟兹地区停留了很长时间，从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以及玛扎伯哈等龟兹石窟揭取了大量的壁画，同时还劫掠了雕塑、佛经写本等文物。 德国考察队揭取的壁画中来自克孜尔石窟的最多。在克孜尔石窟第177、213和223A等窟的壁面上至今还存有考察队员巴图斯的题记。 考察队运到德国的新疆文物总称为新疆藏品，由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保管。20世纪20年代中期，博物馆为出版壁画图录，曾将少量壁画与塑像进行义卖，以募集资金。此外，还有少量壁画被勒柯克作为礼品赠送了出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遭到盟军轰炸，位于匡尼希类特街的民俗博物馆保存的壁画损失最多，约占40%。被毁的都是展出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是克孜尔石窟的壁画。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柏林时，劫走了很多文物，其中就包括克孜尔石窟壁画等。这些文物现收藏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直至2008年才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新疆文物陈列中部分面世。 德国考察队在克孜尔石窟究竟揭取了多少壁画，在割挖、包装和运输过程中又损坏了多少，在已发表的资料中并无准确的数据。运回柏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部分已被修复。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52块，328.07平米，出自37个洞窟。长期以来，中外学者都把上述德国公布的数据当作考察队当年揭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实际数量。但是，通过我们在洞窟内测量得知，实际上克孜尔石窟被揭取壁画的面积近500平方米，出自近50个洞窟。当然，这个数据包括日本人和俄国人从克孜尔石窟揭走的壁画，但大部分还是被德国考察队揭走的。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晁华山教授曾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工作两年，对德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出处进行调查与核对，并翻译了德文窟名。《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石窟壁画》和《中国壁画全集》等图册中对德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介绍都是依据晁华山先生的工作。然而，由于当年德国考察队对洞窟的命名缺乏科学性，他们依据窟内壁画的某些特征或内容而给洞窟命名，如“十六佩剑者窟”“航海窟”等，还有一部分是以洞窟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征而命名，如“高位窟”“角落窟”等，也存在重复命名的现象，造成了一些壁画出处混乱。相应地，以上重要资料在介绍德藏克孜尔石窟壁画时也存在一定的出处错误。 从1998年春季开始，新疆龟兹研究院的霍旭初研究员带领业务人员，开始从各类出版的画册中翻拍、收集德藏克孜尔石窟壁画资料，并将这些图片与洞窟内揭取痕迹核对，以纠正过去出版物中的一些错误。 同年秋季，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Marianne Yaldiz访问克孜尔石窟，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由该馆研究人员Chhaya Haeser整理的《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藏3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和272张黑白照片。 2002年9月，霍旭初和赵莉等赴德国柏林参观了印度艺术博物馆，并在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工作了一周，核对了该馆收藏的大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2~2013年，赵莉作为访问学者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作时，与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合作，对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现藏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和核对。这也是新疆龟兹研究院和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合作项目之一，博物馆提供了壁画的高清图片。 通过我们反复实地考察与逐个核对，落实了大部分德藏克孜尔壁画所属的洞窟和原位，纠正了多年来的错误。 现在，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大部分藏在德国，一部分在俄罗斯。还有一部分散见于日本的东京、京都、镰仓、韩国首尔、英国的伦敦、牛津，匈牙利布达佩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底特律等地。 目前，新疆龟兹研究院和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正在合作编撰《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以期为学术界对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尽可能提供较为全面的基础资料。 克孜尔石窟第171窟后甬道右侧壁 善爱乾达婆王及其眷属 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克孜尔石窟第8窟左甬道内侧壁 龟兹供养人 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前壁半圆端面 闻法天人 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券顶 菱格因缘故事 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克孜尔石窟第188窟主室正壁 金刚力士 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克孜尔石窟第188窟主室正壁 供养菩萨 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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