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石印业的一次招标竞争 《图书集成石印比较价目总数》见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
张伟 文汇报2014-07-07第11版 1878年暮秋，申报馆老板美查从国外购得石印机器一台，经过调试，效果良好，遂在这年年底成立点石斋印书局。从1879年初一直到1880年3月，15个月时间印成石印书24种，大受欢迎，其中就包括大卖热销的《康熙字典》缩印本。点石斋因此而大获其利，石印也就此成为申报馆营利的一大热点。 点石斋涉足石印业获得的巨大成功，大大刺激了商界，他们纷纷携巨资杀入石印业，创办书局，印书办报，其中不乏一些大型企业，如蜚英馆、江左书林、扫叶山房等。其中规模最大、印书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创办于1881年的同文书局。创办人之一的徐润晚年曾回忆：“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版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文、康熙字典，不下十数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十数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1927年香山徐氏校印本）徐鸿甫、徐润等创办的同文书局，生产规模达到12台石印机，雇员竟达500人，已俨然一大型生产厂家。同文书局印过众多石印书籍，其中又尤以《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响最大。《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为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系康熙皇三子胤祉奉康熙之命与侍读陈梦雷等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康熙皇帝钦赐书名，雍正皇帝写序，为此冠名“钦定”。此书开编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历时两朝二十八年。全书采集广博，图文并茂，卷帙浩繁，仅目录即达40卷，正文有10000卷，分为5020册，520函，共分6编32典，1亿6000万字，为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因篇幅庞大，当年仅用铜活字排印了64部，除皇宫内府和扬州、镇江、杭州江南三阁各贮藏一部外，惟王公要臣和总编及编书时献书最多者范、鲍、汪、马四家各得一部，外间流传极少，一般读者根本无法看到。因奇货可居，至光绪年间，市场售价已达银13000两，学界众人只闻其名而不得一观，需求殷切。有鉴于此，同文书局早在光绪九年（1883）就曾有意影印此书，因考虑到此书篇幅过于浩繁，而读者需求不一，同文书局特拟定了四个方案，制定计划书向社会征求意见并招股征订，还印成实样样本散发，供大家参考。每种方案因字号大小而册数多寡不一，书价也因此而各异：“袖珍本小字，每股计银一百二十两；字稍放大，版亦较阔，每股计银二百两；即以原书照印仿古香斋式样者，每股计银三百两；字大行疏如本局现印廿四史款式者，每股计银三百六十两。凡欲预定是书者请先检定何样书式最合尊意，即行布知，本局当准舍寡从众之例，以定指归。”而最后读者预订最多的却是“同文”临时增加的“较袖珍本字略放大，预计缩成一千二百本”的方案，“照此式样每股收银一百七十两”（《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及二十四史样本》，1883）。同文书局的这个计划最终似未能得到实施，但很快它就迎来了另一个更好的机会。1890年，清廷拟照雍正铜活字本原样影印《古今图书集成》，下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具体操办。此事在“清内府档案”中有详细记载，节录于右：“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臣奕劻奉谕旨：着照殿版式样石印《图书集成》。臣等查石印书籍以上海商人办理最为熟悉，当即电知上海道聂缉椝就近饬商估计，详细声复，以凭办理。”（《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石印书籍酌拟办法恭摺仰祈圣鉴事》，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下>，广陵书社2007年11月）聂缉椝接令后立即派人作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印书成本“以印书之多寡、纸张之大小为断”。也即石印书印量越大、缩印尺寸越小价格就越便宜。为表公正清廉，聂缉椝还组织了投标，进入最终角逐行列的是上海的两家石印业大企业：同文书局和鸿文书局。这份标书最近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怀档案中发现，再现了当年石印业的激烈竞争。标书以印六十部、一百部、五百部为三个标的，由两家企业分别出价： 一百部： 同文三十万二千九十两七钱，每部三千二十两九钱七厘 鸿文二十五万九千九百十三两二钱，每部二千五百九十九两一钱三分 共少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七两五钱，每部少四百二十一两七钱七分七厘 六十部： 同文二十八万六百八两，每部四千六百七十六两八钱 鸿文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八十三两三钱二分，每部三千九百二十六两三钱八分九厘 共少四万五千二十四两六钱八分，每部少七百五十两四钱一分二厘 五百部： 同文五十二万八千二百十六两二钱八分，每部一千五十六两四钱三分三厘 鸿文四十七万七千七百八十五两，每部九百五十五两五钱七分 共少五万四百三十一两二钱八分，每部少一百两八钱六分三厘 以上均印连泗纸计算，如印料半纸，每部均加银四百九十二两（《图书集成石印比较价目总数》，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044066-2）如单纯以价格多寡论，则理应“鸿文”胜出，事实上鸿文书局的老板凌佩卿还走了盛宣怀和聂缉椝的门路，向他们打了招呼，并用连泗纸和料半纸印了样本呈上。（凌佩卿致盛宣怀信，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044066-1）但情况却绝非那么简单，招标者要综合考虑出标者的生产能力、设备新旧、技术高低以及人脉关系等各个方面，而这一切，徐润的同文书局的综合优势显然更为明显。结果，在这场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同文”笑到了最后。据清廷内府档案载，双方最终议定的结果是：“现与同文书局核实估计，议用料半开三纸，照殿版原式刷印一百部，每部计价规平银三千五百余两。惟料半纸出于安徽，常年制造为数无多，此书卷帙浩繁，必须添造，约计须以三年为期，方能供用，议即立即三年，令其印齐。先行购买殿版原书一部，以为描润照印底本，另给价银一万三千两，事竣仍将原书呈缴，并于一百部之外，报效黄绫本一部，不给价值。臣等公同商酌，所议尚属妥协，拟请旨饬下两江总督，督饬该道照议办理，并由该督遴派正途出身，精细勤慎之员前往驻局，逐篇详校，以臻完善。所需印书百部，价银共计规平银三十五万一千余两，暂由出使经费内提用，书成之后由臣等奏明，请旨留用若干部，令其运京。此外若干部令该道暂行存储，由两江督臣知照京外各衙门，如有学宫书院拟购此书者，即由该处按照每部三千五百余两备价承领；其官绅中有愿备价承领者亦听其便。此项承领价银即解缴江海关道库，归还原款，并随时报知臣衙门存案。如此办理，成书不致过迟，用款亦不致多费，较之木刻摆印实属事半功倍。”（《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石印书籍酌拟办法恭摺仰祈圣鉴事》，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下>，广陵书社2007年11月）显然，清廷方面完全接受了同文书局的出标条件：即以安徽料半纸照殿版原样印一百部，每部书价三千五百余两。按此书价再对照“同文”1883年拟定的“按原书照印”，每部计银三百两的定价，可以推算，“同文”当年准备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的印数起码在一千部以上，如此书价才可能维持在每部三百两的水准。 同文书局1890年拿到清廷按雍正殿版原样石印《古今图书集成》一百部的订单，1891年开印，至1893年全部印齐，当年即解运北京（徐润在1927年版《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回忆：同文书局创办于1882年，1891年拿到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定单，1892年开印，1894年印齐。所述具体年份均比实际晚了一年，未知何故）。据传，因《古今图书集成》篇幅庞大，印刷周期偏长，故“同文”只能分批运送。第一批五十部安抵北京后，1893年6月，同文书局不慎发生火灾，除机器设备外，将第二批尚未起运的五十部“集成”也被全部焚毁，这可能也是目前“同文”版“集成”比“雍正”版“集成”存世还要稀少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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