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在陕西出土。这座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地下军团”，以其举世罕见的阵容轰动了世界,也推进了秦史的研究。 众多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秦人有四大陵园区。到1987年，秦人四大陵园中的二、三、四陵园，即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临潼秦始皇陵园都在陕西先后发现，唯有秦人的第一陵园一直难觅踪影。学术界出于研究的需要，地方政府出于旅游业的开发，都在积极寻找。长达近十年的寻访，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秦人的第一陵园究竟在哪里？ 《史记·秦本记》记载，秦的祖先最初居住在“西犬丘”，因牧马有功，且在与西戎的战争中视死如归，所向披靡，被西周王朝封地授侯，得以建立秦国。“西犬丘”实际上是秦族、秦文化的发祥地和根基所在。《史记》之后的史书，所记载的“犬丘有两个”。一个在今天的陕西省，一个在今甘肃省。确定“西犬丘”的准确位置，是解开秦人第一陵园在何处的关键。 1919年，甘肃礼县红河乡出土的青铜器——秦公簋曾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广泛关注。这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宝，是先秦时期著名的青铜器，上有铭文105个。70年前，这只秦公簋几经周折传至北京，著名学者王国维、郭沫若等人撰文考证，认定秦公簋是秦肇始文明的最重要实物证据之一。 王国维参照《水经·漾水注》的说法，认为秦的早期都邑西垂就是“汉陇西郡之西县”。西县，是汉代县治，就是今天的礼县。但王国维本人并未到礼县做过实地调查。他的论证，仅仅是依据历史资料的推断。另有学者则认为，秦人第一陵园西犬丘是陕西宝鸡的西山。这两种意见，都因为没有实物充分证实，只能成为推测秦人第一陵园所在地的参考。 王国维和郭沫若等大师难以预料的是，上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的被盗和发掘，意外地证明了他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西犬丘，就在甘肃礼县。这里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重要都邑，是秦先祖、秦早期文化的发祥地，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祖先的“老家”。礼县被盗掘得秦公大墓，就是秦人的第一陵区——西垂陵区。 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重点调查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新发现的数十处早期秦文化遗址。 2006年9月初，联合考古队进驻大堡子山，发掘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大堡子山位于礼县永坪乡和永兴乡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隔河与南岸的山坪城址相对，西侧有永坪河自北而南注入西汉水。西汉水以东的河谷平坦开阔，一马平川；以西则山势险峻，狭窄蜿蜒。墓葬遗址西面、南面石壁陡峭、不可攀登，东面较缓，北面与起伏的群山相连接，遗址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 从地理位置上看，大堡子山“两河加一山”独特地势，完全符合先秦贵族选择陵园的“风水”取向。 在被盗秦公大墓的西南角,联合考课题组古队发掘出了一处建筑遗址。遗址南北长107米，东西宽16.4米，建筑基址四周为夯土围墙，中间有18个大型柱础石，每一个的直径都接近一米。西墙地面以上残高20至60厘米，墙宽1.5米左右，地下基础宽约3米；东墙、北墙以及南墙东半部只剩地基部分，宽2至3米左右。从地层堆积和夯土内的包含物看，这个建筑规模宏大，大约始建于西周晚期春秋初，战国时期废弃，汉代遭到严重破坏。现代因修整梯地，东墙地上部分完全被毁。专家认定，这个建筑应是秦人的大型府库类建筑。 联合考古队又在被盗秦公大墓西南20余米处发掘出了一个祭祀遗迹，4座人祭坑、6个灰坑和1座乐器坑。 人祭坑里有一具年龄约为35岁的女性尸骨和一具中年男性尸骨，还有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专家认为，这种用人来当作祭祀的祭品，可能是用于祭祀地神，非常符合秦朝时期的历史特征。 在一座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乐器坑内，南北两侧排列着乐器。南侧为铜钟镈与钟架，北侧为石磬与磬架。属于春秋早期3个铜镈和8个甬钟，在坑道里一字排开，外观完整，锈色深绿，纹饰华贵，一出土就成为这次发掘中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铜钟镈由西向东、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在3件镈上或一侧发现3件铜虎。镈、钟上附有铜挂钟，置放在镈、钟之上或一侧。镈和甬钟的表面还有残留的布纹。 在20世纪末期礼县的古墓浩劫中，这些国宝与盗贼擦肩而过，侥幸留存，实乃不幸中之大幸。 在钟架的一侧，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组石磬，共10件，按照有东向西、由大到小的方式排列。石磬的上方是磬架，这组石磬很有可能就直接悬挂在磬架。 出土的编钟保存非常完好，礼县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做了编钟奏乐演示，编钟发出音的响清脆悦耳，美妙动听。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朱东生教授说，秦公大墓出土的这11件铜钟镈乐器，音域、石磬宽到3个多8度，铜钟镈的音色和音质、音准都非常好，可以演奏很多器乐。古人对器乐的排列，是按宫商角徵羽编造的。用现在的简谱表示，就是哆来咪嗦啦这五个音组成的。用这五个音，就可以演奏很多乐曲。 过去，一些研究秦国音乐史的专家认为，秦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只有17年，秦国的音乐不可能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达到某种高度。这次出土的钟镈和石磬，证明在春秋时期，秦人就已形成了自己的音乐传统，秦国宫廷里钟罄齐鸣，乐队气魄宏伟。 兰州城市学院赵小钧教授说，在通行的中国音乐、美学的史料里，都是把先秦音乐和汉族的音乐放在一起来谈，提到秦音乐的时候都是一带而过，说没有留下印记，也没有大的贡献。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秦早期乐器，尤其是这些编钟和编磬，证明秦早期的音乐是非常辉煌的。所以我们的教材、论著对这一段音乐的历史应予以纠正。 祭祀坑和乐器坑作为秦公大墓的附属，尚且有如此高规格的文物出土，在与此相距不过20多米的、两座被盗一空的秦公大墓内，应该有更加美轮美奂的器物存在。 大堡子山下的一位农民是当年盗墓事件的见证者。他见过盗墓者挖出的三个青铜镈：比农户家用的酸菜缸还要大，其中的一个高过一米，要四个人才能抬起来。挖墓的人用三根铁锹把，穿进镈里，用了死劲才拽出来。镈上的高浮雕纹饰突出20多公分，镈顶的四个杆子上缠着龙凤，粗线条的纹饰套着有细线条的纹饰，“真正讲究死了”。有一个鼎里装着三个铜瓶，为取瓶把鼎给砸了。一个千斤重的石磬，比人还高，抱不动，也砸了。 赵小钧教授推测，编磬和钟镈，是金石乐器，互为阴阳。盗墓者挖出来的铜镈如此巨大，没挖出来的会更大；估计那个被砸碎的石磬高达1.8米以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辉所长也同意这个看法，他说，在清理发掘现场，考古队曾挖出过一个直径20过分以上的顶腿。照常理推算，那个鼎的直径和分量很大。 礼县大堡子山上秦公大墓出土了多少文物，有多少流散到了国内外，谁都无法统计具体的数字。人们对流失文物的想象与怀念，多半依赖当地人的讲述。那些讲述也许有自诩的成分，但极有可能是真实的。或许有那么一天，这些文物会走出密室，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没有人能够预言那个日子，但可以肯定，这些文物的出现，必将会引起考古和收藏界的震动。 法国收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收藏有甘肃礼县出土的六十余片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1994年，为了在两年一度的巴黎古董展览会展出这些文物，戴迪为展览会印制了图册《秦族黄金》。 在该书的序言里，戴迪用流利的繁体中文写到：“一个难得的天赐良机，让我获得了如此罕见的珍宝。”他得到的珍宝中，最珍贵的一定是出自秦公大墓的通长41厘米、高16厘米的两只金虎。 戴迪是通过何种“天赐良机”， “获得了如此罕见的珍宝”？这个过程的背后，肯定掩藏着一些不为人知、但人人皆知的违法故事。有人传说同时出土了八对十六只金虎，出了戴迪得到的这一对，另外的十四只又流落谁家？对于局外人而言，这也许将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开的秘密。 1993年12月23日，戴迪收藏的这批文物，在苏黎世联邦科技研究所做了碳14测定，标本年代表明，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的铸造年代约在公元前943年之791年，距今2805年至2700年左右。 至于秦人黄金的来源，戴迪认为，早在公元前9世纪，秦人已经从中亚得到黄金。“对秦族当日使用的黄金的来源的问题的分析，可能会将中亚地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的已知年代推早七、八百年。这些黄金原料很可能是后来所称的“丝绸之路”上最早的商业交流的物证。” 应戴迪的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参观了1994年在巴黎古董展览会上展出的秦早期黄金器物。对于黄金的来源，他认为可能是出产于河西走廊或阿勒泰地区。这也意味着秦人在公元前八、九世纪已与西域甚至西亚交通贸易了，这比汉武帝凿通西域要早七、八百年。 著名先秦文学专家、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先生认为，丝绸之路并不是从汉代开始的，先秦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开辟了这条商贸之路。香港学者、国学大师饶宗颐也持同一观点，认为丝绸之路开辟与先秦。秦人的黄金饰物的纹饰，受到了中亚地区的影响。 如果这种结论能够得到实物和史料证实，秦人的外贸历史将会重写。 也有学者认为，礼县自古就是秦陇和巴蜀的交通要道，不能排除黄金来自四川的因素。考古学者证实，秦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黄金制品，时代远远早于大堡子山的秦公大墓。 事实上，礼县本地就出产黄金，矿点多、品位高，现在也是省年产万两的黄金大县。这对于秦人黄金的来源，又该作何解释？秦人的黄金，是对外贸易换来的？还是出自礼县？这也是一个莫衷一是的悬疑。 无论黄金来自何处，但秦人大量使用黄金装饰棺椁等器物的做法，证明在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的600年之前，秦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 秦人用黄金装饰棺椁，有悖于周王朝的礼制，在当时是一种僭越行为。有专家认为，早期秦人蔑视传统制度，置周王朝礼法于不顾。正式这种与生俱来的、敢于反传统的强悍性格，使秦人从甘陇一带出发，一步步向东挺进，创造了秦族、秦国、秦朝的辉煌发展史，对中国历史给予了深远的影响。 秦公大墓里出土的兵器，展现了秦人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和尚武勇猛的民族性格。 一把折断了剑头的铁剑，残存的剑身长度还有一米零七。铁剑严重锈蚀，一动就会掉渣，但剑刃依旧锋芒毕露。当年的秦始皇，被燕国的刺客荆轲追杀时，拔不出的长剑，也许就是长度类似于这把宝剑。 秦人以养马起家，马匹和车仗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考古人员在清理秦公大墓及其周围的墓葬时发现，这些墓葬都有车马坑。殉葬车马的主人在下葬之际，和他生前喜爱的车马一同被埋入黄土之中。 秦公大墓出土的青铜错金银车辖，纹饰繁复。马嚼子两侧的鱼形镳，匠心独具。秦人对车马的器重和喜爱，从这些昂贵精致的饰物上就可见一斑。 强盛的国力、剽悍的种族、锐利的兵器和众多马匹战车，成了秦人由西往东攻伐扩张的制胜法宝。当中原诸侯王国还沉迷于步兵作战的时候，秦人的隆隆战车以无法阻挡的攻势，朝着一统天下的目标卷土而来。 公元前221年，秦人的后裔——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秦始皇称帝15年之后，这个短命的帝国就被揭竿而起的农民大军埋葬。 随着秦王朝的灭亡，和这个帝国有关的许多历史真相也逐渐模糊。尤其是很少见诸于文献记载的秦人在建国以前的历史，一直困扰并吸引着学术界。秦西垂陵区的发现，为解开这些历史之谜提供了线索和实物依据，具有非常的意义。 原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主任、先秦史学者祝中熹先生说，过去，中国史学界对秦人早期的历史比较轻视，好多著作都不谈这个问题，或者是几笔带过。西垂陵区发现后不仅在地域的分布上，而且在时间的顺序上，找回了一个重要的环节，解决了许多问题：关于秦人的来源、秦文化的发展高度、秦国青铜器的发展轨迹等好多问题，现在的研究高度比西垂陵区发现之前提高了很多，也再一次证明了《史记》是一部信史，其中关于嬴秦早期活动的记载，是完全可靠的。 司马迁《史记》记载：“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就是秦人的祖先，由大业开始，秦人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秦人把自己和鸟卵联系在一起、以凤凰鸟为图腾的史料，也见诸于《国语》、《左传》等史籍。有人以礼县大堡子山出土黄金饰片上的鸱枭为例，结合秦人的剽悍不驯，认为凶猛的鸱枭是秦人的图腾，这样会更加符合秦人的性格，也为他们在棺椁上装饰鸱枭金片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早期联合考古队在礼县发掘了的8处周秦文化遗址，它们与距今4000年的寺洼文化遗址明显分开但又紧密相连，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景象。 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其创造者是当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西戎”民族。考古队调查发现：这里除周秦外，都属于寺洼文化，遗迹有22处之多。寺洼文化陶器多为双马鞍口罐、带划纹的簋式豆、无耳高领罐、双耳罐、鬲等。参照其他地区的寺洼文化年代，估计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年代是从西周早期前后延续到春秋时期，基本与当地周秦文化遗存的时代是重合的。从出土实物分析，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寺洼文化创造者，就是与“在西戎保西垂”的秦人经年战事不休，厮杀不止，发生过许许多多纠葛的“西戎”民族。 “西戎”是对远古至秦汉时代西部少数民族的统称。汉代以前，西部的少数民族很多，主要的是羌族、氐族。 礼县地处长江中上游区域，古代是一片浅海湾。沧桑变迁后，古老的地理遗存成为现在的美丽山峦。礼县秦人西垂陵区的发现以及紧密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给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方史、地理学等专家学者提供了更宽泛的思考空间。 秦人第一陵园和“西犬丘”两大千古谜团的解开，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空白，系统可靠地解释了秦人由西垂发祥、到雍城发展、在咸阳的壮大进而灭掉六国、统一全国的历史渊源。考古队发掘出来器物，对研究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金、铸造、礼制、陵寝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的空白。 礼县出土的青铜诸器上，多数自铭“秦公”：秦公簋、秦公壶、秦公鼎。但因为墓葬中文物的大量流失，考古工作者始终无法确认这座秦公大墓的主人。那么，大堡子山的秦公大墓里埋葬的究竟是哪位秦公呢？《史记》记载，秦国有两位国君葬于西垂。他们分别是秦襄公、秦文公。目前考古学和历史学专家已一致确认：大堡子山古墓就是秦公墓，其墓主可能是庄公、襄公或文公。 有人认为，礼县大堡子山墓地二号墓的墓主是秦襄公，三号墓的主人是襄公夫人。其论据主要是，秦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有浓郁的西周晚期风格，存在着和秦文公所处的时代有着时间上的差异。“秦公”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还不能确定。 2006年9月，联合考古队发掘出土了三只钟镈，形制和纹饰相同。镈身布满龙纹图案，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5．2厘米，通宽49．3厘米，鼓部铸有6行28字铭文：秦子乍宝和钟，以其三镈，厥音钵钵雍雍。秦子吮豁在位，眉寿万年无疆。这个钟镈上出现的“秦子”，显然就是这套铜钟镈的主人。他又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和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主人是什么关系？ 近年来，海内外已经发现了多件署名“秦子”的器物，其中的大部分出自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的秦公大墓。学者们认为，有“秦子”铭文的器物，属于春秋早期。但笼统的“春秋早期”，时间跨度最少也有三四十年。在君位更换比较频繁的情况下，秦子可能不止一个。 “秦公”没有确定，“秦子”又成为难题。这就是秦西垂陵区发现后给学术带来的诸多难题的一个缩影。 原甘肃省博物馆原历史考古部主任、秦史学者祝中熹说：大堡子山发现的两个大墓，按照《史记》的记载，埋葬在西垂陵区的还有秦庄公。再往前推，秦先祖非子之前，还有大骆，包括大骆内，非子以前的秦国国君都生活在西北地区，他们的墓葬到底在何处？例如，秦国的国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垂、西犬丘，到底在什么地方？陵区在大堡子山，秦人的国都离大堡子山不远，但到底在哪里？ 秦西垂陵区出给学术界的所有难题可以归结在一个核心问题上，那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现在礼县大堡子山的疯狂盗墓事件。 2006年，联合考古队在礼县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墓葬400多座以及零散分布的文化堆积层，足以证明礼县文化遗存丰富，还有许多历史的真相深埋在地下。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李学勤先生在《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中写道：“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 现在，被盗的车马坑和秦公大墓的二号墓、三号墓已经被回填，遗址上年年生长着青青的麦苗。 面对被劫掠过的墓葬遗址，面对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想象那些流失在海内外的不知数量的珍贵文物，令人心痛的不仅是毁坏了一处两千多年前秦人的墓葬，也不仅是一处被洗劫一空的秦公大墓；被盗掘的，是一段珍贵无比的中国历史，是一段华夏民族的传承密码；留给后世的，更是无法弥补的文化损失，是令人痛彻肺腑的千古遗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