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青山 来源：风流年代（fengliutimes）原创
风流君说：
中国历史上贵族的黄金时代，只是出现在先秦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贵族社会发展的顶峰，此后，皇权取得决定性胜利，贵族日益式微。而兴盛数百年的琅琊王氏，可谓是所有贵族中的第一豪族。笔者曾对琅琊王氏作了一番深入的资料探究和脉络归纳，并形成数万文字。自今日始，分若干章节予以连载，希望引来感兴趣朋友们的拍砖。
【前言】琅琊王氏：一个梦幻家族的巅峰之作
这是一个宰相辈出的家族，这是一个横跨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簪缨世家，这是中国的第一豪族。
这个家族拥有一把神秘的传世宝刀，在一个神奇的预言下，一代代传刀人将宝刀传了三百年。
这个家族以儒学起家，以孝悌播远，然后以谈玄奠定头等士族的地位，以玄儒双修开启中国的门阀政治时代，最后又致力于回归儒学正统。当其处于巅峰状态，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
这个家族拥有独到的家法，家族子弟与世推迁，平流进取，他们追求权势，但绝不觊觎皇位；当权势过盛时，就会主动损益保家。
这个家族子孙绳绳、瓜瓞绵绵，有“卧冰求鲤”的至孝王祥，有号称清谈领袖的名士王衍，有一手开创东晋半壁江山的名相王导，有旷古绝后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还有为频繁更替的南朝新皇传递玉玺的王氏群像……他们共同演绎出来的一部家族史，宣示着一个“不王而王”的至深哲学。
事实上，这部家族史更是一部中国贵族史的精华版，但当门阀士族阶层这一特殊的现象退出历史舞台后，琅琊王氏也就回归到普通百姓的层面了。
所以才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开基祖王吉：罢黜百家后的一代纯儒
谏议大夫一官在秦朝即有设立，为郎中令属官，专掌论议。汉初废置，元狩五年（前118年）复置，属光禄勋（郎中令改名），秩六百石。官位定品之后，谏议大夫品级在各朝有所不同，一般在正五品和正四品之间。
他一生致力于儒学的推广和实践，给早期的琅琊王氏打上浓重的儒学色彩
王吉（？-公元前48年），字子阳，西汉人，历武帝、昭帝、宣帝、元帝四朝，世居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市东北），官至谏议大夫，被尊为琅琊王氏的开基始祖。他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兴起的一代纯儒，为了倡行经学和礼制，他廉正敢谏，屡经挫折而不悔，在当时和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王吉之子王骏、孙王崇在西汉末年都曾位登三公，他们祖孙三人创造了琅琊王氏兴起之际的短暂辉煌。
琅琊地望的第一次闪耀 按照历来的说法，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一样，都是出自太子晋之后，二者前身的分岔，出现在王翦的孙子王离之时。王离长子王元和次子王威，在秦末乱世搬迁到琅琊皋虞居住；后来次子王威又搬离皋虞，到了太原郡，在那里开创太原王氏；而长子王元则一直定居在皋虞，后世发展成为琅琊王氏。 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王元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寻，经过几十年，他大概在皋虞这个地方平静地谢世。他的后几代，也没有什么显达，直到西汉中后期王吉的出世，这支王氏才开始见于史载。据琅琊王氏自撰的世系表，从王元到王吉之间的传承链条是这样的： 王元→王忠→王浑→王曜→王袭→王吉 从这个传承关系来看，王吉是王元的第六世孙。由此上推，他应是王翦的第九世孙，太子晋的第二十三世孙。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唐书》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 《新唐书》是记载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由宋祁、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廿四史中唯一的记录帝室王族之外谱系的巨表，共收入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八姓的世系，记录了唐代人物数万名。 但是，王吉以上、王元以下世系传承关系中的人物，没有一个见于载有《王吉传》的《汉书》，不仅如此，就是在颇多附会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没有这么详尽的记载，而且《新唐书》与琅琊王氏的自撰世系表还有互为矛盾的地方。譬如，前者说王吉是王元的四世孙，而后者显示的却是六世孙。 如同太原王氏不把王威尊为开基始祖一样，琅琊王氏也没有把王元尊为开基始祖，而把王吉尊为开基始祖。之所以这样，大概有两个原因：一、王元是不见于汉代史书记载的一个人物，而王吉则是《汉书》中记载的一个很有名望的儒士，所谓郡望，一定是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显达得令人仰望，王吉在这一支王氏中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二、虽然王元最早迁到琅琊，但他居住在皋虞，《新唐书》显示，直到王吉时才迁居临沂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而琅琊王氏一直把南仁里作为他们的地望，所以尊王吉为开基始祖似乎更合乎情理。 但是，这里又出现一个疑问，《汉书》中只说王吉是琅琊皋虞人，并没有说他后来搬到了其他地方；说他搬到临沂的，仅仅是《新唐书》的记载。琅琊郡是秦朝推行郡县制时设立的，西汉时郡、国并行，原琅琊郡分成包括琅琊国在内的好几个郡国，皋虞和临沂大都包括在琅琊国内。皋虞的地盘在今天山东即墨市东北，在那里，至今还保留着王吉墓群。王吉墓群有26座坟墓，占地50万平方米。据称，除了王吉，他的儿子王骏、孙子王崇都葬在这里。这说明，王吉一族直到孙子辈手里都还没有搬离过皋虞。有专家认为，王吉后世搬到临沂，是东汉时候的事情，《新唐书》将这次搬家提前，未免带有因事设人的味道。尽管有这么多的错漏，王吉作为琅琊王氏开基始祖的地位却是公认的，正是因为他和他的祖孙三代在西汉时期所形成的“累世之美”，才使得琅琊境内的王氏家族第一次闪耀于历史前台。
王吉墓群位于即墨市温泉镇西皋虞村西北处，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00余米，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墓群中央曾建有一座王公庙，内祀汉代王吉、王骏、王崇的牌位，今庙已废祀，基址尚存。1982年被青岛市列为市级重点保护单位。
王吉，字子阳，他的准确生年已不可考，根据推测，应出生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6年在位）后期，历武帝、昭帝、宣帝和元帝四朝，卒于汉元帝上任的初元元年，即公元前48年。根据《汉书》的记载，王吉在早年通过举孝廉进入仕途，主要担任过云阳县令、昌邑王中尉、益州刺史、博士、谏议大夫等职，他廉洁奉公，耿直敢谏，由此招来仕途的多艰，后半生很长时间都归隐乡里。他之所以能后世留名，主要是基于他在颂扬儒学方面的矢志不移。
“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推举的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
三篇奏疏串起的颠簸仕途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就取得了在思想文化界的正统和主导地位。汉武帝批准在京师长安设立太学，教授五经，吸引大批全国各地的贵家子弟来此求学，早年的王吉就是这批子弟中的一员。从史载来看，他是携妻子一起来到长安的。就像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旁边租房考研一样，王吉在长安也是租房学习，结果引出一段故事来。王吉租的房子恰好与房东隔着一道墙，有一天，他的妻子看到房东家的枣树枝叶伸到了墙的这边来，上面垂满了枣子，就伸手摘了几颗，拿给王吉尝。王吉当时并不知道这枣子是买的还是偷摘的，就吃了，后来才知道真相。知道真相后，他采取的措施是，休掉妻子。休妻的事传到房东的耳朵里，房东觉得很过意不去，认为是自己的枣树惹得祸，就要把枣树砍掉。这时，周围的邻居们全跑过来，他们一边劝房东别砍树，一边劝王吉把妻子接回来。好在王吉听人劝，他真的就把妻子接回来了，最后重归于好。这样，在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区，就流传开来一句顺口溜：“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故事反映，从很早的时候起，王吉就树立了按照儒家礼治思想和道德规范行事的坚定志向。
王吉推行儒学，集中反映在他流传于后世的三篇奏疏上，这三篇奏疏，两篇是上给昌邑王刘贺的，一篇是上给汉宣帝刘珣的。 王吉任汉昌邑王的中尉，是在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6年-前74年在位）时期，中尉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王国内的兵马。昌邑国位于今山东巨野县南，昌邑王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汉昭帝的侄儿，此人一向骄奢淫逸，尤喜游猎无度，他手下的人只知溜须拍马，唯有王吉和王国内的郎中令龚遂每每引经据典，陈说厉害，甚至声泪俱下地进行规劝。王吉写了一篇《上疏谏昌邑王》，整篇奏疏都在援引经书中所倡导的古礼，要求刘贺懂得儒家的治世修身之道。刘贺哪里听得进去，他依然我行我素。
《全汉文》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之一集，共收录作者约三百三十四人的文章，由清代严可均辑撰。王吉流传于后世的三篇奏疏俱收于此书。 但这样的人偏偏能碰到好运，公元前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驾崩，由于没有子嗣，当时独揽大权的大将军霍光与群臣计议，决定立昌邑王为皇帝。消息传到昌邑国，刘贺欣喜若狂。王吉深知刘贺的德行，他赶忙又上了一封《奏疏戒昌邑王》，指出昭帝新丧，刘贺应该表现出悲痛的样子，要对即将到来的帝王大业表现出一种慎重来，尤其要对劳苦功高的霍光表示出敬重。刘贺根本顾不了这些，为了早日到达长安，他一路狂奔，累死马匹无数。刚到长安，他就把他的二百多名手下全部封官进爵。他向全国发出诏令，短短时间之内，要求各地为他办的私事就多达1127件。他不顾尚处居丧期间，每天饮酒取乐，玩狗斗马，还大肆淫乱昭帝宫女。眼看形势不对，霍光与太后商量，果断下手，废除了刘贺的皇帝位。这个毫无理智的家伙只当了27天皇帝，即被遣送回家，他带到长安的臣属因为“不举奏王罪过”，被统统下狱诛灭，只有王吉和龚遂，因为有曾谏诤的记录，免死削发，罚去修筑城墙。这次事件对王吉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告诫他的子孙，从此“毋为王国吏”。
《汉书》说昌邑王乘传车赶奔长安，日中时（正午一点）起程，晡时（下午三四点）已“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折合今制，昌邑王的车速在每小时15公里以上，这在火车问世前可谓一个极限速度，难怪跟班们策马狂追，竟至坐骑疲毙，躺倒一路。 汉代传车已不可见，各地汉墓不时出土有轺车，是替代真车真马下葬的车偶。它是汉律规定的传车车型。 刘贺被废后，霍光立汉武帝的曾孙、在民间长大的刘珣为帝，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上台后，曾先后两次召集儒士讨论五经异同；他还不计前科，征召王吉做官。王吉从益州刺史，做到太学博士、谏议大夫。就在谏议大夫任上，他写出了《上宣帝疏言得失》。在这篇奏疏里，他秉承此前的一贯主张，向皇帝推销儒家的治世思想；他引用孔子的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大谈特谈儒家的礼治秩序。他尤其强调“夫为妻纲”这一条夫妇之礼，其中提到列侯娶公主为妻，结果变成“使男事女，夫拙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他要求当今的皇室嫁女，应该像当年帝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虞舜那样，使女儿始终跟随自己的丈夫。他还说到，皇帝对待外戚，可以多给财物，而不可许以官位。
礼是我国封建时代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儒礼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社会秩序便可稳定，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因此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但出乎意料的是，汉宣帝对王吉的谏言反应很冷淡，认为这是“迂阔”之言，是以古非今的“俗儒”之论。王吉其实不知道，汉宣帝虽然重儒，但他实际上是推行“外儒内法”、王道和霸道杂用的。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汉宣帝有一次和他的太子刘奭一块吃饭，刘奭对父皇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作色回答：“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他认为儒生以“名实”蛊惑人心，使人不懂得遵守法度，是不堪大用的。为了这事，汉宣帝差点把刘奭的太子位给废了。 因为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采纳，王吉很失望，他便借口生病，辞职回琅琊老家隐居去了。据推测，王吉隐居的时间，长达十多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这就是汉元帝。相对来说，汉元帝的重儒思想要重得多，就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前48年，他征召王吉入朝为官。与他同时被征的还有另一名经学名士贡禹，史载贡禹与王吉一直是好朋友，当时流行一句话，叫“王阳在位，贡公弹冠”，意谓王吉要当官了，贡禹也把帽子上的灰尘弹弹，准备去赴任，后来由这一句流行语衍生出一个成语：弹冠相庆。只是可惜，后来贡禹赶到朝廷，做成了官，而王吉却在半路上生病去世了。他一生的宏愿终究未能得以实现。
三代积起“累世之美” 王吉的官位不高，且时断时续，他的崇儒之志也未得实现，但他的声名在当世就颇有影响，后世学者评价他是一代“纯儒”，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儒士。 王吉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他的儿孙辈，他的儿子王骏主要活跃在汉元帝和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时期，王骏的出仕之道几乎与王吉如出一辙，也是通过举孝廉进入官场的。由于有王吉的令名在前，王骏曾得多位显宦举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经学家匡衡就是举荐者之一，通过匡衡的举荐，王骏成为谏议大夫，达到他父亲当年的官位。不过，匡衡后来任宰相，王骏却反过来奏免他。抛开个人恩怨不说，王骏为政直谏、不避势利的性格，应该酷似乃父。
匡衡，生卒年不详，字稚圭，东海郡承县（今山东临沂市苍山县匡王村）人，他幼年好学，勤奋努力，据《西京杂记》载：“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凿壁偷光”这个成语即来源于此。 王骏后来还做过京兆尹，官声颇好，最后做到御史大夫，在当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为“三公”，王骏已是位登三公。据载，在早年，王骏的妻子死了，他不再继娶，反映了一个儒者以道德纯正处世的一面。 王骏的儿子王崇大约与太原王氏的开基始祖王霸生活在同一时期，即两汉之际。他先后在地方作过刺史、郡守，汉哀帝刘欣（公元前7年-前1年在位）时期，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像王骏一样位登三公。但王崇后来一度被降职，到汉平帝刘衎（公元前1年-公元5年在位）时，王莽独揽大权，将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王崇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大司空，封扶平侯，可谓二登三公之位。但王崇的这次任职时间并不长，他像王霸一样，很看不惯王莽的篡位举动，便以病辞职，归隐乡里。
这种平雕四叶八凤纹形的铜镜在汉代十分常见，但铭有“位至三公”这四字的铜镜却并不多见。 《汉书》中的王吉本传说，从王吉、王骏到王崇，王氏祖孙三代为官期间，都极为清廉自守，不积余财，离官去职回到家里，则是布衣疏食，为天下人所叹服。王吉祖孙不积余财，却仅仅经历三代，就蓄积起了为时人称道的“累世之美”，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以致魏晋时候的琅琊王氏，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都会带着十分自豪的口吻说：我是“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 但自王崇之后，琅琊王氏却变得衰没不显，它的烜赫时代，需要经过两百年的沉寂之后才能到来。 风流年代看风流人物。还没关注此号？很简单的，长按下面二维码，识别后加关注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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