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在“黄龙府”刘英柏先生的指引下,笔者开始收集北宋钱币,从《新订北宋符合泉志》(日本-小川浩)一书开始入手,历经千辛万苦,风风雨雨,迄今已有十三年。 自去年起,余筹划时间,准备写下点收藏心得,但两宋货币经济史之复杂,远超想象,故预计收集史料、整理图片、修订勘误,没有三到五年是完不成的。 在前辈何代水先生的建议下,把研究课题化整为零,局部解答,以“输入”“输出”来反复讨论验证,是一条更合适的路径。 于是,这里先尝试讨论第一个话题 :略谈两宋的钱荒、铜禁、钱禁 首先明确第一个结论: 即使整个宋朝的钱币铸造量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远超之前的汉唐以及后来的明清,但是宋朝出现“钱荒”的根本原因,却是货币供应严重不足。 货币供应不足的原因,在于货币使用范围扩大。 第一个方面是“赋役和官俸货币化”。 汉唐以来,官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大部分是以粮食等实物为主,金银、丝帛、铜钱(货币)为辅,允许部分运输不便的地区折纳上解。唐朝时期,江南地区成为整个帝国最主要的田赋来源,在这里征收的粮食实物,由官方组织徭役形式的人力运输至京师或指定地区,成为整个帝国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环。当朝廷支付官员俸禄时,则以粮食实物与货币搭配发放。 这里出现了问题,官方组织征收和运输,类似现在的国营企业,效率不高,常常出现运输成本高于运输货物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因管理不善出现运输延迟,导致京师缺粮而引起重大的社会问题。 于是,从唐朝晚期开始,直至北宋前期,官方逐步扩大了田赋徭役等货币化的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征收赋税时,优先收取便于运输的货币上缴,减少实物征收;与此同时,政府在发放各级官吏薪水时,增加货币比例,减少实物发放。当各级官员需要各类生活必须物资时,自己用货币去市场购买。 这样,原本由官方征收、运输、发放粮食等物资的流程(国营),通过赋役和官俸货币化,交由商人来组织购买、运输、出售(私营),提高了效率,同时又增加了政府的商税收入。 大概到北宋前期,在全国范围内赋役货币化已广泛实施,货币的使用范围大为扩展。 第二个方面是“军费货币化”。 从南北朝出现的“府兵制”,到盛唐时期达到成熟。“府兵制”下的军队,亦兵亦农,大体上自给自足,中央政府所承担的供给压力不算太大。但自唐玄宗天宝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历经五代至两宋,“府兵制”彻底被“募兵制”所取代。 宋朝“募兵制”下的军队,从各级将领到士兵,均需要中央政府支付军饷;而各种后勤物质,也由中央政府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调动商人来汇集和运输,军费货币化。所以整个两宋王朝,军费开支都是国家财政开支中的重中之重。 从这两个方面出现的大变革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代铜钱铸造量在每年10万~30万贯(足钱,1000枚为1贯),北宋真宗时期铜钱铸币量已稳定地达到每年100万贯 (省陌制,770枚为1贯)以上,但唐朝却没有出现严重的“钱荒”,而宋朝的“钱荒”则开始困扰着整个帝国。 由此为代表的“财政收支货币化”政策,促进了宋朝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的活动空间也得以扩展。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宋朝是对商人束缚相对较少的一段黄金时期。 同时,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导致货币的需求量几何级数地扩大,整个帝国的现有货币 (注: 汉唐旧钱足重前提下是可以流通的) 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即使北宋真宗咸平至景德年间,位于铜矿产区附近的四个主要造币厂: 饶州永平监、池州永丰监、江州广宁监、建州丰国监先后建立,全力生产,年产量达到100万贯以上,(注:此处暂不讨论四川铁钱货币区)“钱荒”的问题仍然存在。 为应对“钱荒”,出现了“铜禁”和“钱禁”政策。 官方立法的“铜禁”,其一,除极少数特殊情况以外,严禁使用铜器;其二,开采出来的原铜,禁止私人购买,只能由官方购买。实施“铜禁”目的是尽可能地让“铜”都用于生产钱币。 中国作为世界上相对教早熟练开采和冶炼“铜”的地区,在商周至秦汉时期,即广泛铸造青铜器,有酒器、食器、兵器、礼器等等。秦汉以后,铁质兵器取代铜质兵器;陶器逐渐占据了酒器和食器的位置;青铜礼器的铸造也逐渐没落,金属“铜”开始主要应用于铸币。隋唐时期,除了铸钱,铜镜和佛像是另外两个使用“铜”比较多的领域。历经唐武宗、后周世宗柴荣的两次毁佛铸钱,再到宋朝“铜禁”导致铜镜铸造的没落,整个国家的“铜”开始集中应用于铸币。 不过,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铜禁”政策使得“铜器”成为了奢侈品。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得铸造精巧的各类“铜器”有了强劲的消费群体--文人士大夫。这些处于统治阶层的消费者,“铜禁”对于他们而言不伤大雅。对于商人来说,铸造售卖“铜器”是违法行为,而且无法批量生产,必然物以稀为贵,使得“铜器”成为了奢侈的消费品。可是,商人不能合法购买原铜,于是将目光盯上了流通中的货币----铜钱,不也是铜么? 因此,偷熔铜钱以铸造奢侈品----铜器,可获利五倍至十倍,并非是原铜价值高于币值(原铜依法只能由官方定价收购用于铸钱),而是“铜禁”政策造成“铜器”成为供需失衡的特殊商品,使得民间私熔钱币铸器有利可图,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这里不得不提到王安石,他是整个两宋时期唯一一个力主废除“铜禁”的人。现在来看,王安石的这个观点有一定经济学的道理,有足够的远见和眼光。他认为: 1 放开“铜禁”中禁止使用铜器一条,甚至可以官方组织生产(类似国营企业),直接获取铸造铜器的利润; 2 放开“铜禁”中禁止商人购买原铜一条,允许他们购买原铜并用于铸造铜器出售(敞开原料供应)。 这样,铜器供应量扩大,价格自然下降,同时商人可以自由购买原铜,而私熔钱币属于“钱禁”仍然是违法行为,犯罪成本与风险收益不成比例,私熔钱币的问题也可得以解决。 当然,这里得提到一个背景,熙丰年间位于两广地区的铜矿大开采,原铜产量快速提升,也为王安石解除铜禁提供了前提条件。 不过,“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北宋陷入“党争”,“铜禁”政策仅在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短暂放开过,元佑以后即又恢复。 “钱禁”政策包括几个方面: 1 禁止私人铸钱,这个比较好理解,毕竟造假钱到哪都是犯法的; 2 禁止私熔铜钱,前面已提及; 3 禁止铜钱出境,这是因为铜作为金属,本身具有一定价值,铸造成为铜钱后便于交易,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类似于今日之美元),所以当时南洋、安南、日本、高丽、大理、辽、西夏等国家,都在使用宋朝所铸造的小平(当一)铜钱。宋朝货币供应量本来就不足,自然严禁铜钱出境,不过实施效果并不好,这也导致了后来宋朝几个特殊货币区的出现。 4 禁止铜钱储藏,这是因为当时没有现代银行这样的机构,可以将存款转贷出去,加速货币的流通。所以,豪族、富商积蓄的货币,大量窖藏起来,使得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加重了“钱荒”。不过,其实北宋皇帝的“封桩库”才是最大的窖藏……哎,便宜金人了。 总结: “钱荒”的出现,在于“财政收支货币化”导致货币供应严重不足。 “铜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金属“铜”尽可能地用于铸币,还是在于提高货币供应量。 “钱禁”政策的目的,是保证已有的货币量,不能减少,充分流通,且不能受伪币的侵扰。 后记: 这里为何先谈“钱荒”?是因为两宋货币中:第一次大铜钱(庆历、折二钱的起源)、第二次大铜钱(崇宁、折三钱的起源)、第三次大铜钱(大观大型、折十钱的起源)、陕西大铁钱、夹锡大铁钱、南宋纸币会子(以铜钱为记值)……这些货币的出现,都与“钱荒”有关,也是两宋不同货币区出现的原因之一。 微信订阅公众号:全名玩古玩 小编微信ID:xiaowenake长按可复制(每天推送最新古玩资讯) |
|